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疆六百年祭

明代以前的贵州，曾有“苗疆”之称。其时的“苗”，泛指黔地土著居民，除了苗族，还有侗族、水族、布依族、仡佬族等等。到了清代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开辟“苗疆”，其疆域则专指苗族聚居区，即清水江、都柳江流域的苗族村寨，并在其地设厅治之。因是新设的，又称“新疆”。与黔东南毗邻的湘西苗族聚居区，也称“苗疆”。不过，苗族在黔的支系繁多，除了“苗疆”聚居区之外，全省各地都有分布，在贵州土著中，苗族是人口最多的民族。

然而，苗族作为贵州的土著，在建省六百年中，既是派伕征赋的对象，给官家出力、出粮、出钱之余，反而被诬为叛贼，出兵镇压。阅读明清官修有关贵州的历史典籍，书页上的一个个汉字，恍若苗家的血泪在流淌。

这并不是在给贵州建省抹黑，而是历史的真实。或者说，贵州建省史，其实就是一部黔人的荣辱史。既有光明，又有血斑。光明浸染着血斑。人们往往乐于看到光明，称道“荣”的功绩，而忽视“辱”的存在，不愿或者羞言血斑。

可是，历史是抹不掉的。黔中被“辱”者，首当其冲的就是苗族。苗家人在贵州建省进程中的遭遇，及其身受的流血牺牲，史不绝书。

明以前的贵州无省治，其地分属川、滇及湖广三省管辖。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时，命征南将军傅友德统兵远征云南，扫除蒙元政权残余，从而统一全国。明军途经贵州，因“行进不利”，遂置“贵州都指挥使司”，属于省一级的军事机构。目的在于缓解明军的“行进不利”。直白地说，就是得有一个“贵州都指挥使司”这样的权威机构，向黔人征集粮草。明军所到之处，向地方索取补给。地方官则横征暴敛，苗民无力负担，遂起而抵制。官军以其行为是对朝廷的反叛，于是用兵镇压，战火连年。

据《明实录》（贵州卷）记载，自明景泰至明万历年间，苗民称王反抗官府暴政者，计有阿同、韦同烈、阿拏、王阿榜、苗金虎以及望烈等多起。景泰元年七月八日（1450年8月15日），官府“擒获赏改寨苗王阿同”，假以“叛贼”罪名，将其“正法”。官方奏文称：“其祸始于频发征伐云南，供米、供役，不胜其苦。又因生、熟苗互争田土，有司受其贿赂，判与不公。亦因边将有司剥削侵凌，激其为变。”明代诸多苗民称王反抗案例，无不是官逼民反。而称王者，及其所率的苗众，最终都被官府剿杀，死于明兵的刀枪之下。

可是，这一切都与朱元璋用儒家之道统一和治理中国的美意相悖。

朱元璋出身贫寒，小时候托钵乞食，受过煎熬。但他在私塾里读过孔孟的书，懂得做人的道理。后来投奔红巾军，恭谨慎行，受到重用而成为一支红巾军的统帅。每到一处，必向儒士讨教，并招为谋士，用其谋略。于是，儒家之道成为朱元璋治军之本。儒家为政以仁。进军前，朱元璋首先严明纪律。并对统军将帅讲明道理：要平定天下必须讲仁义，光靠军事威力是不能取得人民支持的。打仗要用兵，安定民心要用仁。公开宣布：禁止军士剽窃，并规定“严禁官吏下乡”、“民拿害民官吏”等。

其时起义反元的军队有好几支，朱元璋之所以能胜出，除了他自身的勇悍和智谋，儒家思想当是致胜的根本。朱元璋深知得天下靠的是儒家思想，待到他在南京称帝时，遂决定以儒治国，统一天下。

当着明军西征云南，途经贵州之际，朱元璋随即给前线将帅诏谕，要用儒家思想教化蛮夷，让他们“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从而“变其土俗，同于中国”。而贵州军政当中，有些官员的所作所为，却与大明王朝的仁政背道而驰。

由此可见，仁政虽好，若无“仁者”将其付诸实现，不过是一纸空文。

所幸的是，贵州官府不乏其人。时任贵州卫指挥的顾成，就是值得称道的一位“仁者”。

“靖难”之役，燕王朱棣取代建文帝位，顾成随即归顺，得到重用，受封为镇远侯，仍镇守贵州。

朱明王朝对土司实行羁縻政策，剿抚并用。凡愿归附者，仍授以官职，命其为朝廷效力。思南土司田仁智、思州土司田仁厚，在明军入境时，随即表示归附，朝廷仍授以与原来同等的官职，命令他俩仍在原地供职。两位田姓土司，历年都能按例纳贡，受到朝廷的赏赐。

可是，永乐十一年（1413），思州宣慰使田琛、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与副使黄禧之间结怨，复因争地互相作战。宗鼎弟被杀害，祖坟被挖，母尸被戮，忍无可忍，便向朝廷告发。成祖朱棣几次下诏，命令田琛、黄禧到朝廷自辩，两人竟拒不从命。朱棣遂派蒋廷瓒前去昭告，并命顾成率五万明兵压境，将田琛、黄禧擒拿归案。顾成遵命，依法将田琛逮捕，械送京师治罪。黄禧以同罪给予惩罚。

田姓土司纷争既已平定，成祖即诏谕户部，指出思州、思南三十九个长官司，要加以抚绥，更可以设置府、州、县，再建布政司，将其统辖起来。“布政司”，即省一级的行政机构。

户部经过商议，拟以思州二十二长官司，分设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十七长官司，分设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而于贵州（即宋、元时期的贵州卫所辖地）等处设承宣布政司，以总八府。以蒋廷瓒为右布政使，陈俊明为右参政。

永乐十一年八月，正当贵州建省之议已经商定之际，思州台罗等寨，突然发生叛乱。顾成复受命为总兵官，都督梁福等为副总兵，统帅贵州、湖广二都司，以及武昌三护卫所官兵共三万人，进行平叛。朝廷担心“杀伤过多”，特别告诫：师“至境上，且按兵不动，先遣人斋敕招抚，如不服，然后进军。”顾成本性忠谨，不乱杀人。上既有旨忠告，遂遵旨招抚。然而，叛者不从，于是发兵征讨。于永乐十二年（1414）春，将为首的叛军头目普亮等擒获处斩，叛乱平息。

至此，时机已经成熟，大明朝廷即于永乐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决定，在贵州设承宣布政司，命蒋廷瓒为布政使，从而结束了黔中之地由三省分治的历史。

顾成因为平定思州、思南土司之乱，促成贵州省治的建立，称其为“贵州建省功臣”，应是当之无愧的。

从顾成办理土司案件可以看出，他为政以仁，忠于职守。前一案，遵命将涉案者擒获，械送京师治罪，他自己并未直接施罚；后一案，则严格遵照成祖授命的办案程序，先礼（理）而后兵。只是擒斩为首者，余众一概不究，没有发生流血事件。

《明实录》对顾成有一段评述说，他在黔十余年，“讨平诸苗侗寨数以百计，皆诛其渠魁，抚绥余众，恩信大布，蛮人帖服。”有此两例为证，当是可信的。但不知那些苗民称王的案件，怎么没有落到他的手上？如果由他去办理，不是可以挽救多少苗家人免于丧身么？！这并非不可能。遗憾的是，当他办完思州、思南土司案，黔境得以安定，贵州承宣布政司宣告成立，新任布政使蒋廷瓒到任就职的时候，已届八十五岁高龄，在贵州任所安然辞世，时为永乐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1414年6月12日）。大明朝廷以顾成“直质有胆略，虽至大将，不以贵富骄人。在镇日缮甲兵，申严号令，威信并行”，追封夏国公，赐谥武毅。

但就苗民称王而论，其与土司之间的纷争，以及抗命不从的行为相比，性质完全不同。苗民是因为受到官府的侵凌和压迫，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而奋起抗争，是正义的。可是官府无视苗民应有的权益，侵苗之事不断发生。

湘西腊尔山的苗族为反抗明代的暴政，更是风起云涌。朝廷自洪武十四年（1381）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二百多年间，持续用兵三十多次。苗家人毫不畏惧，英勇抗击，多次打退官军的进剿，夺回被占去的土地和家园。官府无计可施，只得哀叹“湘西多事”。

其时，分守湖北带管辰元兵备道参政蔡复一，向朝廷奏准在腊尔山修筑边墙。耗资四万两，自万历四十三年（1615）至天启二年（1623），历时八年，用工二十万，筑起一道西起贵州铜仁的黄会营，北迄乾州（今吉首市）喜鹊营，全长三百六十里的城墙，因是用来阻隔苗民的，时称“苗长城”。因其建制与秦长城相仿，城堡、墩台、关门、炮台、碉卡和城墙一一皆备，又称“南长城”。

秦长城，是用来阻挡匈奴南下中原，威胁中央王朝的统治。而南长城则是将苗民阻隔在汉民居住区之外，而且订立规矩，明文昭示：“苗人不入汉，汉人不入峒（苗）。”并派兵把守，不分昼夜地沿墙巡逻，严禁越界，如临大敌。

湘西官府不仅不用儒家之道教化苗民，而且筑起高墙阻止他们与汉民交往，反过来，却诬称苗族为“化外之民”敌视之，这究竟是谁之过呢？一个家庭，“子不教，父之过”；一个国家，民不教，岂不就是官之过么？

清代初期，由于康熙对边疆的政策宽严有度，贵州没有发生大的动荡。黔人度过了一段相对安静的日子。可是，到了雍正年代，苗族的命运急转直下，始作俑者是云贵总督鄂尔泰。他向清世宗雍正奏请开辟苗疆。实则因为大清王朝鞭长莫及，失去了苗疆这片王土，奏文声称：“欲百年无事，非改土归流不可，欲改土归流，非大用兵不可。宜悉令献土纳贡，违者剿。”

苗族社会，长期自选头领，自定约法，从来不受官府的制约。要将其收归版图，作为中央政权，统一边疆，是其所当为，但其所使用的“武力征服”失策。

朝中大臣对鄂尔泰的用兵之议非常惊讶，议论纷纭。而雍正帝却“大悦”欣然嘉纳。更因其“奇才”（鄂尔泰）格外高兴，随即授以贵州、云南、广西三省总督。信笔朱批鼓励“要建从古未有之奇勋”，“唯重兵弹压为要，不可惜费省事”。

鄂尔泰得令，遂派张广泗统领剿苗军，由八寨进入，一路剿洗，甚至“掳其子女，分其田土”。并在其所占领的地区设立厅治，派驻流官。厅治遍及苗疆，共计六厅，即清江厅、古州厅、台拱厅、都江厅、八寨厅、丹江厅，本来是苗族自治的政权，遂为流官取代。

为求流官治苗的稳固，又在治所高筑城墙，设立屯军，以为护卫。流官身在衙门，便依照鄂尔泰的治省方策，对苗寨“编户纳粮”，伸手索取。苗家人无力负担，奋起反抗。自雍正至同治，历经四个朝代的一百五十年间，苗疆民众掀起了三次大的起义，武装对抗清王朝的暴力统治。义军烽火遍及黔中及湘西苗寨。由于苗族处于弱势，经不住大清王朝的血腥镇压，终被剿灭。苗族村寨被血洗，起义军被杀戮。

仅自雍正六年，清军进剿至乾隆初期，官方的奏报，（一）官军临阵斩杀，割有首级、耳记验实者，共一万七千六百七十名；（二）临阵生擒并顺苗擒献赎罪者共二万五千二百二十余名；（三）内审系妄称名号或伪署官职首恶要犯，应解省直审结案者共四百余名，审明实系拒敌官兵，烧劫村寨，法无可贷，即在军营枭示者，共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余名；（四）所获逆苗家口，审有稍可矜疑者，即行释放安插外，实系疑犯家属，例应充当为奴者，共一万三千六百名；（五）临阵斩杀，枪炮中毙，未及割取首级，围寨焚烧，投崖自尽，以及饿毙山林者，实不下数万。

经此一役，被剿洗的苗寨户口人丁，实去十之五六。

咸同年间，台拱地方发生水旱虫灾，颗粒无收，厅治同知张礼度以无粮可交，而“勒折生银，提押追征”。凡不交者，便抓去关押，以致“狱为之满”。有的苗民身无分文，逼得无奈，便去挖开祖坟，取出先人口中的买水银，含着眼泪上交官府。更有屯军，因无地可屯，便去侵夺苗田。苗民遭灾之后复失去田土，雪上加霜，痛不欲生，而又投诉无门，遂以歌代诉，伤心唱道：“清水江畔好良田，黄金稻谷收不完；官府税，屯田租，苗家身上两重山”。

为了搬去苗家身上的两重山，苗家汉子张秀眉率领苗众起义，义军累积连年受压的积恨，烈火熊熊，捣毁厅城，冲出苗岭，足迹遍及黔中大地，加上太平军起义，危及大清王朝，清朝帝王惊慌失措，紧急调集黔桂湘清军，进行围剿，终被剿灭。最为惨烈的是，起义军首领张秀眉被俘后，被押解湖南长沙，官府将他的头颅剖开，点上天灯示众，以宣泄对苗族之恨。

经过此役的剿洗，苗家人户仅存十分之三，有的厅城和村寨被洗劫一空，死者尸身无人安葬。有碑为证。

都江厅城《城乡义冢坟墓》碑，同治十二年七月（1873），由黎平营参府果勇巴图鲁张（果）署名立。都江分府王治文撰文称，他们来到这里“见地荒芜，人烟萧索，不觉喟然之叹……复查地方兵燹以来，十有余载，戎马蹂躏，生灵涂炭，枯骨枕野，惨不堪言。唯是董绅等收殓失城枯骨，约数十担，瘞南门外……”

应该说，死于咸同之役的尸体，并不只是苗族义军，还有参与其事的清军官兵，说明双方都损失惨重。而应对战争负责的，当是首先发难的大清王朝。

历史上对清代苗疆“改土归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是歌功颂德。战后一些官绅，将清军收剿得来的起义军兵器铸成铁柱二根，立于贵阳甲秀楼，以表彰剿苗者（前任总督鄂尔泰和后任总督勒保）的功绩，并盗用“贵州通省士庶民苗”之名。而深知底里者，如瞿翁则在其所著的《铁柱篇》中，毫不隐讳地揭穿其秘说：“似云此铁非似铁，仍是千人万人血。铸为钱镈力可住，官吏扰民愁苦深。亷威所被群苗服，我愿铸为良史心。”依“良史”之言，“双柱”实为清王朝治苗的耻辱柱。

二是，曾经参与剿苗的都匀知府罗应旒，战后在丹江雄脚“万人坟”碑铭中记其事云：清廷在苗疆设立的六厅，“守弁、文武苛敛于上，上司通事、屯军、汉民剥取于下，故乙卯（咸丰五年）之乱，官兵汉民死几尽”。也就是说发生在咸丰年间的苗民起义抗清“之乱”完全是被官府的苛敛和汉民的剥取给逼出来的。其后，即辛未（同治十年），罗氏曾受命率一旅会各军讨伐，“破其巢，焚其粟”；癸酉（同治十二年）守都匀时，“复会各军讨平之，拒者诛，顺者抚”致使起义军被“劫杀”。战后似有所悔悟，碑铭复云“予即正叛军之罪，而又悲苗之叛非其志也”。于是“复往黄茅岭（丹江），聚其众（死难）者殓于此，合瘗为大冢”（万人坟），“故书其大略以告来者”。

罗应旒知府为“布政使衔”，身份相当于省一级的朝廷命官，其言可以代表一个省的军政要员，对苗疆事变总的认识和论定。

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领导的主流意识形态贯彻历史唯物史观，强调以人民为主体，过去被封建统治阶级颠倒的历史被重新颠倒过来，苗疆人民深受欺压的苦难史得到了正面的揭示和控诉，苗族大众前仆后继的反抗起义被首次写进历史。《中国通史》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网页设立专节和专页，对苗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予以描述和肯定：

鸦片战争以后，咸同年间，黔东南等地又爆发了以张秀眉为首的苗民大起义。各路起义军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几乎攻占了整个黔东南地区，他们与各地以汉族为主的“教军”、“号军”相互配合，和侗族、水族、布依族、瑶族等农民起义军密切联系，协同作战，后来还与太平天国石达开的部队取得了联系，直接或间接地打击了清朝的统治。起义先后坚持了18年（1855～1873）之久，是苗族历史上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斗争。

而今，苗疆腹地台江县树起了一尊高大的张秀眉塑像，再现了苗族起义军首领的勇悍英姿。这既有赞颂苗族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之意，同时又是对清王朝长期用兵征讨苗疆的无声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