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州苗族历史初探-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古州有里外之分。据有关史籍记载，外古州范围上至镇远宰磨，下到广西罗城，地域很宽；内古州专指榕江一带，最早是苗族居住。马克思在论述日耳曼人的歌谣时曾说：“古代的歌谣，是他们唯一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里古州的历史，目前只能靠古歌和一些官方史书的蛛丝马迹探源。

春秋至战国时期，里古州的东面和东北面属楚国西南境的黔中地，南面和西南属古牂牁国北境，分界线大致划在塔石至栽麻之间。从总体上看，里古州处在几个部族的边缘地带，而且持续时间很长，所谓“牂牁国”，也不是今天严格意义的“国”，只是一种部族联盟，里面设有君长，独立自治，外依附夜郎，形势上松散。那时的“国”，只是古代文献的一种习惯称谓。

据《清一统志》记载，战国时，贵州为大夜郎国，同时又兼为楚黔中地。1978年贵州史学界公认，古夜郎国的下限为西汉成帝河平年间，即公元前27年至公元前25年这三年时间。牂牁国与夜郎国是一个承继关系，即古牂牁国衰竭，古夜郎国兴起，时间是在春秋至战国之交。古牂牁国虽已消亡，但“牂牁”作为地名，一直沿用并演变到唐代为止。宋代以后虽然偶尔出现，不是泛称就是借用，已无具体内容。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重置黔中郡，是旧郡重置，属于蛮夷地区，未纳入行政管理。里古州东面和东北面属象郡镡成县（黎平），南面和西南属毋敛县（独山、荔波）。

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改秦黔中郡为武陵郡，领十三县，到东汉时改为十二县。不管是十三县还是十二县，其间都有镡成县（黎平），里古州的隶属关系基本与秦代相同。

据《汉书地理志》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牂牁郡设十七县，里古州南部属郁林郡（治所柳州），西面属牂牁郡毋敛县。南北朝永明三年（485），里古州属东牂牁郡。

据《隋书地理志》载：隋文帝开皇元年（581），设州不置郡县，里古州属牂牁州。都是大姓管理。到隋炀帝大业二年（606），改牂牁州为牂牁郡。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志第三十三下地理七下》载，唐贞观三年（629），以东谢蛮首领谢元深所管之地置应州，治所设在都尚（今三都县都江镇，另有独山境内、都匀境内说），下辖五县，即应江（榕江一带）、都尚（都江）、婆览（三都西南、都匀和丹寨一部分）、罗恭（雷山及丹寨一部分）、陀隆（台江）。当年，先是东谢酋长谢元深入朝觐见唐太宗，听谢元深陈述东谢情况后，唐太宗便以其地置应州，拜谢元深为应州刺史，隶属黔州都督府。

唐代建制基本沿袭隋代，即以州或郡辖县，州、郡级别相同。但用郡的时间很短，仅在天宝元年（公元742）至乾元元年（公元758）之间，前后仅十六年，其余时间都用州，属唐代的中级政区。州又分两种，由吏部正式委任刺史治理的叫经制州，由各都督府指派当地土著首领代管的叫羁縻州，谢元深属吏部委任并可世袭。里古州的这种建制和隶属关系，一直沿袭至公元九世纪，时间跨度约三百年。

羁縻州有两种，大的羁縻州下面还辖县，小的无县。无论大小，都已纳入版图。羁縻州里面成分有些复杂，交织着“化外”、“蛮”、“夷”等称呼。

应州原是经制州，到天宝三年（公元744）被降为羁縻州，依旧管辖原来的五县。应州地区享受经制州待遇共115年。

宋代建制复杂而且变化较多，里古州总体上属广南路的羁縻州，属融州融水郡，但主要是在南面和西南面。此后建制脉络较为清晰：元代至元二十年（1283），立古州八万洞总管府（专管里古州事务），于至治二年（1322）废，后复设古州军民府。明洪武三年（1370）正月，置古州蛮夷长官司，属湖广靖州路，不久即废。洪武二十六年（1393）置古州卫，不久又废。永乐元年（1403）正月，置古州司，属贵州卫。永乐十二年（1414年）三月，改属黎平府。清雍正七年（1729）置古州厅，驻黎平同知。民国3年（1914）1月，改古州厅置榕江县。

以“榕江”定为县名并设治所，是民国2年，即1913年9月。“榕江”原是一条河的古名，即从雷山县永乐镇流经榕江县三江乡、平江乡到古州这条河，今天称为“平永河”，原来是“容易”的“容”，说是这条河容纳了若干条小溪。因为是汇集溪水而成，后来加了个三点水，有的古籍也写为“古州江”。在侗族古歌和传说里，这条河也叫“溶河”。再后来才演变成“榕树”的“榕”。

总体上，历史上的里古州在行政管理划归上断断续续，说古州在雍正七年以前一直属于“化外”之地，是不准确的。

二、板寨文物与超短裙苗族

位于榕江县城西南约两公里的板寨（高岜支系苗族称为“西边寨”），地处都柳江边，为一环形山湾，一箭之遥处便是滔滔江水。此地盛产优质黄土，是陶制品的好原料。1982年，在该地三米以下的黄土层里，砖瓦工人取泥料时挖出磨制石斧5件，石镞2件。1985年4月，贵州省历史博物馆和县文管所在实地发掘，又获取石器2件，同时还发掘出陶器、陶片、炭屑等遗物，而且陶器有简单绳纹，这是典型的华南较早期新石器文化。经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断代，认定是新石器时代人类遗物。称在贵州省东南部和珠江上游属首次（后来在三都也有发现）。此前，在珠江中下游，已多次发现古人类遗物。如在广东曲江区马坝寨发掘出10万年前的古人头骨化石；在广西柳江县通天岩发现5万年前的古人头盖化石，加上这一带地区发现的其他文物，专家们认定为南方早期新石器文化。

现代考古学认为：“珠江流域跟黄河、长江流域一样，是人类最早的发祥地之一。”板寨古人类石器的发现，对研究珠江上游的远古文明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从目前看来，板寨人是里古州最早的土著民族，他们从何而来呢？里古州除了东南方向的都柳江与外界联结比较方便外，其余方向都受重重大山阻隔，行走极为困难，依此推论，不排除板寨人当时溯都柳江而上择地而居的可能。

“板寨人”还有后裔在古州吗？是不是榕江某支苗族的先祖？笔者在考察榕江苗族历史文化时，一直苦苦寻找“板寨人”后裔，经过反复论证，把眼睛盯上了超短裙苗族。

在榕江苗族的十多个支系中，只有超短裙这一支的衣饰最为奇特，其女性裙长不足5寸，裙上没有任何刺绣。前面的一块围腰虽然有点刺绣，那是后来加上的，图案和绣法也非常简单。其实，越是简单越古朴。怎么会有这种样式的裙子存在于生活中呢？

这支苗族的古歌显出了端倪。原来，早在上古时代，这支苗族是住在紧靠“嘎良”的河边寨子，也就是今天的县城旁边，当时气候非常热，雨水也多。因为人类尚未发明布料，也就无所谓衣裤。人们为了遮风避雨，就把树皮剥下来，折成一个尖顶做“帽子”戴在头上。渐渐地人们懂得害羞后，因为芭蕉叶颜色深绿光泽好，皱纹多而且漂亮，才把芭蕉叶折下来围住下身。河岸边和山上芭蕉叶多的是，无论怎样也穿不完。因是生活在水边，为方便涉水、劳动和减酷热，就把芭蕉叶裙做得很短。有了布料以后，便将裙子制成原来的样子。当时只是觉得凉爽方便，同时也有点纪念意义，没想到却保存了人类上古时期衣饰的“活化石”。

不知在“嘎良”河边住了多少代，后来因为某种原因而迁到“嘎良”北面的深山里居住。随后又在方圆百里内迁徙几次，最后才定居在今天的两汪乡境内。因为住地和周围都是茂密的大森林，外界称他们是“住在大森林里的苗族”。近些年，这支苗族声名鹊起，又有记者和游客赞誉为“芭蕾舞裙的故乡！”

超短裙苗族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茅人节”，苗语称“劳莎丽”，这是一种原始而独特的青壮年男女社交活动，历时一个月，也是从上古流传下来的民俗之一。过节时间是每年农历三月。节日内容是承袭人类群婚制习俗，以往只是本支系过，十年前被山外发现后，游客才参与进来，便赠予一个新名称：“东方最古老的情人节！”

一个人类服饰的活化石，一个上古时期承袭的群婚制节日，古州的超短裙苗族历史不愧为源远流长！到明洪武初年，随着屯军而来的一些外省籍兵士进山成家后，也“入乡随俗”而融为当地苗族。

三、无字天书与五公岩

苗族栽岩议事，苗语称“议榔”，是维系苗疆秩序的重要形式，从而促进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这是古代苗族的伟大创举，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现代有的学者称为“天书”、“无字文化”。栽岩起始年代，有专家说是旧石器时代。

苗族进入古州后，不知住了多少代，因人口发展，土地和粮食紧张，经商议，就在距古州十余公里的“故杠”（今八开乡都江寨）栽岩坪埋岩五块，俗称五公岩。从此后，“一支住方先（古州），一支住方尼（台江），一支住者雄（雷山），一支住希陇（黄平），一支住桑怎（炉山）”。苗族西迁进入古州有多批，议榔分家也有多次，其中五公岩这次议榔分家影响最大。当时，五块石板分立在山路的两边，一边2块，一边3块，直至20世纪60年代，寨上失火后，因房屋重建而毁掉4块，今仅剩1块。据《中国苗族通史》载，“这是口头流传下来的苗族西迁时最早的一次议榔。”这个时期是苗族古代社会的农村公社阶段，在历史分期上，大致是在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这1800多年间。

早期的栽岩，多为一事一议栽一岩。后来才发展到一岩管（同类型的）多事，一岩管多寨等。里古州的苗寨，特别是月亮山中，稍稍有点年代的老寨，村头寨尾或比较当阳、宽阔的山坡显眼处，都可以见到高低大小不一的“天书”。有独立一块的，也有若干块集中在一处的。县城旁边一个苗寨前，原先的栽岩数量有上百块。大凡栽岩，都有一段不凡的历史或一段悲壮的故事，只可惜岩石本身不会叙说。

现存已知的月亮山中最古老、权力最大的栽岩，当数孔明山下的“能秋囊尝”栽岩（简称“能秋栽岩”），时间在两千年以上，这块总岩下有7块分岩。直到今天，这块总岩仍然“管”着贵州、广西两省区的四百多个苗寨，足见影响之深远。

公元7至9世纪的唐代，都柳江流域和月亮山区，都属于“东谢蛮”所辖。

里古州是应州下辖五县之一的“应江”县，唐太宗任命东谢蛮首领谢元深为应州刺史。不过，唐王朝的政治统治并未影响到“夷蛮”地区。当时的月亮山区既无税赋剥削，也无阶级压迫，其社会组织往往是推一长者为酋长，并以子女世袭。刀耕火种、刻木为契、处山居巢、汲流以饮、聚击铜鼓、吹角，是当时月亮山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一时期直至明初，月亮山苗族社会相对安定，栽岩的作用，主要是应付自然灾害，村寨的一般事务或邻里纠葛。

宋王朝在（里）古州（今榕江）设总管府，月亮山区虽属古州版图，但仍是“化外”之地。封建王朝对夷蛮地区实行“以夷制夷”的羁縻制，这种状况一直沿袭了数百年。

明永乐初年，月亮山区各酋长为了维护本部落的利益，由“生梭末伦”的东朗、苗谷、摆堆、九德、友夺、关雄等寨的一千四百户；“生豆木居”的孔明（寨）、加勉、蕨菜坪、龙爪、加牙、加鸠（上为从江县今辖苗寨，下为榕江所辖）、加退等寨的一千六百户；“污娘木鸠”的污娘、摆奶、摆勒、加宜、九秋、加奶、加里等寨；“鸡花木鸠”的计划、计怀、加俩、加去、加化、摆拉等寨，共同组成“耶生化兄”栽岩议事的部落联盟，在“能秋”栽岩处“议榔”。这次跨地域的大联盟，通过并接受了“能秋”栽岩的“章程”。

明万历元年（1573）起，由于受外界的影响，“鸡花木鸠”的八个部落，逐渐从“耶生化兄”分化出来，各自组成几个栽岩议事联盟。如计怀等寨组成“耶求务襄”，在计怀寨大梨树下栽岩；加去、加化、加俩三个大部落组成“耶求兄”，在加化与加去之间的山坳上栽岩；摆拉、摆底、计划等寨，则在计划寨头栽岩，组织“耶求究”；乌略、耶梭、摆计、摆交四个小寨组织“耶一求”等。

历史上，月亮山苗族由于迁徙时间的不同，部落的不同，支系的不同，甚至由于利益的驱动，使栽岩议事联盟也经历了多次融合与分化。而且，由于时代的不同，原来议定的“章程”也不时作“修改”，所以，在同一栽岩前，数年或数十年、百年甚至千年后，还会出现反复议事的情况。比如“能秋”栽岩，近百年中就举行了四次，即1907年、1932年、1985年和2010年。特别是1985年这一次“议榔”，是因苗乡多年未温古理古约，村寨治安出现一些问题。经加学、加牙两寨的寨老和群众提议，报当地政府批准，于当年农历八月初八日举行。其时，来自广西、贵州两省区四百多个苗寨（主要是月亮山区）的代表，加上当地群众，共四千余人，聚居“能秋囊尝”栽岩前，由具有崇高威望的寨老主持，对不适应现时的古规古理进行修改和补充。古歌悠悠，幡旗猎猎，露出地面57厘米、斜指东方的“能秋”栽岩，在历经数千年风云后的今天，重新焕发出时代的气息；月亮山苗族的古风遗韵得到淋漓尽致的宣泄，苗族的“原生态”民族文化也得以光大弘扬。

在新的历史时期，苗族栽岩也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因一些旧的“榔规”不太适应现时，根据寨老的提议和群众的要求，并报经当地党委、人大和政府批准，榕江县苗学会分别于2009年3月21日和当年11月18日，在月亮山中的加俩、摆桠山两地举行“栽岩议榔”，对旧的习俗进行改革。两处栽岩分别“管”着数十个苗寨约3万人。2013年3月，榕江苗学会在加俩召开“议榔”3周年座谈会进行调查。经过对比统计，加俩“榔规”的苗寨，3年来共办各类酒宴522起，花费410.8万元，较改革“议榔”前少花费226.2万元。按照当地培养一个高中生平均花费3万元计，可送75个苗家子女读完高中。参会的一位代表说：“我们有的人家，昨天还是万元户，一场酒席就变成穷光蛋。经过改革就好多了，比如加去苗寨，目前已有8个子女在读大学，这在过去根本都不敢想。”新的“榔规”受到当地苗族同胞们的普遍欢迎。

四、天下苗族第一庙

1.史载苗王庙有关情况

《榕江县乡土教材》（成书于民国32年，作者李绍良，江苏人，时任国立榕江师范推广处主任）：

由于历史的局限，李绍良没有条件对苗王庙作深入的调查，特别是没有考察到苗族历史文化中的《古歌》情况，以致他仅凭当时得到的民间传说而记录。

2.苗王庙是古代苗族建造的蚩尤庙

2001年底，在高岜寨发现一首《苗族古歌》，由年近七旬的苗族老人龙安昌演唱，歌中叙述了苗族古代从东方西迁进入古州的悲壮历程，脉络清晰，层次分明。歌中唱道：

整首《苗族古歌》，叙述了苗族西迁的原因和过程，以及进入古州后因土地肥沃而人丁兴旺、五谷丰登的景象，后来因人口发展等原因，才分成数支迁往黔东南各县及外地，而其中“宁公”一支，就分住在现在的高岜寨（与车江大坝遥望）的历史。从歌中还得知，建庙时间是在进入“天鹅坝”生活安定以后、至数“公”分手并迁出古州之前。从黔东南苗族居住较多的几个县的《县志》中，得知苗族从古州分手进入这些县的时间，距今已有一千七八百年以上，由此推论建庙时间，最迟约在一千七八百年，即西晋以前。

“蚩尤”为中华民族三大始祖之一，他的历史地位已不容置疑。这首《苗族古歌》的发现和对庙中所供祖像身份的确认，无疑解决了一道苗族史学研究的一道难题，并为榕江苗王庙增添极为厚重的文化内涵。古代苗族同胞自己建造的这座古庙，非常难能可贵，是对苗族历史文化的伟大贡献。认真研究、开发这珍贵文化遗产，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增进民族团结，对发展贵州东线旅游业，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对苗族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五、有关史籍记载

古州在黔东南苗族西迁中所起的作用和重要地位，五千年前，苗族开始了旷世罕见的千年大西迁。他们沿都柳江北上，古州是他们进入黔东南的第一站。苗族是什么时间进入古州，后来又是怎样从古州分出去，这在黔东南部分县志和有关史料中都有相关记载。

1.《台江县志》载

台江苗族迁徙始于公元前26世纪。在“涿鹿大战”中，九黎首领蚩尤被黄帝擒杀，其势大衰，余部被迫南渡黄河，辗转西迁。据苗族古诗及巫词记载，迁徙中途经纲方休狃（音译，下同）—德日西泥—甩西、无西（今榕江境）—方西（今榕江县城及车江一带）—共丢办（今榕江县车江六百塘）—娘友娘路（今丹寨境）。

2.《雷山县志》载

雷山地区苗族的迁入时间，按民间世系推算，最早的已有一千七八百年，即在西汉文帝时，苗族即从居住地“左洞庭，右彭蠡”西迁，溯都柳江北上古州（今榕江），最后定居在牛皮大箐（雷公山）周围。

［笔者引：又据雷山西江“苗族历史博物馆（溯及始祖蚩尤的西江苗族子连父名苗族世系谱）”载：“引虎和莫虎、条虎三兄弟于汉初迁至西江。”］

3.《丹寨县志》载

境内现居的苗族，大多从榕江方向经今雷山、三都或凯里境辗转迁入定居。

宋代（公元968～1279），今县境苗族的主体“嘎闹”支系，一支从今榕江经三都、雷山接壤地区迁入境内今党早乡一带定居，后再迁今扬武乡、长青乡、龙塘乡和烧茶乡台辰等地，后裔分布全县；另一支从榕江经雷山进入今加配乡、羊巫乡和排调镇也改等地定居，后裔分布排调全境。

4.《凯里市志》载

远古时期，苗族祖先居住在黄河流域。九黎部落君长蚩尤被黄帝打败于涿鹿后，大部分南移。自北而南，自东而西，进入洞庭湖畔，“长沙沅辰以南”、“夜郎之境”。其中一部分“跋山涉水”“来到九千地，来到七万寨”。九千地、七万寨即今榕江、剑河、雷山、台江4县交界。

5.《麻江县志》载

（苗族）沿都柳江而上。

6.《三穗县志》载

苗族（先进古州后）从台江进入。

7.《苗族古歌·跋山涉水歌》载

“方先好地方，绿树满山冈，坝子宽又长，四边三条江，两山兜一水，两水抱一山——河坝好种田，山旁好安家，我们不走了，安家来住下。”（方先：即古州，有译方西、方仙、方轩、展希等）。

（不知在古州住了若干代，因人口发展，土地和粮食紧张，就在距古州十余里的“都江”埋岩五块“议榔”，俗称“五公岩”。从此后，分五支。）

“一支住方先（古州），一支住方尼（台江），一支住者雄（雷山），一支住希陇（凯里），一支住桑怎（炉山）。”

8.《苗族古歌与苗族历史文化研究》载

雷山县（苗族）歌手唐德海所唱《带路歌》叙述的（苗族迁徙）路线如下：长羊—翁宝（榕江县平永镇乌婆）—平江（平江）—刘里（料里）—方先（古州）—方里—丹江（八开都江）—南有（大酉）。

从以上各地迁徙路线看出，榕江是苗族西迁中的一个重要地点，《苗族古歌开天辟地》说：“山坡就像斗笠样，山山相连到方西（古州）”。

六、应江治所遗址寻踪

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唐太宗设东谢首领谢元深辖地为应州，下设5县，应江（榕江一带）是5县之一。谢元深属吏部委任并可世袭，应州的时间跨度约300年，其中享受“经制州”待遇长达115年。应江300年的治所在什么地方？

1.王岭说

据古州苗族宁公支系的古歌记载，王岭一直是苗王居住的地方。而在王岭的民间传说中，王岭在古代建过县衙门的说法。

王岭古衙门位于现在的王岭寨中间位置，筑有围墙，现可看到遗迹。围墙东到凤凰山脚，西至弄子街，南抵现在新修的寨门处，北接拱门，总长约3公里。共有7个城门，昔称7道拱门。分为内外城，东西南北四个主要拱门，平均厚度约1.2丈，东西两个拱门的直线距离约1000米。内城的3个拱门，分别位于东、西、南三个方位。衙门左右甬壁上各镶着一块大碑，碑高约7尺，宽约5尺，厚度3寸多。满碑文字都是竖写，记载着当年设县的情况。其中一块已失，另一块直到1959年被村民“分解”为几块小碑后，重新磨平做他用。

衙门的大门前有三级石阶，宽有1丈5尺，均为鹅卵石铺砌。衙门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位于王岭寨中心。进入衙门左侧原有一水池，今尚余数十平方米，已干涸，主要为了防火，平时养鱼和种植荷花供观赏。

城内街道及路面横直有序，均为鹅卵石铺成。

城门外分别有三条交通道：一条出八匡进黎平；一条经白岩山到往洞；另一条直达车江。出寨的三条道多是鹅卵石花街路，有的地段用石板铺砌，特别是进入往洞的一条道，至今仍有大段石板路，铺得非常好。

古时的王岭周围坡地遍布村寨，现可以从地面遗存瓦砾辨识。清代中叶以来，随着汉族进入古州，王岭也不时有汉族移住，但此前住的都是苗族。清代时，王岭内城称兴隆堡，外围叫王岭，后才统称王岭。因是古代衙门，人们对此一直敬畏，建房都在衙门外围，1968年，村民周光敏才在衙门中心地段建房至今。

王岭寨靠河边的小电站处，原是2米多宽的码头，随着岁月流逝，才逐渐衰落。

清代立的三座石牌坊，两块在西门外，一块在西门内，“文化大革命”期间认为是“四旧”被炸毁，今仅存遗址和少量残石。

民国初年古州设县时，当时一部分人曾极力主张将县城设在王岭，县治设在古衙门处。双方争执不下后，才采取古老的“称水”办法选择，最后把县城落在古州的诸葛城原址处。

2.平江说

有人回忆说，榕江县文化馆原馆长刘放曾说过：“应江县”的治所在平江。仅此一句话。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找到与此有关的遗迹、古歌、传说之类佐证材料。

3.平永说

2014年2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水族百年实录》一书。此书是全国政协文史委和贵州省政协文史委合编，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史资料书系》之一，分上下两册，共190万字。这部权威文史在概述中有一段话：“据专家考证，都尚县治地为今三都水族自治县上江镇；婆览县治地为三都县垣丰乡；应江县治地为榕江县平永乡；陀隆县为台江县；罗恭县为雷山县”。中国作协会员、黔东南作协主席、著名苗族作家韦文扬（丹寨籍）在《黔东南日报》和有关刊物、网上载有一篇重量级长文，名《谢元深进长安》，说的就是贞观三年谢元深到京城长安朝见天子之事，文中直说谢元深（有的写为“谢元琛”）是黔东南人，并说不知月亮山中是否还有谢姓苗族。有的文章也直接说谢元深是榕江人。

贵州的“谢”姓，历史上是贵州的望族，而且“望”了若干代，有“东谢”、“西谢”之分，黔东南的“谢”姓即为“东谢”。按推想，谢元深是应州刺史，谢姓作为大族，他属下的应江县也可能是“谢”姓掌舵。《水族百年实录》的概述一语惊开古州天，平永原是苗族所开劈并所居，镇上有老地名为“谢家湾”。平永历史上有四大姓，也是四大望族，分别为谢、龙、欧、刘四姓，已知龙姓和欧姓是从湖南迁来。平永老一辈人都知道，“谢”姓是历史上平永的四大望族之首。现三江水族乡（原三江乡属平永区）的四格大寨均为苗族，而且都姓“谢”。雷山等地流传的好几首《苗族古歌》，都唱道平永、靖安两地都曾是苗族迁徙途中的重要中转站。平永“谢家湾”、四格的大家族“谢”姓苗族，与应江县是否有直接联系，有待考证。

或者说“王岭”和“平永”都先后作过“应江”治所？也待考。

七、异彩纷呈的苗族古文化印记

古州作为黔东南苗族历史文化大本营，至今保持了十余个支系，据初步考察有高文、高武苗族支系（16寨）；花裙苗族支系（26寨）；高岜（都柳江）苗族支系（17寨）；孔明山苗族支系（共24寨）；对角花苗族支系（共25寨）；短裙苗族支系（3寨）；超短裙苗族支系（8寨）；红苗苗族支系（9寨）；加退苗族支系（3寨）；加早苗族支系（3寨）；加早小寨苗族支系（1寨）；加俩苗族支系（共21寨）；高排摆贝苗族支系（21寨）；怎矮苗族支系（9寨）；盘踅苗族支系（7寨）；摆拉苗族支系（7寨）；马鞍苗族支系（5寨）；小丹江（清江）苗族支系（4寨）。

区别苗族各支系，最直观的办法就是看他们的服饰，也就是服装款式、刺绣和头饰。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苗族妇女们通过生活实践和自己的想象、归纳、总结、提炼，创造出无数的服饰花纹图案，并通过刺绣表现出来。在她们的刺绣图案中，有形象、有抽象、有变形、有夸张。尽管在苗族妇女的语言和思维观念中，根本不存在形象、抽象、变形、夸张这些名词和理念，但丝毫不影响她们在事实上对这些观念的理解和处理：看她们的刺绣作品，虽然夸张，但不失实；虽然抽象，也不走样；虽然是创造，却有根有据。形象思维来源于生活，但她们的刺绣作品又远远高于生活。

榕江苗族所有支系的服饰都有刺绣，只不过多少而已。刺绣作品所展示的内容，多是苗族的社会历史、自然环境、生产生活场景以及观念形态意识。刺绣图案的形式、风格、色彩，甚至面料的使用，都体现出典型的原始艺术性。

在榕江，刺绣技艺和图案内容最为复杂的，当数花裙苗支系。

花裙苗的妇女们，以“板丝”作刺绣“底料”，再将“底料”贴在家织布上。所谓“板丝”，就是让蚕虫在平面吐丝，牵结成一大块“丝板”后，再轻轻剥开，然后根据需要染色。技能高超的妇女，早已胸有成竹，无须在底料上绘草图，直接手绣，将图案完整绣出来。图案内容一般有日月山川，江河溪流，珍禽异兽，花鸟虫鱼，吹笙跳月，天上仙女，古代故事，民间传说等。只要是她们看到、想到、听到的，都可以根据不同作品的特点而刺绣。

与其他兄弟民族一样，“龙”也是苗族的图腾，不过，展现在苗族刺绣品上的“龙”，不是常见的耀武扬威的张狂样，而是一种抽象而异样、非常原始的形象，完全是人类上古时代的“龙”形特征，就是又粗、又短。而且，在她们看来，“龙”不是一个具体的形象，而是体现在人们意念中的若干动物中。所以，在她们的刺绣作品里，有牛龙、鸡龙、蜈蚣龙、人龙、仙女龙、鸟龙，鱼龙，蚕龙、蛇龙、猪龙，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龙，如此等等。这些写形、写意、简化、变形、夸张的“龙”形，主要区别在头部，腰身以下基本相同，稍稍熟悉苗族文化的人一眼便可辨别。苗族刺绣品的“龙”形，保留了苗族古文化印记，内涵十分丰富，是人类上古文化的重要痕迹。

在榕江苗乡，可以看到人类从上古以来的服装样式。超短裙苗族的裙，长度不足5寸，传承的是人类还没有发明布料以前，用芭蕉叶围身遮羞、用树叶盖头，以遮风避雨的“服装”样式。专家说，这是人类服饰的活化石、芭蕾舞裙的故乡。

对角花苗族服饰的刺绣板块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战袍样式，男女的发饰也是那个时代的。

高岜苗族男女的服装，都是中国秦汉时期的服装样式，发式也是那个时代的，所以有专家和游客说：西安的兵马俑是死的，榕江苗乡的兵马俑是活的。

花裙苗族的服饰，是中国唐宋年代服饰的演变。

孔明山苗族等三个支系的服饰，是元明两朝的服装样式。

月亮山里有一个支系，他们刺绣的图案、头上的装饰和发式，都是典型的明朝宫女的服装样式和发式。什么原因呢？因为那里有一段特殊的、外人不知道的明皇室历史。

明朝的第二代皇帝建文帝被自己的叔父朱棣推翻后，跑到贵州避难，这在不少历史书里都有记载。据榕江当地的《苗族古歌》传唱，建文帝是先从南京乘船到宁波，再从宁波乘船到广西，然后才顺着都柳江上行到榕江苗乡，定居以后才辗转贵州各地。一直到公元1424年给他平反以后，他才离开榕江苗乡。

明末和南明的杰出军事将领何腾蛟，是贵州黎平县人，明朝灭亡后，他护送崇祯皇帝的太子和幼子，到榕江苗乡避难。

为保全性命，长期隐蔽，并创造条件反清复明，明皇室人员用各种方式主动与当地苗家交朋友、认弟兄，将朱姓以及随同来的彭、石、潘、刘姓的帝师、军医、御医、武术师、各类工匠、兵器师等人员，全部改为当地的“杨”姓，全加入“苗族”，学讲苗语，后来也逐渐穿苗装，总之，一切都融入当地苗族。可是，双方又互相影响，崇祯皇帝有一个孙子，叫杨道恢，他编了十多首《苗族古歌》，唱的是这一段历史。所以，明皇室的文化也就成了榕江苗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目前，崇祯皇帝的幼子在榕江苗乡的后裔有10多户，50多人。他们虽然姓“杨”，但神龛牌位的正中却书写：“原祖朱氏祖宗之灵位”，有的则直书“原主朱氏明成祖之位”。

现在，榕江苗族的这支系，无论男女服饰的花纹图案非常有特色，与榕江苗族的其他支系区别很大，原因呢，是当地的服装样式、刺绣都融合了明皇室宫女的服装和刺绣的样式。甚至女性的发式都还是明皇室宫女的样式，这种与众不同的特征，赢得众多殊荣和中外游客的普遍喜爱，但是，人们都不知道这其中的底细。

苗族的刺绣，是苗家女性的艺术，但穿戴不是女性的“专利”。在榕江一些苗寨的节日期间，可以看到人类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远古时代，出嫁的是男子而不是女子，男子出嫁前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这种遗风，现在还保存在榕江部分苗家山寨，跳芦笙舞的时候，男子穿盛装，女的不穿，传承的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习俗。

在都柳江畔和月亮山中的苗寨里，大多数住房的建筑格式都是干栏式建筑，这是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同胞古代建筑的典型样式。月亮山苗族几个支系过牯藏节，以前历时13天，现缩短为7天。这个节日形式的隆重，规模的盛大，内涵之丰富，气氛之悲壮，仪式之原始、古朴，世所罕见，令人万分震撼，堪称集苗族历史文化之大成。所以不少专家、学者称月亮山为“中国苗族历史文化的露天博物馆”。

榕江苗王庙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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