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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化与仫佬族民族文化的形成
所属图书：《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史》 出版日期：2018-04-01 文章字数：1635字

三 汉文化与仫佬族民族文化的形成

仫佬族在长达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在省内有过范围较大的迁徙活动，这当中与汉族的交往最为复杂，受汉文化的影响较深。文化的融合总是伴随着冲突与交流。纵观仫佬族的民族文化就包含有大量汉文化因子。仫佬族由于人口少，力量弱，在面对代表着中央政权的汉族势力时，总是采取回避的态度。所以仫佬族民间流行着诸如这样的谚语“仫佬不怕苦，就怕官家来动武”、“见官莫上前，做客莫在后”，体现了被统治民族的无奈心情。在与汉族的关系中，要分为两个层面来考察，一个层面是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另一个是与汉族群众的民间交往互动关系。对于汉族、汉文化所代表的中央政权，仫佬族处于弱势的地位，其居住地又属于中央王朝不断加深集权统治的区域，权力总是伴随着镇压与反抗的交替斗争而逐渐深入的。

另一方面，当和平取代战争后，仫、汉两族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却表现为相互学习、相互融合，仫佬族深受汉文化影响，其影响力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这才是仫汉关系的重要部分。首先，仫汉通婚，大量汉文化因子被引入到仫佬族家庭中，诸如使用汉姓，按字辈排族人辈分；使用汉语言，在家庭中确立汉文化体系的封建伦理道德观、价值观等。

其次，文化及生活习俗方面的改革。文化上最为突出的是儒学兴起、设立学校，而仫佬族在接受汉文化教育及送子弟读书方面是比较主动和积极的，史籍多有记载。这些仫佬族子弟在学校读诗诵经，学习和掌握汉文化，也有个别人参加科举考试获得了功名，但大部分回到乡间开办私塾、乡学，招收大量的仫佬族子弟学习儒家经典以开教化，使得汉文化在仫佬社区得以广泛传播，汉语也以这样的方式得以推广，同时也由于汉族人口融入仫佬族家庭、仫佬族与汉族在经商等过程中的需要，也使得汉语的使用越来越频繁，很多仫佬族群众不再将本民族语言作为唯一的语言工具而大量使用汉语，因而在明中期便“颇通汉话”，是贵州较早使用汉语的少数民族之一，这也是现今仫佬语消失的原因。在习俗方面，明中期的嘉靖《贵州通志卷三·风俗》载：“旧志：木佬……颇通汉语，衣楮皮，制同汉人，妇人服短衣……”这表明在穿着方面，仫佬族在明中期便“制同汉人”，本民族的服饰已开始变化，这与他们在文化上与汉人趋同有关，在各方面逐渐调整自己的文化结构，接受汉装以及汉族的生活方式。

第三，仫佬族在居住、饮食等方面也与汉族基本相同。其建筑形式是一明两暗的汉式房屋，房子直接修于地面或以条石先砌台基，人畜分离。房前留有院坝作晾晒和休息之用，院内喜栽各种花草以做装饰，屋内设置与汉族相同。堂屋正面为供有“天地君亲师”牌位的神道，为保持堂屋的神圣，其门槛极高，约为60厘米，一般不易跨入，通常都从旁边屋子的门辗转进入，为防家畜、家禽乱撞乱飞进入堂屋，堂屋大门上还设有腰门。房屋的门窗上贴有大量的楹联，除表示吉庆丰收外，有些人家还用此表明其姓氏和郡望，这些都是典型的汉式房屋的特点。饮食上，仫佬族群众也是以煎、炸、炒为主，与当地其他少数民族多为煮食不同，与汉族在饮食习惯和烹饪方式上基本一致。

第四，生产技术的提高。与汉人相处日久，仫佬族在农业生产上学会了汉人先进的生产技术，在良种推广、牛耕、兴修水利、农时掌握、田间管理等方面都有提高。由于汉人中有大批工匠，矿业和手工业也随之在仫佬族地区兴起，到嘉靖年间，便有了木佬“专以铲铁为生，善造长刀、镖镞”的记载。时至今日，他们打制的刀具及铁制农具仍为当地各族群众所喜爱。同时，由于汉人中有一定数量的商人，商品经济也不断渗入仫佬族地区。明朝时，有大量的湖南商人将盐、布匹等商品用船运进仫佬族居住的都匀、下司、凯里、重安江等码头，再从这些地方将当地物产，诸如药材、皮革、木材等山货运往湖广等地，在这样的环境下，仫佬族也逐渐成为商品交易的活跃参与者，其经济模式呈现多样性。

可见，从精神文明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汉文化对仫佬族都影响至深，这不能不说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例子，这种融合是当今仫佬族群众民族特征不甚鲜明的原因，其文化特征也仅保留在一些特殊的节日中。

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