六月六：布依族的文化名片

有关布依族“六月六”的研究，以往大多是对其过程和内容的描述，有的是对其来源的探索，或者是分析其文化内涵。这些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对了解和认识布依族“六月六”乃至布依族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民族文化名片的视角来考察“六月六”，揭示其在布依族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分析其作为布依族文化名片的条件。

一、民族文化名片研究和确认的意义

所谓名片，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为了向对方表明姓名、身份、联系方式等而使用的写或印上相关信息的卡片。名片是一种表征物或符号，其中承载的信息会让人联想到其所代表的人本身。

文化名片，是一个借用的概念，指的应该是某一文化事象对于某群体、某民族的表征意义。可以说，文化名片是一个民族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事象。对于民族或某群体来说，如果某种文化事象具有了足够的表征作用，那么这种文化事象就可称之为该民族和群体的文化名片。当我们提到这样的文化事象，就自然想起创造、传承和享用这一文化事象的群体或民族。如提到“三月三”会自然而然联想到壮族、黎族，提到芦笙会联想到苗族，提到阿诗玛会联想到彝族，提到木卡姆会联想到维吾尔族，提到《格萨尔王传》会联想到藏族，提到鼓楼、风雨桥会联想到侗族，等等。相应的文化事象是这些民族的表征，也就成了这些民族的文化名片。

每个民族都有丰富多彩的文化，那么，什么样的文化事象才具备文化名片的条件呢？笔者认为至少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要具有独特性。独特性即个性，个性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同理，文化独特性或个性也是群体或民族间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

群体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可以指国家，可以指有着相同宗教信仰或政治信仰的人们，也可以指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甚至同一个文化中的亚文化群体，当然也可以指民族。而民族，在西方被称为“族群”，指具有相同文化特征的人们共同体。我国一般沿用苏联的民族概念，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们共同体。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民族都与文化有关，也就是说，民族是一个文化群体。世界上之所以存在不同民族，就是因为这些文化群体具有独特的文化。

但是我们对文化的独特性应有辩证的理解，不能绝对化，因为人类作为社会动物，不同民族间的相互接触和交往是一种常态，从而民族文化的相互传播和相互影响也是一种常态。因此，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既指“人无我有”这样的形态，也应包含那些虽然总体形态相似，但部分文化因素具有独特性的文化事象。

第二，一种文化事象要成为该群体的名片，还应当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这种文化在本群体本民族中为大多数人所传承、享用。只有在群体或民族中的大多数人中流行的文化，对这个群体或民族才具有足够代表性。

民族是文化群体，但是在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地区的人们居住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不同，历史际遇不同，这些都会对文化产生影响，导致文化发生变迁，形成同一民族中的亚文化或地方变体，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指的就是这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广泛流行的文化事象更具代表性，更适合作为整个群体的文化名片。

第三，一种文化事象要成为该群体或民族的名片，还应当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文化是民族的表征，但不一定每一个文化事象都能成为该民族的表征。在没有具体接触一个民族之前，人们对这个民族的认识，往往通过不同途径获得间接认识，从而形成“刻板印象”。这种间接得到的印象，都是文化传播的结果。而持续传播的结果就是使这种文化事象获得了较高知名度，从而成为人们认识和了解这个民族的“名片”。

最后，某种文化事象能否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名片，取决于其能否得到本民族大多数人的认同。然而，符合上述各项条件又覆盖整个民族的文化事象实际上是很少的。在这种情况下，本民族中没有流行这种文化事象的地区的人们对这一文化事象的认同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一种文化事象得不到本民族大多数人的认同，这样的“名片”就很难成立。

民族文化名片的研究和确认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使各民族文化的特征具有了实际的载体。各民族都有丰富多彩的文化，但只有其中一部分最具代表性，这类文化事象，在本民族本群体中的独特性与普遍性高度统一，并得到本民族本群体高度认同。因此，通过这些文化事象来认识、理解和把握各民族和群体文化的特征，是准确和可靠的。其次，有助于民族文化的有效保护。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形势下，各民族传统文化受到的冲击越来越猛烈，挑战越来越严峻，民族传统文化总体衰退的趋势似乎已不可逆转，但是文化多样性又是人类健康发展所必需，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成了我们这一代人不得不切实履行的一种历史使命。为了有效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必须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抓住一些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事象，集中力量全力加以保护，否则，保护的成效可能不尽如人意。再次，民族文化名片的确认还有助于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性战略是市场经济制胜的法宝。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发展本地区旅游和文化产业的宝贵资源。民族文化名片的确认和研究把各民族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文化事象推到世人面前，让人产生向往之情和探究的冲动，从而引发旅游行为。

二、关于布依族“六月六”的来源

对“六月六”来源的解释，布依族民间有多种传说。从学术理论角度进行探讨的主要有谷因先生和马启忠先生，他们分别进行过考证，一些人认为“六月六”起源于纪念大禹生日。传说虽然具有历史依据，但毕竟不是信史，只能作为旁证材料。由于“纪念大禹生日说”是建立在“夏越同源说”的基础之上，而夏越是否同源在学术界尚有争议，因此只能作为参考。要弄清楚布依族“六月六”的来源，还须进一步探讨。

“六月六”的得名，主要是因为节日时间为农历六月初六。其实，虽然很多布依族地区是在农历六月初六过节，但也有部分地区是在农历六月的第一个寅日、卯日、巳日、辰日、申日等，有的则于农历六月十六、二十六日过节。无论哪一天过节，用汉语都称为“六月六”。事实上很多布依族地区都将“六月六”称为“香若”[can¹rok⁷]或“将若”[tcan¹rok⁷]，意思是“六月节”。

汉文献中有关布依族“六月六”的记载较少，目前掌握的有清乾隆年间李吉昌所纂的《南笼府志·地理志》中对今安龙一带布依族“三月三”和“六月六”的记载：“以俗每岁三月初三宰猪、牛祭山，各寨分肉，男妇饮酒，食黄糯米饭，苗（指布依族）语以是日为‘更将’，犹汉语呼为过小年也。三、四日，各寨不通往来，误者罚之。六月六日，栽秧已毕，其宰祭分食如三月，然呼为‘更六’，兀汉语曰过六月六也。” ^[1] 《安顺府志》中也有类似记载：仲家“以六月六谓之‘过小年’。”

这些资料并没有对布依族“六月六”来源做出解释，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反映了布依族“六月六”的隆重程度，“六月六”被称为“过小年”；二是点出了“六月六”的时令是“栽秧已毕”，既然“栽秧已毕”，那么在秧苗返青到中耕期间就有一个间歇阶段，也就是农闲时段。在知识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都比较落后的古代，为了丰收，先民通常要举行祭祀活动和驱逐害虫的仪式。水稻种植这种时令特点使节日活动的举行在时间上得到保证。

有关节日的民间传说一般往往是以解释某一事物来历的面目出现的，因此我们在分析布依族“六月六”来源时，应该了解有关“六月六”的传说。

从民间传说看，现在所搜集到各地布依族有关“六月六”的传说，多是于“六月六”祭祀社神的。流传于紫云、贞丰、镇宁等县交界地带的《“六月六”节的来源》中说，布依族祖先盘古创造了种植水稻的技术，六月六是盘古谢世之日，后人为纪念盘古创造种植水稻方法的恩情，每年这一天便以各种形式祭祀盘古，遂相沿成俗。流传于兴义一带叙事长诗《六月六》中说，布依族聚居的暇学地方，有一年蝗灾蔓延，年轻夫妇得某得茂在太阳月亮派来的两匹白马的帮助下，率众开展灭蝗斗争，取得胜利后，夫妇二人骑白马上天成仙而去，这天刚好是六月六，此后每年这一天，人们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得某得茂夫妇和白马的仪式，形成风俗。流传于黔南平塘县一带的《天王石》中说，后生六六与月亮公主成婚后生下孩子名叫天王。六六和月亮公主斗败了残暴好色的国王后升天成仙去了。天王长大后也挫败了恶霸土司的种种阴谋诡计，他获胜升天时给人们留下了一块形如老翁的巨石，称为“天王石”。每年六月六，人们都要到天王石前举行祭祀祈福活动，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布依族过“六月六”时，要用鸡血、猪血染红各种小旗子，拿到田里去插。关于这种风俗，黔南一带的《天马吃庄稼》可解释其来源。从前有个大财主王幺公，讨了两个老婆，大老婆王大娘生了个儿子叫玉连，二老婆生了一个儿子叫暮连。暮连脑子比玉连灵活。王大娘怕将来暮连比玉连能干，家产落到暮连母子的手里去，几次设计欲加害暮连，但暮连最后不仅没有被害死，反而在战斗中立了功，当上了大将军。因想念母亲，战事平息后，暮连就告假回家探亲。到家后，发现母亲因被王大娘折磨，哭瞎了双眼。暮连把母亲安顿好以后，打扮成叫花子的样子来到王大娘家，被王大娘推出大门。过后，暮连穿上官服，骑着大马，随从敲锣打鼓，举着旗子，又来到王大娘家。王大娘知道暮连确实当了大官之后，又羞又恨，一头撞在石墙上死了。寨邻们见这个狠毒的王大娘死了，都拍手称快，抬来许多柴草，把她的尸体烧了。烧成黑灰后，风一吹，就变成了黑麻麻的“天马”（即蝗虫），扑进田地里吃庄稼。没几天，好端端的庄稼就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暮连想到王大娘见到自己穿官服、举旗帜就撞石而死，说明她害怕这些东西，于是就叫随从们打着旗子到田地里去转。果然“天马”全飞走了。从那以后，人们就用鸡血、猪血染红各种小旗子插在田地里，吓“天马”，此后相沿成俗。

这些传说的故事情节截然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与稻作文化有关。纪念盘古，是因为他发明了水稻栽培技术；纪念得某得茂夫妇，是因为他们消灭蝗虫有功；到天王石前祭祀，是希望五谷丰登；《天马吃庄稼》则把一个凄婉的家庭悲情故事与“六月六”在田坝中插白纸旗的习俗联系起来，把“天马”说成是歹毒的王大娘变的，可见蝗虫同样遭人痛恨。而这种情感本身，就充分体现了人们对减少虫害、水稻丰产的期盼。

要准确揭示布依族“六月六”的来源，还需要结合节日的主要内容进行。在布依族“六月六”中，与汉族和土家族相同的“晒衣”习俗只流行于黔南部分地区，各地比较普遍的内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祭山神、社（寨）神

这是多数地区布依族“六月六”共有的内容。山神和社神在布依族信仰中，都是村寨保护神。“六月六”举行祭祀仪式，意在祈求人畜平安、五谷丰登。在贞丰一带，祭山神当日还有“躲山”习俗，人们带上节日食品，到村寨附近的场地“六月场”集中，老年人聊天，青年人对歌，少年则嬉戏游乐。下午，以户为单位或几户集中吃花米饭、粽子、鸡肉，男人则喝酒。祭山神完毕，放炮为号，各户才回家，分用来祭山神的牛肉煮食。躲山表面看来是为了不让人们在村寨里弄出声响，以免惊动山神，而深层原因则是人们借节日进行集会，开展社交，以增进团结，加强民族凝聚力。

（二）祭田神、水口神

即到田坝中或田埂出水口处举行祭祀仪式。这也是多数地区共有的节日内容。祭祀活动大多为各家各户独自进行，也有一些地区集体进行祭祀。

（三）祭“虫王”、驱虫、赶旱魔涝魔

大多数地区，“六月六”在田埂边或田埂出水口处杀鸡祭祀后，用鸡血淋在预先做好的纸旗上，插在田中，意在驱虫。龙里、贵定一带则要举行祭祀“虫王”的仪式。在镇宁布依族第三土语区的一些村寨，要举行“扫田坝”仪式。

无论是祭田神、水口神还是祭“虫王”、驱虫和赶旱魔，都与水稻种植有关。祭田神是祈求稻谷丰收，祭水口神是祈求神灵不让肥水外流，同样是为了稻谷丰收。而祭“虫王”和驱虫，反映了古人在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对害虫的无奈，只能同时采取讨好和强硬两种办法，软硬兼施，期望战胜虫灾，保证丰收。水稻栽培离不开水，干旱对水稻生长危害甚大，为了保证插秧后不受旱灾危害，于是布依族先民举行驱旱魔仪式，相沿成习。

（四）社交和娱乐

这是各地布依族“六月六”重要的内容之一。社交包括“躲山”时村寨范围内村民之间的交往、拜年时亲戚之间的交往，节日集会时各地社会成员的交往和青年男女之间的交往。娱乐形式也多种多样，青年男女的对歌是主要形式之一。平塘县清水一带、惠水县董朗河畔、长顺县古羊一带以及紫云的“六月场”，都是历史悠久、在布依族中十分著名的几大“六月六”节日集会地点，届时往往有上万乃至数万人云集到这些地方，场面十分壮观。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顺市部分地区，节日期间青少年还汇集在水边，用竹制的水枪互相射击，表示驱逐邪气，祈求吉祥，此外还会举行荡秋千、踢毽等体育和娱乐活动。

（五）节日饮食

主要是吃粽子（三角粽），黔西南、安顺等地很多地区吃五色花米饭，有的地区则吃狗肉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布依族“六月六”起源于稻作农耕，是布依族进入农耕时期以后，为了保证农业收成，在农闲时期，举行祭祀神灵和驱逐虫灾的活动。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吸收了汉族的部分节日文化元素，形成了目前内容丰富的节日文化形态。

三、六月六作为布依族文化名片的条件分析

“六月六”能否担当布依族文化名片，要根据“独特性”“普遍性”“知名度和认同度”原则，将布依族“六月六”和其他民族相同名称节日进行比较，还应当将“六月六”和布依族文化中的其他事象进行比较。

（一）布依族“六月六”与其他民族“六月六”的比较

从目前情况看，国内有汉族、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等民族过“六月六”。这里我们将布依族和其他民族的“六月六”做一个比较。

首先，从流行范围看，布依族六月六节日习俗几乎流行于全民族中。调查结果显示，贵州布依族除罗甸部分乡镇以及其他杂散居地区布依族外，其余地区布依族都过“六月六”。土家族“六月六”流行于湘西、鄂西和贵州东部部分地区，苗族“六月六”主要流行于湘西和贵州省松桃一带，侗族、瑶族等民族的“六月六”也只流行于局部地区，范围很小。从文献资料看，古代汉族“六月六”流行比较广泛，仅贵州清代各地地方志中，就可看到很多关于汉族过“六月六”的内容。但是，近代以来，汉族“六月六”已逐渐式微，今天贵州境内基本上看不到汉族过“六月六”了。从全国范围看，汉族“六月六”也呈衰退趋势。2004年8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民俗大系》丛书中，只有河北、河南、江苏、湖北、湖南、天津、江西几个省的卷本记载了有关汉族“六月六”的节日情况。

其次，从节日内容看，布依族“六月六”与其他民族相比较，有自己的独特性。

“六月六”作为汉族古代节日之一，主要内容是“洗晒”“晾经”，一些地区也有“天贶节”“回娘家节”“虫王节”“禾苗节”等称谓。

土家族“六月六”主要节日内容是晒衣物。苗族“六月六”是一个纪念性节日。传说苗族英雄天灵，经过三年苦练，一箭可射到京城皇帝的宝座上。他功夫到家那天，为养精蓄锐，早早就睡了，嘱咐母亲鸡叫头遍时就叫醒他。谁知老母半夜后簸米，不经意拍响簸具，啪啪声引起鸡叫，天灵听见鸡叫后急忙爬上将军山（此山在贵州松桃、铜仁、湖南凤凰的交界处大兴尖坡），弯弓对准京城方向就射。箭射中了皇帝的宝座，但皇帝尚未登殿。天灵因此被害，据说他被害这天是六月六日。于是，每逢此日，苗胞便云集于将军山下，吹唢呐、唱苗歌、跳鼓舞，祭奠先烈，祈祷万事吉祥、幸福安康。侗族“六月六”主要流行于榕江、黎平、从江、天柱等地。在侗族中，“六月六”和“四月八”一样，主要内容是祭牛，被称为“祭牛节”。瑶族中，“六月六”主要流行于广西桂林、龙胜等地，内容分别为“尝新”和“晒衣”。

布依族“六月六”与其他民族比较，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比如节日时间不统一，节日期间要祭山神、水口神，节日吃五色花米饭、粽子、狗肉，以及节日活动中有对歌、打水枪等项目，这些都是独具特色的。布依族六月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具有浓厚的稻作农耕文化色彩。在时令上，“六月六”正好处于插秧和稻田中耕的间歇时期，对于长期从事稻作农耕的布依族来说，这时正是农闲时节。人们利用水稻耕作过程中这一间歇，祭祀山神、田神和水神等活动以及举行驱虫活动，祈求丰收。布依族“六月六”中饮食习俗和水边娱乐活动也与布依族的经济文化类型是吻合的，说明它是布依族的传统节日。

再次，从“六月六”在民族文化总体中的地位看，布依族“六月六”也具有特殊重要性。汉族节日中，春节、清明、端午和中元节等都属于大节，尤其是春节，更是隆重。相比之下，“六月六”在汉族中只是一个小节日，其余民族的“六月六”在本民族节日中也算不上是大节日，但布依族“六月六”在布依族文化中的地位却不同寻常。绝大部分地区布依族都把“六月六”视为“小年”，十分重视，其隆重程度仅次于春节，这从清代一些地方志的记载也可看出。和春节一样，“六月六”也要到外家拜年。由于“六月六”在布依族中的普遍性、重要性和特殊地位，1980年国家民委正式认定“六月六”为布依族传统节日。一些自治地方，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等，通过立法，认定“六月六”为布依族传统节日，届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职工放假一天。

（二）布依族“六月六”与本民族其他文化事象的比较

“六月六”是节日，而一个民族的文化事象则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以及行为文化各个方面。不同类别的文化事象本来是不能进行简单比较的，这里只就“六月六”与本民族其他文化事象在“独特性”“普遍性”和“知名度和认同度”方面的异同及三者的契合程度做一个比较。

就独特性而言，布依族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化事象是非常多的，但其普遍性和知名度、认同度都没有“六月六”高。比如乐器方面的姊妹箫、勒友、笔管等，从形制到吹奏都具有独特性，但流行面较窄，笔管仅流行于荔波一带，很多地方布依族群众根本不知道这几种乐器，所以也就说不上认同。信仰文化方面有册亨一带流行的“哑面”傩和荔波一带流行的“做祧”仪式，民间美术方面有贵阳乌当区的簸箕画、惠水一带的“灵堂画”，等等，也是布依族中独有的，但流行面太窄。此类具备独特性，而普遍性和知名度、认同度较低的文化事象很多，很显然，这类文化事象并不具备作为布依族的文化名片的条件。

从普遍性来看，布依族中也有很多流行面非常广的文化事象，比如春节，是覆盖了全民族的节日。布依族春节也有自身特点，比如把整个正月都作为节期（布依语称正月为ndianl xiangl，直译为汉语就是“过节之月”或“节月”），分三个阶段进行，即除夕和月初的祭祀和拜年、正月十五的祭祀和为祖坟亮灯以及月末“了年”（表示节期结束）祭祀。但是，由于春节是我国56个民族中大多数民族甚至是东南亚很多民族的共同节日，布依族春节所具有的独特性已被淹没于各民族春节的共性之中，因此，把春节作为布依族文化名片显然不合适。布依族过三月三也很普遍，其普遍程度并不低于“六月六”，但布依族三月三远远不及壮族和黎族。布依族中铜鼓流传也很广泛，而且有关铜鼓的传说故事、铜鼓调、演奏等方面也有自身特点，但是铜鼓在云南、贵州、广西乃至东南亚很多民族中都流行，显然，把铜鼓作为布依族文化名片也不合适。布依族摩文化流传也很广，除了部分地区受外来宗教影响，改信天主教或道教、佛教而外，大多数地区都信仰摩教，但是摩文化在外界的知名度不及“六月六”，很多人不知道布依族摩文化为何物。显然，将其作为布依族文化名片也不够理想。这类流传面广又具有一定独特性的文化事象还有很多，如“囊哨”、对歌、吹唢呐等，但综合条件都没有“六月六”好。

（三）将“六月六”作为布依族文化名片的原因

通过上述比较，笔者认为“六月六”之所以能成为布依族的文化名片，有以下原因：

首先，布依族“六月六”具有自身独特性。如前所述，我国目前有汉、土家、苗、侗、瑶等民族的局部地区过“六月六”，布依族“六月六”有一些节日文化因素与这些民族有相似之处，比如部分布依族地区“六月六”要翻晒衣物等，就与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相同。但布依族六月六祭水口神、山神，节日饮食中的吃狗肉、吃五色花米饭、吃粽子以及节日活动中对歌、打水枪等，都是独具特色的风俗。现在的“六月六”是在本民族节日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汉族部分节日文化因素形成的，既吸收了其他民族文化因素，又保持了自身独特性，正因为有了这些独特性，使布依族“六月六”与其他民族“六月六”有了质的区别。

其次，“六月六”在布依族中具有普遍性。与其他民族的“六月六”只流行于局部地区不同，布依族“六月六”流行于布依族绝大部分地区。尽管各地过节时间不尽相同，过节内容和形式也有一定差异，侧重点各不一样，但各地节日中体现出来的稻作农耕特点也很明显，每个地方都过得很隆重。

再次，布依族“六月六”有很高知名度。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央民族学院布依族师生、干部每年“六月六”的都要聚会，欢度传统佳节，“六月六”是布依族传统节日这一事实早已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识和接受。1981年国家民委正式认定“六月六”为布依族传统节日后，从惠水举办董朗桥“六月六”歌节开始，陆续出现了由地方政府组织“六月六”节日活动的新的节日模式。比如贵阳、贞丰、六盘水等地都举办过大型“六月六”布依族风情节活动。政府举办传统节日活动，旨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每次都有众多媒体进行宣传报道，因而布依族“六月六”知名度越来越高。

最后，“六月六”在布依族中具有很高的认同度。笔者在调查过程中，通过列举方式让被调查者比较和选择，几乎都认为“六月六”最适合担当布依族文化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