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王庙探析

苗王庙，位于榕江县城西卧龙岗，被称为“天下苗族独一庙”。此庙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中国名胜词典》有专条记载，《中国旅游地图册》和泰国版的《世界旅游大地图》等均以显著符号标出。20世纪初，榕江县城内福音堂（耶稣教宣道会）法国传教士慧眼识珠，收集了苗王庙的图像和文字资料携带回国，据说现存档于法国巴黎国家博物馆。近年来，海内外无数游客和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均来观光考察，苗王庙的建筑年代和庙中供奉何人，便成了众多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

苗王庙，古已有之，但建庙较为准确的年代却无人知晓，有关史书没有记载，榕江当地人也难以道明，故民国《榕江县乡土教材》（民国32年李绍良撰，以下简称《教材》）载曰：“县城之西山坡上有苗王庙，建立之时期不可考。”因而苗王庙的建筑年代也就成为一个千古之谜。

2001年12月，榕江苗学工作者朱法智、周年荣等到本县栽麻乡高岜苗寨考察，获知一首苗族古歌，古歌名《跋山涉水歌》（高岜苗族老人龙安昌演唱，高岜小学校长苗族龙安吉整理，以下简称高岜《古歌》）。古歌长达196行，记述了古代“尤公”的九万子孙，最先住在富饶“美丽的东方”，由于遭受“汉族大帝王”的残酷屠杀，“剩下未死的父母”便找路逃亡，先到“东方的‘虾爹’”（地名待考），后“吃酸茎菜下肚子，沿着河水走上来”，落脚到广西融水的河边居住（地名待考）。由于当时此地不宜农耕，种棉棉不开，种禾禾枯死，便迁往“东方的正果”（苗语，意即天鹅坝，位于高同、高随之东，即今榕江城区和与之相连的车江大坝）。古老的正果，满目蛮荒，天鹅起落，但却是一个种棉“棉花开满地”，种禾“糯禾黄澄澄”的好地方。在正果，苗族先民通过艰辛开发和苦心经营，终使这块荒凉的“坝子”成为苗族最欢心的富饶家园。“人发来满寨子”，“养猪发展像老鼠”，“他们建了一座大宗庙，把庙立在坝子的下边，雕个木偶老人，以备子孙莫忘老人相”。句中所说的“坝子”，当然就是“天鹅坝”；天鹅坝的“下边”，以水流的上下来分，今榕江城区当处“坝子”之下，今城西卧龙岗也就在“坝子的下边”，坝子的下边立个庙，肯定就是建于卧龙岗上的名播千古的苗王庙了。由此推断，苗王庙始建于苗族西迁至“正果”后的繁荣时期无疑。

苗族先民在正果的繁荣，当然要经过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到后来，人发多了住不下，以致“七个男人共把刀，七把犁耙共头牛”，加上“天下不安了”，族长们便“商议决定离故乡”，这也就有了苗族五公用鬼、吃牯脏、破铜锣分手，议榔栽岩的五公岩（以上见高岜《古歌》）。田兵编选的《苗族古歌·跋山涉水歌》对苗族先辈西迁到“方先”（今榕江），繁衍成五个公，五公议榔栽岩，再分迁而定居五地的史实亦有印证：“一支留方先（今古州），一支住方尼（今台江），一支住者雄（今雷山），一支住西陇（今黄平），一支住桑怎（今炉山）分开生活”。“方先”即“正果”，“正果”即后来称谓的“嘎良”、“古州”、“榕江”。发生在方先的五公栽岩也就发生在正果。正果之繁荣才有苗王庙，人多得住不下了才有五公分迁，由此说明，苗王庙的建立，应在苗族先民进入正果之后，五公栽岩分迁之前。

五公“议榔”栽岩分迁，在何历史时期，《中国苗族通史》有了明确的答案：“‘榔款’活动的具体内容，明显反映出农村公社的这一属性”，由此可以说明，“五公栽岩”极有可能产生于“农村公社”，而“农村公社”发生在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若以较近于现代的春秋战国时期推断，苗王庙的建立至少在春秋战国之前，即公元前770年之前，距今（2012年）已有2782年的历史。

《榕江县乡士教材》虽说“苗王庙建立之时期不可考”，但也给我们提供了一则可对苗王庙建立时期的佐证信息：“据本地人传说，苗王自称老苗，名不可考。在上古高阳、高辛时代，因鉴于中原之洪水四溢，将成大灾，遂率童男女百人，由北岭之高峰驾云南飞，降落于苗岭山上”。传说并非等同史实，但传说亦非无水之源。苗族自古无文字，其历史多以传说和栽岩记载。此传说印证了苗族先民的西迁。高阳、高辛时代，约在公元前4400年，有了苗族的西迁，有了定居后的繁荣，才有苗王庙的建立，由此可以推断苗王庙建立于高阳、高辛后3600余年的春秋战国之前，不是凭空而论、信手拈来。

苗王庙历尽历史的沧桑，风雨飘摇而至清代，立于卧龙岗上，已为近现代人亲眼所见。峦荒时期古老的苗王庙（高岜古歌述之“大宗庙”）是何尊容，仍需认真考究。但晚清尚存之苗王庙，今日榕江80高龄的老人即可叙之明明白白：“原为悬山顶，三面封砖墙的木构建筑，高8米，通面阔10米，进深7米；建于高约1米的台基上，坐西南朝东北；四排三间，明间供有苗王塑像和两个苗民塑像，苗王居中，二苗民分立左右，一个扛火枪，一个吹牛角，左右两次间则分别塑有‘王灵官’和‘九子娘娘’像。”

庙中有苗王塑像，也有“九子娘娘”和“王灵官”塑像，这是榕江父老有目共睹的。“九子娘娘”和“王灵官”是汉族人民崇拜的偶像，它们只能在雍正七年开古州（今榕江）后，跟随汉文化进入古州，而雍正七年之前，古州“历代俱为化外生苗”（见《古州厅志》，清光绪五年撰），这是不可能出现“九子娘娘”和“王灵官”的。再则苗王庙建于高约1米的台基上（庙址可以作证），这种建筑形式与中国古代中原的高台建筑有共同之处，而单纯的苗民建筑是人畜上下分居的杆栏建筑（吊脚楼），所以晚清遗存的苗王庙很可能是苗汉人民心血的结晶，它的建筑形式也是雍正七年之后随着汉文化而进入古州的。由此推测，庙的建立只能在雍正之后。

苗王庙中，苗王塑像身后塑有肩扛火枪、腰挂装药筒和铁砂葫芦的苗民像。而苗民使用火枪，源于何时，值得研究。据《古州厅志·武备志》载：“国朝康熙时，逆贼吴三桂伪将马宝败于楚，道古州以窜滇，古州苗遮获其枪铳甲械，内地莠民教以施用之法，为购铅铁，造火枪，于是诸苗日相劫杀，官弗能禁。”此文说明康熙年间，鸟枪进入古州，苗民开始铸造火枪火炮，并予以使用。此外，在《黎平府志·武备志》和《古州厅志·武备志》中也记载了清雍正、乾隆年间官兵用鸟枪镇压苗民，而苗民也用鸟枪抗击官兵的史实。在清代古州官兵营中有鸟枪兵1400多人，配备“鸟枪1400多杆，每杆连壳重8斤10两”，枪兵“每名需用装药筒、九龙袋、小皮药葫芦、烘药牛角、火绳、皮包、罩枪雨油布笼各一套”。而苗民“习用火器，从禽逐兽，日以为常，曲左臂架枪，其发多中”。这些都充分说明雍正、乾隆年间苗民使用鸟枪已相当普遍。任何艺术品的出现，应当以现实为基础，苗王庙中“扛火枪苗民”的塑像很可能出现在乾隆年间。由此推测，苗王庙的建立亦可能在乾隆年间。

康熙至乾隆时期，乃是清朝的盛世。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康熙、雍正、乾隆对汉族地主和其他民族的上层分子大加笼络。佛庙寺院的大量修建，园林艺术的兴旺繁荣也就在这个时期，这对于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的古州不会没有影响。清朝统治者于雍正年间野蛮征服了苗民，乾隆年间自然会出现一个缓和的政治历史阶段，这就为苗王庙的修复或重建带来了适宜的环境。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清统治阶级容忍了苗王庙的建立与存在。因而晚清遗存的苗王庙的建立极可能在乾隆年间。

苗王庙中供奉的苗王为何人，历来也颇有争议，观点有以下四点。

第一，苗王为“老苗”，“名不可考”。“老苗来到（苗岭）以后，蓄意经营，将中原带来之文化，逐一教导其子孙，曾立有三戒，告其后裔，一光大宗族，二勿变服饰，三不下山坡。”“苗王为苗人南迁之始祖，苗人俱崇拜之，故立为祠庙，以尊崇仰，并闻神威颇大，有求必应。”（见民国《教材》）。对于“老苗”（即始祖）的称谓，榕江人历来遵从。

第二，苗王为“蚩尤”。榕江高岜苗族《古歌》载曰：“古时候我们祖先住在远方，……尤公他老人家，他有九万个子孙。”西迁落脚在古老的榕江（正果），后来“发人满寨子”，“养猪发展像老鼠，养鸭多得像河中虾，七个男人共把刀，七把犁耙共头牛，他们建了一座大宗庙，把庙立在坝子的下边，雕个木偶记老人，以备子孙莫忘老人相，纪念尤公千万年”。歌中所说的“尤公”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始祖之一“蚩尤”。此说逐渐被今日榕江苗学会的全体会员、榕江社会人士及民众所认同。

第三，苗王为“济火”。因民国初年以来，榕江有部分社会人士认为苗王庙就是“济火祠”，祠内供奉的当然就是“济火”。此说已被多数榕江民众否认，其理由如下。

一是济火祠为官办、苗王庙为民立。《黎平府志·地理志“武侯庙碑记”》中有关于官办济火祠的记载：“建祠之费共七百余金，悉皆官捐，不烦民力，董其事者古州同知蔡时豫与照磨金鼎也”（“同知”与“照磨”均为清代官衔）。而苗王庙却为民众所立，有庙址中尚存之柱础为证，柱础四个，石质不一，大小不等，厚薄不均，多不规则，模样各异，皆为民居中最常见最普通的柱础。这不难看出，它是由民众捐助而来的。众所周知，凡清代古州官办馆庙（诸如张公祠、天后宫、湖广馆等之类）之柱础，均非常讲究，或六面，或八方，或鼓形，或狮态，精雕细琢，异常之精美。如果官办的济火祠就是苗王庙，建祠耗资七百余金，而用这几块很普通的劣石作柱础，这是不可能的。此外，苗王庙中有“苗王”，同时又有“王灵官”和“九子娘娘”，如此不相干的几个神灵共存一庙，这充分体现民众意愿的现象，只有民立的庙宇才会出现，而官办的祠庙是决不允许的。

二是济火祠有准确的建筑年代，而苗王庙建筑的时期则“不可考”，且它们的圮毁年代也是不同的。《黎平府志·地理志》载曰：“武侯庙在城内西门坡卧龙岗，乾隆十三年建，左抱藤亭鸣琴阁，右为济火祠。”“司马蔡公修建武侯神祠，云章（清将名）亦竭诚鼎建济火祠。”可见，武侯庙与济火祠同时建于乾隆十三年。而民国《教材》载曰：“县城之西山坡上有苗王庙，建立之时期不可考。”如果苗王庙就是济火祠，那么民国修志者只需翻开《古州厅志》或《黎平府志》就可知其建立年代，他们绝不会糊涂到不会翻也懒得翻志书的地步。光绪五年所纂的《古州厅志·地理志》有“古州厅城图”，图中的县城西门之内是卧龙岗，卧龙岗上有桂公祠、龙岗书院、皇殿、马王庙，自南到北依次排列，唯独不见武侯庙与济火祠之尊面。此图说明武侯庙、济火祠在光绪五年之前就已圮毁（毁于咸同古州苗民起义），而清朝统治者因其政治腐败、国力衰竭无法使它们重建，以致修志者只好对卧龙岗依样画葫芦罢了。而苗王庙呢，光绪五年是存在的，民国年间的高龄老人少时亲眼目睹，只是不知它始建于何年而已，一则因为它不是官办而属民立之庙；二则因它不受统治者欢迎，故未见于官方志书。苗王庙历经清代、民国，直至新中国成立，在这两百余年中芦笙盈耳，香火不绝。

三是苗王庙中的苗王与济火祠中的济火形象不同。民国《教材》载：“庙中有苗王塑像，身长七尺余，赤足芒鞋，眼大神威。”而《黎平府志》有关济火的描述却是“济火……深目长身、魑面白齿、以青布为囊、笼发其中若角状。”苗王眼大神威、赤足芒鞋，是一个既威武又朴实的“始祖”形象；而济火深目长身、魑面白齿，是一副统治贫民的可怕的“蛮长”形象。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榕江父老所熟知的苗王，是头缠包帕（并非以青布为囊，笼发若角），身着苗服，手拿长竹烟杆的；可济火手中拿的却是钢鞭（见《古州厅志·艺文志》沈毓荪的《古州杂诗》后两句为：“羡彼济济火，持鞭慰平生”）。

四是苗王与济火的身份不同。民国《教材》记载：“苗王自称老苗，名不可考”，“苗王为苗人南迁之始祖，苗人俱崇拜之。”而济火却是一个有名有姓有身份的人。《黎平府志》载：“济火者，乃牂牁蛮长，姓韦名阿里黑。”三国时，诸葛南征，济火“向风慕义”，率部归服，助诸葛擒孟获而平定西南。由此可见，苗王与济火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五是苗王庙与济火祠，二者立庙的宗旨不同。苗族的祖先最早居于洞庭湖，被称为“三苗”，后迁徙至五溪（今湘西、黔东一带），被称为“五溪蛮”或“五陵蛮”。蚩尤战败后的一支迁往东方的“虾爹”，后沿河（都柳江）而上，最后迁至正果（今榕江）而散居苗岭，所以苗王庙坐西南朝东北，乃是苗民对其祖先居地洞庭湖的无限怀念。苗王率其子孙，居苗岭，驱虎豹，战荒僻，与其他民族的祖先一起，共同开发了黔东南这块宝地，后世念其创业之艰辛，心魄之伟大，为他建祠立庙，香火以祀之。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民国年间“所有县城之城隍庙、土地祠中神像神位，均被打毁，而苗王庙及庙中之苗王塑像，迄今巍然独存，盖以深得人民之信仰与尊崇之故也”。济火率众投诸葛，助其擒孟获而平定西南，清朝统治阶级为其立祠，只是为了借表彰济火“向风慕义”，以达到瓦解苗民反清斗志之目的而已。

第四，苗王是“老丢”，因民国以来榕江部分民众认为苗王庙是“老丢祠”，祠中供奉的就是“老丢”。此说毫无根据，只凭猜测，不经一驳。《古州厅志·人物志》载“老丢，生苗。乾隆三十五年，生苗香要（苗族首领）谋叛，戕土弁，老丢劝阻不听，诣城（古州城）禀报回寨，后全家遇害。事逞，贵东道龚学海详请建祠。”老丢，乃下江属苗寨之普通苗民，并非苗王，也无一兵一卒。龚学海为其建祠，应称为苗民祠，而绝不能称为苗王庙。再说“老丢祠”建于何处？志书上一直没有记载，当今的榕江父老也从未见过，更道不出其方位来。

苗王庙立于龙岗，历来香火特盛，犹自晚清至民国，苗民每年清明之前，必到苗王庙，高悬火把，上供烟叶，焚香烧纸，厚祭苗王，继而吹芦笙、踩歌堂，绕城一周而至南门外，同知（县令或县长）下田吆牛开犁，春耕伊始，谓之“迎新”，满城皆喜，苗汉同乐。

1950年后，庙因久经风雨而破旧。“文化大革命”中期，庙被戴上“四旧”的帽子而被拆毁。1980年后，榕江热心民众力克阻挠，甘冒风险，慷慨解囊，且募捐投劳，使苗王庙得以在原址重建，一直香火不绝。

时至今日，榕江苗学会与榕江县人民政府及其广大民众正同心同德、齐心打造榕江的“蚩尤文化”，并力图使之跻身世界级的品牌，以推进榕江经济的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