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仫佬族渊源
所属图书:《贵州世居少数民族文化史》 出版日期:2018-04-01 文章字数:6822字

一 仫佬族渊源

仫佬族作为较早在贵州高原上开荒拓土的民族之一,有着悠久的文化,但随着历史的变迁,她所固有的一些传统文化特征逐渐被新的文化特征所覆盖,同时,在与其他民族的长期共存中,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形态,共同成为极具特色的地方文化。由于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现在仫佬族在生产生活各方面所保留的传统文化特征已不十分明显,只是在一些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事象中才能一窥其貌。20世纪90年代随着民族身份的确定(木佬人认同为仫佬族),对本民族文化的再认识,已成为仫佬族群众民族认同的迫切需要,以期在文化认同的心理过程中获得民族自信心。

(一)族源族称

1.濮僚后裔

仫佬族是贵州一个古老的民族,长久以来,一直以“木佬人”见称于世。从汉文献记载来看,木佬人主要居住在贵州与广西两省(区)境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广西的木佬人于1952年被国家认定为“仫佬族”,而贵州的木佬人直到1993年2月才被贵州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认定为“仫佬族”。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国仫佬族总人口为20.74万人。

仫佬族先民属于一直生活在我国西南部的古老族群——百濮族群。商、周至两汉时期,濮人是南方的主要族群,其生活范围东起今江汉平原,西迄今滇、黔、川西南地区。据《尚书·牧誓》记载,他们曾经参与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居住在今川、滇、黔桂一带的濮人,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部分率先进入阶级社会,在今贵州中部、西部、滇东、川西、桂西北地区分别建立了夜郎、且兰、滇、句町、漏卧、邛都等地方奴隶制政权。但随着西汉王朝对西南的大力经营,除句町外这些地方政权逐一被削弱以致灭亡,濮人的势力受到重大打击。西汉末年,王莽篡权后,又对以句町为代表的濮人集团发动了长达数年的大规模征讨。在这次反对王莽进行民族压迫与歧视的斗争中,濮人遭到了严重打击,损失惨重,濮人的历史发展进程受到阻碍,其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势力也局限于今贵州中、西部地区,仅有个别大姓的势力存在,濮人丧失了对整个西南地区的支配权。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濮人更是势微,他们被分割成若干彼此互不相连的地区势力,不得不依附于中央王朝或其他地方民族统治者以求自保,濮人由统治地位逐渐沦为受人支配的地位。

与此同时,原分布于贵州以南两广地区的百越民族由于西汉时期中央王朝对南越国的征讨,为避战祸向北迁移逐渐进入贵州与广西交界之地,他们与原来居住在这一带地区的濮人错居杂处、相互融合,经济、文化生活渐为接近,以致在魏晋时期的汉文献中将他们统称为“僚人”。在这个时期的汉文献中,经常濮僚连用或是互称,濮虽又被称为僚,但这只是统治者对濮、越民族的泛称。应该说此时的僚人中包括了濮人,但濮人并不能完全代表僚人。从《华阳国志》《水经注·郁水》《后汉书》等古文献的记载分析,也说明了这一点,因而可以认定濮、僚是今川、滇、黔地区濮人称谓的前后变化。

濮、越本是不同的古代族群,秦汉以前区别是很明显的,但在魏晋时期,由于濮人势力衰落,越人北上,与当地濮人日益接近,故而统治者将二者统称或泛称,“僚”这一称呼也为仫佬族往后的称谓打下了基础。仫佬族先民和贵州的另一个古老民族仡佬族一样,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演变,依然保留着古濮人的文化特征——打牙、折齿、椎髻、编发、着桶裙等习俗。对于这两个渊源相同的民族,在明代还有这样的记录,说明二者有很多相同之处。明代田汝成在他的《行边纪闻·蛮夷》中记载,“木佬,其俗与仡佬略同。掘地为炉,厝火环卧,不施被席,以牛衣籍之。死则男女群家侻尸而痤之,云为死者避压也。”因而,可以说仫佬族是濮僚后裔,他们是定居贵州高原较早的民族。

2.族称演变

贵州仫佬族的称谓有自称和他称,在汉文献中出现得最多的是“木佬”这一称谓,与其相邻的苗族称其为“卡别”,畲族和瑶族称其为“卡”,惠水苗语次方言区的苗族群众称其为“卡”。而他们的自称也因方言区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清平(今凯里)方言区的仫佬族自称为“类窝”,汉族称之为“红头木佬”;麻江方言区的仫佬则自称为“嘎窝”,汉族称之为“白头木佬”。之所以有这样的汉语称谓,是因为古代木佬妇女头上都搭有一块头巾作饰物,两地的妇女所用头巾颜色有些差别而形成了这样的称谓。据光绪年间修的《重刊清平县志》和民国撰的《清平县志》,“木佬……用青布巾搭头巾,头绣红绒卉,仍旋绕缀红绒四道”。这是红头木佬的由来。而白头木佬则是因为妇女头上所用的头巾是“白底、绣青、蓝花图案”而得名。

如前所述,魏晋时期包括仫佬族先民在内的多个民族统称为濮僚,但以后“濮”的称谓逐渐消失了。“木佬”的称谓最早是出现于元代的史书中,元以前的文献中对这一人们共同体少有提及。晋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有“木弭夷,莫靡、屈头”的记载;《水经温水注》又说,南盘江“山水之间并是木耳夷居”。上述记载中的木耳之“耳”,似为木佬之“佬”字的同音异写;木弭之“弭”字,形讹为耳,实为一个民族。可以推测木耳和木弭即为木佬的先民,而木佬这一人们共同体早在距今1600多年的东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清代罗绕典在《黔南职方纪略》卷九中写道:“晋代邛笮间有山僚,盖即武王髦人也,其种蔓延于今之黔粤,诸蛮种多役属之,遂名其役属之蛮为濮,其僚人则谓之主僚。其僚讹为仡僚,濮僚讹为木佬。”这段记载更是将木佬与濮僚联系起来,“佬”从“僚”演化而来。《开阳县志稿》载:“晋代邛笮间有山僚……其种蔓延于今之黔粤,分为仡佬、木佬、仡当、仡兜诸部。”这些记载都印证了晋代川、黔、粤诸省已有木佬人居住的历史事实。

“木佬”最早见于元初的史书中,元《经世大典·招捕总录》记载:“元贞二年五月(1297),宋氏复令平浪巡检欧阳濯龙与其大洞李巴林、竹笏等卒(率)木佬六十余人,劫平珠蛮官足万金、婆南大岩栅。”《招捕总录·宋隆济》又载:“大德六年正月(1302),官军以隆济九次攻围贵州,粮尽退还,贼邀于花猫,牛场二箐及长脚木佬,截万溪山沙木南箐、铁门关、沙树苗北箐,杀伤甚众,掠去行装文卷,江头、江尾、和泥等二十四岩。龙冯蹄一十八村皆叛。”《新元史·宋隆济传》载:“宋隆济,雍真葛蛮土官也。大德五年(1301年)叛……六月隆济构木楼等族作乱。”《新元史·地理志》载:“大德七年……宋阿重……以其叔隆济叛,上书宜深入乌撒、乌蒙至水东招木楼苗,擒隆济以献。”上述元初关于宋隆济所领导的各族起义中,就有木佬的记载,其中关于“木楼”的记载当是对“木佬”的异写。明、清两代,对木佬的记载就更加丰富了,这更加说明元、明、清三代,木佬作为单一民族而存在的事实。明代弘治年间的《贵州图经新志》记载:“镇远府境内夷民,种类不一,其居山野者,曰洞人、曰杨黄、曰仡僚、曰仡头、曰沐僚、曰生苗、曰熟苗。”同书都匀府《风俗篇》称:“都匀诸夷,据险不庭,俗甚恶陋。其曰黑苗、曰仲家、曰木僚、曰仡僚者,性皆凶犷,累为边患。”正德二年(1507年),王守仁《月潭寺公馆记》载:“兴隆偏桥之间……凡苗、夷、革、木之种,连属而居者。”《明一统志》载:“麻哈(今麻江)长官司,元为仡僚寨;乐平(今麻江乐平)长官司,元为木佬寨。”清乾隆十四年,《黔南识略》并列记载:石阡府四种民族,黄平州七种民族,平越州五种民族,麻哈州五种民族,清平县四种民族中,均有木佬的记载。元、明、清三代贵州的相关史书中提到这一民族时有多种称谓,如“木摇”“木老”“木楼”“木僚”“木娄苗”“沐僚”,虽然写法不一,但可以认定他们指的是同一民族,只是由于当时没有统一的官方称谓和书写方式而导致了这样的局面。

根据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仫佬族简史》载:“在广西,‘仫佬’族称之出现,最初见于清嘉庆年间修《广西通志》转引《粤西丛载》论述明成化年间,封建统治者强迫仫佬人改装的一段记载之中,‘天河獠在县东,又名姆佬’……接着在后者编修的地方志书中陆续有所记载,只是在用字上,有‘木佬’‘木娄’等同音异写而已。”这清楚地表明,广西仫佬族与贵州仫佬族的族称演变过程基本一致,都由“木僚”“姆佬”“木佬”等逐步演化而来,只是记录这一族称的时间比贵州要晚一些年代。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河池地区民族概况》中写道:“现90岁高龄,侨居美国的徐松石先生在四十年代所著《粤江流域人民史》一书中说,仫佬名称源于汉代设置的毋敛县(今贵州独山、荔波一带),仫佬的自称和壮称,与‘毋敛’读音大致相同。”这也当是“木佬”称谓由来的一种说法,以居住地来冠名某一族群的方式在古代是常有的,因“僚”是当时很多民族的统称,以地名来称呼某个民族是很正常也是便于区别的方法,诸如“南平僚”“琰州僚”“明州山僚”等,这可能是晋代至南北朝时期,仫佬族祖先向贵州中南部都匀附近及沿江向广西境内迁移之后,当地的群众及统治者根据他们的所属地来对他们进行称呼,“毋敛僚”当是这一历史时期的称谓,进而发展为“毋僚”“姆僚”等,至唐宋时已被称为“木僚”。

仫佬族这一称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进行民族识别时,对广西木佬人予以认定后确定的,是建立在各民族平等的原则下而确立的,取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各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性和侮辱性的称呼和称谓,根据当时这一人们共同体所报的“木佬人”这一称谓而创造出“仫”这个字取代“木”字,显示出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尊重。

由此可见,仫佬族的称谓从古至今有着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如果从东晋算起,至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如从元初算起,也有700余年的历史。

(二)单一民族的形成及认定

1.单一民族的形成

魏晋以后,仫佬族开始了单一民族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这一族群在贵州省内的迁徙中完成的。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百越、氐羌、苗瑶等三大族系民族陆续进入贵州境内,贵州成为四大族系的交汇地,原本生活在此的濮人由于遭到中央王朝的打击而势力衰微,自觉而本能地朝着其他族群势力较弱的边缘地带移动,于是其生存空间被压缩到了今黔中到黔北一线的狭长地带内,这与今天贵州境内各民族的分布情况大致相同。

唐宋时期是各单一民族形成的时期,西南各民族经过魏晋以来的大流动、大迁徙与大分化,贵州各族进入一个相对平静安稳的发展阶段。各民族的发展与当时中央王朝在贵州的统治方式密不可分,贵州当时的政治格局也较复杂,经制州、羁縻州、藩国同时并存。仫佬族先民生活的地区是羁縻州,即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官,列为州县,并通过土官进行间接统治的地区。唐初羁縻州邦州建立,其治所大约在今都匀西面的邦水,它正好是仫佬族先民居住最为集中的地方。仫佬族在此地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人口增长较快。

根据元、明、清三朝的记载,木佬人经过唐宋以来的发展,由于人口增长的因素,其分布以都匀为中心,沿清水江、重安江等河流逐渐蔓延开去,除了都匀、凯里等地而外,还居住在现今水城、荔波、玉屏、镇远、长顺、余庆等地,居住区域比现在的仫佬族居住区域大得多。清中期以后,仫佬族居住的区域普遍实行了改土归流的政治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封建政权进一步深入贵州腹地,一改元以来以土官统治为主的局面,黔南、黔东南地区不再是“化外”之地。为了顺利实施政治改革,军事控制伴随而至,这直接导致了民族关系的恶化,迫使少数民族奋起反抗。各地仫佬族群众为了自身利益有参加到各民族起义队伍中的,也有少数被官军利用,参与官军剿灭起义军的。但不管怎样,在这场斗争中,仫佬族由于自古以来一直处于被统治地位,并无具有地区影响的政治势力,因而在政治斗争中总是处于被动,大多数仫佬族村寨被攻陷或毁于战火,仫佬族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摧毁,也导致其社会发展进程滞后,许多原本已向外拓展的仫佬族人不得不又回到黔中腹地,希望通过凝聚族人力量获得生存。因而从清中晚期以后,仫佬族的分布不再呈现从黔中向外的辐射,而是向内收缩,渐又回到黔中的聚居地,并逐渐固定下来,形成与今天大致相同的分布格局。

唐、宋时期的休养生息,使仫佬族族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于是他们在元、明时期开始了向外拓展,足迹遍布省内各地,各地区都有他们开拓的痕迹,直至清中叶。后来,这种向外拓展的势头没能继续下去,相反地,为了获得生存,他们又陆续返回曾经的迁出地,最终在黔中地区形成稳定的聚居区。仫佬族的这种生活状态与其民族性格有关,由于这个民族的先民长期处于被统治地位,其反抗能力相对较弱,面对外来民族的强势时,他们较多采取避让的态度,而黔中地区是各大族系民族势力相对薄弱之地,他们在这一地区生活相对安定。因而在全省范围内留下大量有关木佬的地名后,他们又回到了当初的迁出地。仫佬族人也在这样的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为单一民族。

2.单一民族的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于1951年12月编印的《中国少数民族简表(补充本)》一书中说:“木佬分布在贵州平越、炉山、黄平、麻江、贵定、瓮安、都匀等县境内;广西罗城县也有木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93年的40多年间,在多种文字及口头传记中贵州仫佬族一直被称作“木佬人”,作为少数民族中的待识别的人们共同体,享受少数民族的政策待遇,经济文化上给予帮助和扶持,使得贵州仫佬族在生活条件和文化事业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直关心和重视“木佬人”的族属问题。1980年至1992年,由木佬人代表及省民委负责同志组成的民族识别考察队,多次赴省内外进行考察研究,1992年6月邀请部分专家学者、民族工作者、木佬人代表、黔东南和黔南两自治州民委及有关县(市)政府的领导同志52人在凯里召开“木佬人民族成分认定座谈会”。会议听取了木佬人考察团赴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考察仫佬族的情况报告和省内安顺地区镇宁、普定等地对仡佬族考察的报告以及对木佬人聚居地区黔东南、黔南有关县(市)考察情况的汇报。据当时的会议纪要,大家认为:“从历史记载和区域情况看,贵州的木佬人和仫佬族确属同一民族,族源相同,史载称谓一致,居域相连,心理素质、风俗习惯基本相同,把木佬人认定为仫佬族,将‘木佬’的‘木’字改为‘仫’字,这是木佬人的意愿,并有充分的科学依据。”

最后由黔南、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向贵州省人民政府提交了《关于木佬人认定为仫佬族的报告》,经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研究,于1993年2月以黔府函(1993)13、14号文件对黔东南、黔南自治州的报告进行了批复,同意将木佬人认定为仫佬族。1993年6月15日,来自黔南、黔东南州的两百多名仫佬族同胞聚集凯里,参加“木佬人认定仫佬族庆祝大会”。并把每年的6月15日作为贵州省仫佬族的“认定节”,以示纪念。此后,每年的这一天在凯里平良、麻江基东等地都举办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其他纪念活动。木佬人的族属问题解决后,各地一些原来因种种原因错将民族成分报为其他民族成分的仫佬族同胞,陆续恢复了仫佬族的民族成分。至1993年民族成分认定时,全省黔东南、黔南两州共有木佬人27224人,其中黔东南州所辖麻江县有14193人,凯里市6731人,黄平县1800人;黔南州所辖福泉县有4500人。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贵州约有5万仫佬族人口。

(三)民族人口分布状况

贵州仫佬族的分布有两个特点,一是聚居于麻江县宣威镇的基东片区、凯里市大风洞乡平良片区和麻江县下司镇的瓮港片区,麻江、凯里、黄平三县(市),占了仫佬族人口的近90%,在这些聚居地,仫佬族有多达一百多户至几百户的村寨;二是零星分布于黔南地区的都匀、瓮安、平塘、福泉、独山、贵定等地。除麻江、凯里、黄平外,其他县市的仫佬族人口分布,与工作及婚姻等原因相关。

麻江县基东片区指宣威镇与龙山乡毗邻的村寨,基东是仫佬族大寨的总称,包括了宣威镇的基东村、瓮袍村、瓮偿村、安鹅村、琅琊村和中寨村以及龙山乡的复兴村,方圆有近100平方千米的范围,与汉、苗、畲、瑶等民族同胞杂居。这里村寨密度很高,寨寨相连,主要住着文、金、李、罗、吴、朱、陈等姓的仫佬族人口,约2000户,是目前仫佬族分布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区域。第二个聚居区是凯里市大风洞平良片区,它包括凯里市大风洞乡的都力、都兰、都蓬、榜河、重拜、老君、荣锋等村和炉山镇的白腊、后坝、中寨、洛棉等村以及黄平县崇仁乡的新华、茶山等村寨和福泉市陆坪镇的高石、地松、水落洞、兴隆乡的兴隆等,方圆亦有100多平方千米,与苗、汉等民族杂居,主要姓氏有罗、黎、王、金、石等,约有1700户,仫佬族人口比例非常高,是面积与人口都有相当规模的聚居区。第三个聚居区是麻江县下司镇的瓮港片区,沿清水江两岸,主要包括下司镇的瓮港村、大坡村、德兴村、龙里村、迴龙村和该县碧波乡新牌村枧冲以及福泉市兴隆乡,方圆也有100平方千米左右,与汉、苗、畲等民族杂居,主要姓氏有罗、文、黎、吴、金等,约600户,在片区内的人口比例优势明显。仫佬族的这三个聚居地相互之间有一定距离,但并不遥远,总体上构成贵州仫佬族的人口主要聚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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