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本”到“文本”的转化

一、抢救工作，刻不容缓

汉族有古老的文字，并有卷帙浩繁的“文本”经典；苗族没有传统的文字，而有流传于民间的大量“口头”经典，它像一本本书一样保存在苗族人的心中，我们把它称为“口本”经典。在苗族的“口本”经典中，最重要的当数古歌和古经，如“开天辟地歌”、“运金运银歌”、“铸造日月歌”、“洪水滔天歌”、“跋山涉水歌”以及“创世经”、“祭鼓经”、“殡亡经”、“占卜经”、“规约经”、“婚嫁经”等。它是苗族社会发展进程中起精神支柱作用和成为思想导向、行为规范、生活指针的文化，有专家说这是苗族的“元典文化”。

因没有传统文字记载，苗族古歌古经不像汉字记录的《诗经》、《楚辞》等那样感动人们很多很多年。但是，苗族古歌古经从19世纪开始便受到了民间艺人、民间文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的高度重视，他们或深入实地采录，或开展学术研究，且日甚一日。

不过，人们读到的古歌古经，是很有限的。从苗族分布最集中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各县的研究情况看，台江县、黄平县、雷山县、凯里市、施秉县、麻江县、丹寨县、剑河县、镇远县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榕江县及其比邻的从江县、黎平县就显得比较薄弱，作品来自榕江县，由杨元龙先生采录整理翻译的《祭鼓辞》也好不容易才公开面世。摸底调查表明，榕江的苗族古歌古经十分丰富，绝大多数的古歌古经作品保存在民间，流传在大量的苗寨里，储存在“歌师”、“经师”、“寨老”的记忆中，在苗族的祭祖大典、排解纠纷、栽岩立约、议榔盟誓、动工仪式、庆典仪式、婚礼仪式、丧葬仪式、祭神仪式等场合均有歌唱或吟诵。

同时，我们有着深深的遗憾与隐忧、不安：因长期没有文字记录，大量的古歌古经已经失传；有幸保存下来的古歌古经多已处于“濒危”状态，因为传承古歌古经的苗族“歌师”、“经师”多数年事已高。如今，某某“歌师”、“经师”辞世的噩耗时常传来，我们感到那是一座座文化遗产大厦在崩塌。总之，苗族古歌古经的传承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今年，胡廷夺、刘锋上报的“中国苗族古经采集整理与研究”研究课题被国家社科规划办选中，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向全国公开招标，它成了苗族研究方面的第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黔东南有关单位申报的“苗族古歌”、“苗族贾理”等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等等，足见苗族古歌古经及其采集整理与研究在国家层面的重要意义。加强苗族古歌古经的采录、整理、翻译、注解等，实现从“口本”到“文本”的转化，依然是苗学研究的一项非常重要而又十分紧迫的基础性工作，也是苗族“元典文化”研究方面特别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我们期待着苗族古歌古经获得有效的抢救，从“濒危”中焕发出新的活力！此项工作在榕江县，更是刻不容缓！

二、学好苗语，用好苗文，呈现作品真面目

苗族古歌古经作品以苗族所操的苗语为载体，是苗族的语言艺术，没有苗语也就没有苗族古歌古经。口头的语言，虽听而可闻，但视不可见，要想详细地辨识它，必须设计一套符号把它记录下来。记录语言的符号种类繁多，有国际音标、各种文字及刻画符号等。自古及今，用汉字记录民族语言的资料不少，如西汉刘向的《说苑》有一首《越人歌》是用汉字记录壮侗语族语言的“百越”民歌，《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有一首《白狼歌》是用汉字记录藏缅语族语言的诗作，清朝田雯《黔书》也用汉字记了一些苗语的词儿，黔、湘、桂交界一带的民间人士用汉字记录少数民族语言的长篇文献更多。但汉字不是表音文字，不能准确地反映当时当地的语音。相比之下，用国际音标记录各民族语言，用本民族文字记录本民族语言，就准确得多。但是，用国际音标记录之前还要对记录点的语言进行深入调查，按语音学理论和方法归纳其音位系统，专业性很强，语言学家做得到，一般人很难做到。而用民族文字记录则方便得多，一般人只要花一些精力和几个月时间就能学好民族文字，就能记录该文字通行区域的民间口头作品。1956年苗文创制以来，广大民族文化工作者用苗文这一代表苗族语言的符号系统，记录了包括苗族古歌古经在内的大量苗族民间文学作品，让广大读者认识了以苗语为载体的口头作品的原生性、真实性、准确性。至今，参加此项工作的学者和民族工作者不下200人，记录在册的古歌古经当在10万行以上，发表和出版古歌古经研究成果不下200万字，内部编印或公开出版的古歌古经苗文-汉文对照本、汉语译文本、苗-汉-英文对照本已不下20部。当然，对于没有通行苗文的苗语方言、土语区的民间口头作品，用国际音标记录是最好的选择。学好苗语、用好苗文，对于忠实采录和准确翻译苗族民间口头作品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对于榕江县，培养一批榕江土生土长的娴熟掌握榕江及其比邻地区苗语、苗文的专业人才尤其重要和迫切，如此的人才方能深入到榕江苗族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和内部。

三、放眼全族，摸清情况，忠实采录

语言学家指出，苗语中部方言北部土语和南部土语、东部方言在榕江县都有分布，情况较为复杂。又与雷山、剑河、从江、黎平、三都、荔波县接壤，与这些县份有直接的地缘关系。从苗族古歌古经和民间传说中，我们知道榕江苗族与很多地方的苗族更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渊源。开展榕江一带的苗族文化调查研究，这是需要把握的。同时苗族分布面广，在我国的贵州、湖南、云南、广西、四川、湖北、重庆、海南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美国、法国、澳大利亚都有分布，既有聚居区，又有散居区，历史悠久，文化多彩，语言复杂，这又是任何一位苗族文化工作者需要基本了解的，否则容易“画地为牢”、“孤花自赏”。采录古歌古经，需要事先放眼全苗族、把握各地苗族情况、摸清调查点苗族情况。

入乡随俗，摸清情况。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所以记录苗族民间口头作品主要是与苗族打交道。调查采录人需要入乡随俗，不当旁观者，而是进入到苗族文化的相关场域和苗族社会生活中去，走进苗族的真实世界，走进传承人的真实世界，切忌新闻采访式作业。如果采录人为苗族身份，那么他进入苗寨调研，则是回到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中去，是入乡归俗，而不是入乡问俗和入乡访俗。对作品及其传承人的分布情况进行整体性的调研，摸清代表性、典型性作品及其传承人有哪些、在哪里，做到心中有数，如能绘制出作品分布图则更好。采录人可以按图索骥，开展采录工作。

忠实记录，确保作品真实性。民间口头作品采录的目的不是获取信息罢了，而是像采花一样地获取一篇篇作品。记录时，不能随意添加、减少或篡改传承人口述，而要忠实于作品的思想内容，忠实于作品的艺术形式，忠实于作品的语言，做到词词真实、句句真实、段段真实、篇篇真实。可以采取录音、录像、笔录等手段，将第一手资料保存下来。

正确判断作品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苗族民间口头作品数量巨大、题材广泛、体裁多样，而且不同方言、土语的作品内容差异较大，同一土语的不同婚姻圈其作品内容也有明显差异。因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的条件有限，采录难以面面俱到。选择什么作品，对于采录人是个考验。重要的是采录人要对作品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做出正确判断。应当认识到，同一方言、同一土语、同一婚姻圈采录选点过多，会导致作品内容同一性太多，事倍功半；选点过少，则可能导致另一类代表性和典型性作品的缺失。较有可操作性的办法是在各方言、各土语、各婚姻圈中选择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苗寨作为重点采录点，在采录点选择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作品，不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作品可以作为补充采录。

四、科学整理，形成经典文本

采录、征集获得作品后，整理便成了必不可少的工作。整理可以提高作品质量和使用价值。从苗族的历史条件、历史风貌和社会生活出发，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作品进行审查、检验、分类、汇总，使之系统化和条理化，形成思想性和艺术性紧密结合的经典文本。

对于脉络清楚、首尾完整、语言较好的作品，则作单一式整理。主要是矫正传承人口误，补入遗漏的字词句，调整字词句使之顺畅，删除其糟粕及不合理的东西。

对于比较零碎，其中任何一篇异文都不能反映作品的完整性又各有优缺点的，则作综合式整理。以一两篇作品为主，取其他各篇之长，按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发生的事情和产生的思想进行整理，还作品的本来面目。

对于征集获得的作品的整理，尽可能进行“跟踪调查”，返回到前人记录时保存该作品的苗寨和传承人那里去，加以验证、甄别、补充，并获取支撑该作品的背景资料。

无论是实地采录的作品，还是征集到的作品，整理时力求苗文规范化，按照苗文方案书写和规范，不能因地方语音差异而另创造苗文方案之外的其他符号用于书写。否则，除了个别人认识外，没有更多人能读，失去了“文本”的意义。

五、准确翻译，讲求译文文采

从“口头”到“文本”的苗族古歌古经作品，最初文本为苗语、苗文，它对于不识苗语、苗文的人如同“天书”。需要用汉语翻译出来，为不识苗语、苗文的广大读者和众多研究者提供一个忠实原文、文辞畅达、富于文采、易于理解的文本。

译文忠实于原文的意思。翻译时，做到词词落实、句句落实、段段落实、篇篇落实、专有的苗族文化概念落实，不歪曲，不遗漏，不随意增减。从苗语译为汉语，应充分把握苗、汉两种语言的特点，竭力找到汉语普通话里与苗语意义等值的词语。

译文忠实于原文的功能。要使译文在表情、信息、美感、语言等功能上忠实于原文，即原文具有什么样的功能，译作也尽量具有这种功能。这就需要挖掘苗语原文，弄清作品具有的功能，使译文能够如同原文一样，忠实地传达出原文的功能，使译文读者读译文时的感受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

译文忠实于原文的文体。苗族民间口头作品有讲述体、歌唱体、吟诵体、唱述体、语词体，各种文体又有自己的特点。汉语译文除了要准确再现原文的意思和功能，还要再现原文各相应文体的特点，再现文中的修辞、选词、造句、韵律等风格。

译文语言讲求文采。苗族古歌古经是苗族的语言艺术。译文应当注重语言艺术之美，讲求译文的文采，提倡口语化，避免口水话。文采，不是堆砌词藻，不是任意使用修饰词，不是滥用成语。华丽很容易被认为有文采，然而适度的华丽才是一种文采。素朴很容易被认为没有文采，然而适度的素朴未尝不是一种文采。翻译诗歌，就表现出诗歌的语言之美；翻译散文，则表现出散文的语言之美。

六、认真考证，翔实注解

苗族古歌古经，不仅有它的文学性，而且有它的历史性和民族性。仅仅靠翻译难以完全理解其中的奥妙。而且苗、汉两种语言各有特点，翻译中想全部找到汉语与苗语意义等值的词语也不可能。因而必要的考证和注解也是不应当缺少的。

注解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作品中一段甚至多段的整体意思和文化内涵进行分析和解释；对作品中那些难以理解或可以作多种理解的句子、句式进行分析和解释；对现代苗语中已经不用却在作品中保存的苗语古词古语进行解释；对作品中出现的风俗做出基本情况、文化内涵等方面的介绍；对作品中的人、物、事、景等进行介绍；对作品中的古代地名进行考证和对现在地名进行介绍；对译音词语加以注释。

七、发挥政府职能，强化特殊措施

要做好苗族古歌古经等民族文化遗产抢救工作，特别需要发挥地方政府的职能，采取一系列特殊的保障措施。

一是建议将苗族文化工作纳入政府的工作日程。制订短期、中期、远期规划，年度工作目标任务中应明确研究项目、明确任务分解、明确牵头单位、明确责任人员、落实任务时限、安排研究经费等。

二是建议在县民族局、县文广局、县旅游局、县文联、县文管、县电视台等单位，设置专门岗位，安排专门人员，或者设立地方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榕江县民族文化研究中心（或研究所）”，落实人员编制、安排财政预算、配置工作设备等。如此方能推动此项工作的持续性、常态化、有序化开展。

三是建议县里与贵州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凯里学院合作，有针对、有目标、讲实效、切合榕江实际地开展苗族文化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高考录取时安排榕江土生土长的苗族考生报考苗语文等专业，特别是要培养一批掌握苗语、娴熟苗文、熟悉理论与方法的榕江本土的苗族人才。

总之，通过采录、整理、翻译、注解等一系列工作，形成苗语原文、汉语译文、汉语注解同幅呈现的苗汉双语对照版本，以实现苗族古歌古经从“口头”作品到“文本”作品的转化。如此，既保存苗族古歌古经以苗语为载体的基本特征和固有形态，又顾及到了精神文化服务民众和苗族文化传向全国、传向世界、传向未来——让苗族古歌古经获得有效的抢救、保护、传承、传播和发展；让它从原来的流传区域、从原来的单一民族中走出来，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让各民族优秀文化之美交相辉映，众美交融，多元繁荣，共同发展，实现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附1 苗族古歌《仰阿莎》片段的整理译注

附2：苗族古经《洪水滔天》片段的整理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