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蒙古族迁徙贵州的历史过程
蒙古族起源于我国北方的大草原,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它对祖国大家庭的发展史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都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1] 关于其族源,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有匈奴说、东胡说、突厥说、鞑靼说、吐蕃说,还有蒙汉同源说、土著说等等。从历史上考察,蒙古族与古代北方的东胡、鲜卑、契丹、室韦等都有密切关系,其由众多的游牧部落融合而成,自称“蒙古”,语言属于阿尔泰语序蒙古语族,分中部、西部、东北部三种方言,全族通汉语。蒙古文属于拼音文字类型,它是以回鹘文字母为基础创制的文字,十七世纪发展为两支,一支是通行于卫拉特方言区的托忒蒙古文,另一支是广泛通行于蒙古族大部分地区的蒙古文。“蒙古”最早见于唐代,史称“蒙兀室韦”,源于古代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流域的一个部落。 [2] 公元840年回鹘汗国崩溃后,该部大部分人西迁,逐渐与留在蒙古高原的突厥语族后代融合。12世纪时,这部分人人丁繁衍,分布于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上游和肯特山以东一带,组成部落集团。当时,同在蒙古高原上的还有三个使用蒙古语言的部落和三个蒙古化的突厥部落。经过不断战争及内部首领权力之争,铁木真完成了对诸部落的统一。北宋开禧二年(1206)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大汗,尊号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从此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蒙古族产生了。 [3] 蒙古汗国建立后,先后灭掉了西夏和金。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元”。公元1279年灭掉南宋统一了全国。蒙古人依靠设立行省来统治管辖各地,大量蒙古官僚和士兵也因此散居于全国各地,随着时间推移许多人也落籍为当地的世居民族之一,今云贵川西南三省的蒙古族大多是当时落籍在当地的蒙古人后裔。
铁木真成为成吉思汗,标志着大蒙古汗国的建立,也标志着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蒙古汗国建立后的数十年里,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元1218年,蒙古人占西辽故地,公元1227年灭西夏,并采取联宋灭金的政策,于公元1234年灭金。同时,蒙古军进行两次西征,进入中亚、西亚和东欧地区,建立了地跨欧亚的“草原帝国”。公元1235年,成吉思汗次子窝阔台将战争的矛头指向南宋。蒙哥继位后,展开了对南宋的大举进攻,吸取此前进攻南宋遭到顽强抵抗的经验教训,避免与南宋正面交锋,派忽必烈绕道西南,控制云南,破灭大理,从南宋背部攻之。 [4] 公元1267年,忽必烈封其第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云南行省的建立,使云南在行政统属上与中原归于一致,受中央政府直接管辖,打破了唐宋以来南诏、大理国500余年来的方国割据局面,加强了云南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为今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元代时,今贵州分属云南、四川和湖广,蒙军进入川、滇之际,事实上已涉足黔北和黔西北,此时离南宋灭亡还有26年。
作为贵州世居少数民族之一的蒙古族,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即以余姓为主的蒙古族占绝大多数,其他多是按照国家民族政策规定随母选择为“蒙古族”民族成分的蒙古族。根据族谱记载,余姓蒙古人均认为是铁木真后代,基本上是明清之际由四川省迁入贵州省落籍。实则,这部分人为当时蒙古族军政要员遗裔留居贵州,后被同化了。近年,贵州省有极少数汉、彝民族余姓者改族称为蒙古族便说明这一判断是可信的。明朝成化年间(1468)兵部尚书余子俊写有一段话,从中可寻贵州“铁改余姓”蒙古族之源:“如我余氏之祖,太元之先,本胡地蒙古人也,与女真国为邻,居北方,其远祖奇渥温胡人也,母阿兰夜梦白光自窗入,化为神,遂孕生子孛端察儿,貌状奇异,沉默少言,及长为蒙古部长,子孙世袭其爵。至十世,其势愈大,孙曰铁木真,有大志,并吞诸部,在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称帝于斡难河之源,与宋争衡,平西夏定西域,灭国四十。入华夏而起朔漠,初号蒙古铁木真人出焉,因物命名呼姓,至于世祖,乃元朝世祖皇帝忽必烈,灭宋袭统混一环宇,文臣武将大阐勋猷,民安物阜,元盛之初莫盛于斯矣”。 [5]
蒙古族建立元朝统一全中国后,蒙古族官兵奉调驻扎滇川黔,久之落籍当地,成为世居民族。至元十六年(1279)六月,元云南右丞“爱鲁将兵分定”“亦溪不薛”,即贵州水西,至元二十年(1283)七月,“立亦溪不薛宣慰司”统治今黔西北,终元一代。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率大军全面进攻元,元地方官、军有的捐躯守节,有的投降明军,有的弃官匿藏民间。当元顺帝仓促北撤时,各地转战的蒙古四十万军得脱者维六万,其余三十四万皆被围困。在这样的形势下,“九子一婿”及家属子女、随从三百八十余人,聚集湖广麻城,以观后变。洪武十年(1377),朱元璋颁布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政治纲领,属元朝勋臣的“九子一婿”自然在被驱逐之列。 [6] 再加当时已无法北归,“九子一婿”为避满门遭斩之祸,匿名南逃。明府派坚大人带领红巾兵丁追捕。前有关卡盘查,后有追兵快到,铁氏族人正处于不知所措之际,忽见江中鱼跃,急中顿悟,以“余”为姓混过关卡。行至风锦桥,考虑人多目标大,商议决定,改姓更名,分头逃命。为日后相认,插柳为记,盟诗为证,于是咬指作笔,以血代墨,每人一句:“本是元朝帝王家,红巾赶散入西涯;泸阳岸上分携手,风锦桥边插柳丫;否泰是天皆由命,悲伤思我又思他;余字并无三两姓,一家分作万千家;十人誓愿归何处,梦里云游浪卷沙;后来贫富须相认,千朵桃花共树发。” [7] 诗毕,众人在泸州衣锦乡风锦桥插柳,撮土焚香,望空朝北而拜,明誓金、余二姓务要相亲相爱,不得富不认贫,贵不认贱,不许开亲。倘不依祖宗之遗训,坏常礼俗,不认宗支,罚他身生石二斗麦肤癞,全家灭绝。铁家改姓“余”,祝姑改姓“金”,随从改姓“于”。各自相记了更名,议定排行,约定来年清明节看柳相会,述居落迹,议毕相泣而别,各寻安身之处。
从以上蒙古族在贵州的相关传说或族谱记载,虽可窥探其历史的影子,但这些记载属记忆历史,不确成分较多。据文献零星记载梳理,蒙古族进入云贵地区的时间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其一,元朝建立前后时期。南宋淳祐十二年(蒙古宪宗二年,1253),随忽必烈大军从宁夏经甘肃、四川进入云南,灭大理国、罗氏鬼国的为首批蒙古人。元朝建立后,由于封王、仕宦、镇戍、征战等又有数批蒙古人迁至云贵。封王、仕宦的蒙古上层及其家属、幕僚等亦一同随行。此时期的特点是蒙古人政要和将士大量进入云贵地区。
其二,明清时期。明廷30万大军于公元1382年经贵州征云南时,有降于明的蒙古人也一同随军至云贵地区。
清代,出于政治原因,满、蒙贵族联盟、联姻,相互之间缔结成婚姻亲属关系。明末清初,康熙派重兵到云贵去平“三藩之乱”中吴三桂的割据势力,其中亦当有一部分蒙古人随军至云贵。满、蒙贵族的联合使清王朝“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这些联盟、联姻是为了借助蒙古的力量打天下及统治中国。部分蒙古人又借满人势力入云贵地区。
其三,民国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强占东北三省,迫使当地各民族中一部分人(含蒙古族)迁徙。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平原一带人民也有不少人西迁。尤其是作为抗战大后方的云贵,接纳了不少内迁的著名大学校的师生,这部分人其中也有蒙古族。
其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建国初期的南下干部,随解放大军入贵州或支援建设而来贵州的蒙古族也有踪迹可寻。
以上不同历史时期进入贵州的蒙古族,构成了今天的贵州蒙古族。
[1] 白歌乐等:《民族知识丛书·蒙古族》,民族出版社,1991年。
[2] 见《旧唐书·室韦传》。
[3] 白歌乐等:《民族知识丛书·蒙古族》,民族出版社,1991年。
[4] 杜玉亭等:《云南蒙古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
[5] 见贵州蒙古族余姓家谱记载。
[6] 道润梯步:《新译校注蒙古源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7] 翁家烈主编:《贵州省志·民族志》(蒙古族),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