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巩固和拓展了思南在黔东北的中心地位

思南位于贵州省东北部，乌江的中下游。早在新石器时期，思南就有人类生息繁衍。他们以乌江及其主要支流岩头河、黑鹅溪河、石阡河之沿岸为主要栖息地，过着渔、猎、牧、农的生活，因而乌江便成了思南先民的母亲河。特别是在陆路交通极为不便的时候，水上运输便成了主要交通手段。改土归流之后，乌江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思南正是依赖乌江之水运，成为贵州历史上开发较早、商贸繁荣、文教发达、人才辈出之地，并且在黔东北一带一直处于中心地位。

一、由于建置较早，思南成为黔东“首郡”，一直为州、司、府治所在地

思南在夏禹时为荆州之属。春秋战国时，属楚，为黔中地。秦昭襄王三十年（前277年），秦夺楚江南地，置黔中郡，辖今贵州东部及东北部，思南属之。汉高祖五年（前202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辖今思南地。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益州牧刘璋分涪陵县地另置丹兴、汉葭、永宁三县，合涪陵县置巴东属国都尉，治涪陵县；永宁县在今思南一带。蜀汉章武元年（221年），改巴东属国为涪陵郡，改永宁县为万宁县。南北朝时，北周武帝宣政元年（578年），信州总管龙门公裕王宇文述招慰生僚王元殊、多质等，以其地遥置费州。据王仲荦著《北周地理志》载：“费州，当今思南城关。”即是说，思南这片土地最初之名当言“费州”。虽然并非实辖，只是遥领，然这片土地的确是进入当时北周行政档案了的。

隋统一中国，重新调整行政区划。隋炀帝将地方行政区划统一为州、县两级，隋炀帝改州为郡，仍为两级制。隋开皇二年（582年），田宗显为黔中太守，官邸建在思南。隋开皇五年（585年）于费州地置涪川县（今思南地），属黔安郡。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改黔安郡为黔州，思南属之；唐武德四年（621年）改巴东郡务川县置务州，领务川、涪川（今思南地）、扶阳三县。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改务州为思州，将涪川、扶阳二县析出置费州。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以多田（思南、德江之间）、城乐（思南、凤冈、德江之间）二县入费州。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名涪川郡。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复名费州，州治涪川县（今思南），领涪川（思南）、扶阳（德江煎茶）、多田、城乐四县。

以上史料表明，不论是南北朝时北周的费州，还是隋代的费州，抑或是唐代的费州和涪川郡，其治所均在今思南城关，更何况还领辖四县，故后人把思南称为“郡”，亦称“黔东首郡”（明嘉靖思南府推官王泽有诗“窈窕思南郡，襟山更带河”）。

至宋，改旧制。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思州土酋田祐恭请求内附。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置思州，领务川、邛水、安夷三县，为羁縻州，州治务川，思南属务川县，即为思州辖地。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思州土酋田景贤归附，置新军万户府，随改思州军民安抚司，治务川，后徙治龙泉坪（今德江小谷庄），因司署毁于火，又徙都坪清江城（今岑巩）。于是称新治清江城为思州，而称故思州为思南（亦曰思南乃思州之南，是以务川定位而言者，非岑巩也）。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改思州安抚司为宣慰司。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降为思州军民安抚司。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改思州军民安抚司为军民宣抚司，领一县、二十二长官司，今思南时为水特姜长官司。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思州所属镇远州知州田茂安，据其地以献明玉珍，创设思南道都元帅府，寻改思南宣慰司。行政区划以思南为名者自此始。

元朝末年，贵州土司林立，数以百计。明初分别加以归并、改置，在贵州设立贵州宣慰司、思州宣慰司、思南宣慰司、播州宣慰司，合称“四大土司”。明洪武初年，思南宣慰司领镇远溪洞金容金达、水德江、洪安、化剂、思印江、施秉、偏桥、铜仁、省溪、提溪、大万山、乌罗、溶江芝子坪、五砦等十四长官司并镇远府及务川县。明永乐三年（1405年），思南宣慰司领十七长官司、一州、一县。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一月，思州宣慰使田琛与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因争砂坑地，相互仇杀，不听朝廷调处，俱革职逮办。明永乐十一年二月初二（1413年3月3日），以思南宣慰司地分设思南、乌罗、铜仁、镇远四府。思南府治所在水德江（今思南）。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三月，以原思南宣慰司所属水德江、思印江、沿河佑溪三长官司及蛮夷长官司，并务川县及板场、木悠、砦前、任办四坑水银局隶思南府。明永乐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1423年9月1日）设贵州思仁道于思南府，按治思南、铜仁、石阡、乌罗、思州五府。明万历十五年九月十八日（1587年10月19日），将原驻思南府的分巡思仁道移驻铜仁府，而以分守思仁道驻扎思南府，兼管扶夷及播州土司，平溪、清浪、镇远、偏桥等卫均受其节制。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九月，改水德江长官司为安化县。至此，思南府领安化、印江、务川三县和蛮夷、沿河佑溪、朗溪三长官司以及都濡五堡土坑等处巡检司、覃韩偏刀水巡检司与板桥巡检司。

清末，思南府仍领安化（原为附廓思南府，光绪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即1880年9月30日，令将县治迁驻大堡）、务川、印江三县及都坪、都素、施溪、黄道溪四司。

民国3年（1914年），思南府改为思南县，隶黔东道（又称镇远道，驻镇远）。民国24年（1935年）6月，贵州省建立11个行政督察区，第六行政督察区驻思南，辖思南、德江、务川、湄潭、凤冈、后坪、沿河、印江八县。民国25年（1936年）贵州省行政督察区缩减为8个，第六行政督察区移驻铜仁、辖思南等县。

从以上史实不难看出，思南在黔东北一带的中心地位并非一朝一代形成的。从南北朝时北周在思南遥置费州开始，至民国中期，大约1300多年时间，思南历为州、司、府治所在地，且辖地较宽。改土归流之后，又给思南在文化、教育、商贸诸多方面带来极大的好处，有力地促进了思南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由于水运较发达，思南成为黔东北的重要商贸中心

乌江是长江的主要支流。思南处于乌江中下游，也正处于乌江的主要航区。楚威王时（前339年～前329年），贵州境内的且兰国（福泉一带）实力相当雄厚，要从东边的楚国到西边的滇国（云南）去，常被其阻隔（史载“常隔滇道”）。于是楚威王便派将军庄蹻略巴、黔中以西之地，经且兰、夜郎而达于滇，是循乌江而上 ^[1] 。在陆路交通十分落后的时候，内河航运便是重要运输手段。从乌江入长江处的涪陵上至大乌江之间，思南坐落在乌江岸边，于是思南自然就成了乌江的一个重要码头。明嘉靖《思南府志》叙述乌江下游黎芝滩，曰：“则有大崖，上有光芒如匹练焉，舟过此而光现者，即水波不兴，否则，有覆没之患。” ^[2] 其言乌江通航早在明朝以前便成定势了。另有当时贵州巡按御史王杏《览江诗》云：“泛泛江心驾一艘，两岸悬峙声云头。”当然，那时的乌江由于几个险滩的阻隔，尚不能全程通畅，只能是滩上、滩下分船往复接运。改土归流之后，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十月，思南人田秋任四川按察使时，条敕川、贵两台使上疏曰：“贵州自开设以来，江流阻塞，盐利不得入贵，官民两病。”朝廷敕两台使对乌江“凿壅疏流，传檄谕商，货盐入贵者赏，民皆乐趋，往来不绝，岁获千百之税”。 ^[3] 从此，乌江航运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川盐及两广的日用商品便源源不断地进入贵州，进入黔东，思南成了黔东北川盐集散地和日用品批发中心。

最初到思南经商的主要是江西人。明嘉靖《思南府志》以“商贾辐辏”来形容当时商贸频繁的景象。特别是到了清代，现代工业在我国尤其是在沿海地区有了萌芽，民用品的生产能力有所提高，这些产品不断地进入内地市场，因而内河航运也随之繁忙起来，在这种形势下，思南在黔东北的商贸中心地位就越加显得突出。清道光《思南府续志》对此作了如下记载：“商之由陕，由江至者。边引蜀盐，陕人主之。棉花布匹，江人主之。其盐自蜀五洞桥盐井运涪入黔，两易舟以达思南，分道散售。石阡、铜仁、镇远各府皆引地也。计岁销盐十数百万斤。”“峨艑，唉乃相闻（意思是大船小船，前后喊声相接，形容船多）。百货转输，兹为大矣。花布除各城厢市集外，惟安属大堡，煎茶等墟市，销售为多。” ^[4] 思南人张敏文在《思唐杂咏》诗中也写道：“当年火种刀耕地，此日花团锦绣天。砂汞厂连金铁厂，小盐船接大盐船。”这是对思南的繁盛景象的形象概括和描述。

乌江航运的发达，不仅带来了商贸活动的频繁，而且也刺激了思南市场的发育。自清嘉庆六年（1801年）江西商民捐资开拓装饰万寿宫（后为江西会馆）起，先后有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安徽、陕西、宁夏、江苏、浙江、山西、四川等省商民在思南府城设庄号、建会馆，经营思南盛产的桐油、木油、生漆、黄蜡、白蜡、五倍子、花纱、布匹等。江右商民还在府属鹦鹉溪、张家寨、许家坝、塘头、板桥、大坝场、文家店等地建万寿宫，开展土特产品收购活动。清嘉庆、道光年间，陕西商民先后来到思南塘头开设永顺源、正顺隆、源恒顺、王安利、吴恒顺、聚茂源、会万利、张顺朝、郑源源、郑玉川十大商号。其后又增加吴国顺、吴怡顺两家。所以当时人们称塘头为“小南京”。到了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思南仍然承担着黔东地区民用商品批发业务。民国财政部川康区贵州盐务管理分局在思南设立支局。1952年2月思南县人民政府接管该支局后，成立贵州省盐业分公司思南支公司，负责铜仁、江口、石阡、印江、思南五县的食盐供应 ^[5] 。其他百货商品供应也是这样，特别是德江、石阡、印江、沿河片区的供应。直到遵铜公路全线通车、湘黔铁路建成营运后，供应量才稍有减少。尽管如此，乌江航运的优势仍然存在，因为它是黔东北地区经涪陵直达上海的唯一通道。

三、由于办学较早，教育发达，思南成为黔东北文化及人才的中心

思南在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已成为独立的地方行政机构思南宣慰司，隶湖广行省。至明初，已成为当时贵州“四大土司”之一。其管辖范围已相当大，辖十四长官司及镇远府和务川县。至明永乐时，已有40多年的历史了。明朝伊始，即“崇重学校”，强调“治国之道，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至明洪武八年（1375年），“又诏郡县，凡闾里皆启塾立师，守令以时程督之” ^[6] 。在朝廷的一再督促下，思南宣慰司于明永乐五年（1407年）在河东万胜山麓创设了宣慰司学。然而，在土司的统治之下，“虽有学校，人才不得科贡”。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一月宣慰司以不法废，改司设府。改土归流之后的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时任守令陈理，“初改郡治，编户立学”，将河东宣慰司学迁至河西“府治北，宣慰田氏废宅”，即为思南府儒学。以后屡加修葺。明嘉靖元年（1522年），知府李文敏视学宫敝陋，“尽撤而更建焉。规制巨丽，为贵藩学校称首” ^[7] 。思南宣慰司学和后来的思南府儒学，都是当时黔东北一带最大的学校，思州、务川、印江、水德司、蛮夷司、沿河司等地学子均在这里求学。由于学校办得早，人才也就出得早。明宣德四年（1429年）水德司人勾天禄以《春秋》中式。明正统九年（1444年），务川人申佑登状元商辂榜，同科进士，官授监察御史。明正德九年（1514年）水德司人田秋登状元唐皋榜，同科进士，官至户部都给事中。如以乡试中举而论，则更早些。

明代，思南除了思南府儒学而外，还建有安化县儒学、斗坤书院、为仁书院、大中书院、文明书院及府城义学两所。从思南宣慰司学算起（1407年）至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127年间，思南中进士者2人，中乡举者22人，贡生94人。无怪当时（明嘉靖年间）分巡思仁道的田汝成（浙江钱塘人）在《思南府志》序中赞曰：“思南，故宣慰司治，永乐中罢司置府。与内郡比，百有余年，渐被文教，蔚然移风……于是荐绅之士彬彬焉，冠于全省矣。” ^[8] 如果以明末计，由思南府学而中进士者11人、中举者108人，“良由开辟最早得文教之先声故”。 ^[9]

到了清代，思南又办起了凤冈书院、文思书院、凌云书院、培风书院、许市书院、果泉书院，另有8所义学和若干“门馆”、“蒙馆”。这些学校几乎遍及思南城乡，有力地促进了思南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自明永乐年间，至清末，思南文进士计30人、武进士2人、文举人289人、武举人71人、拔贡41人、恩贡36人、岁贡4人、例贡26人、优贡2人。

关于思南办学早、人才多的问题，《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5期《思南宣慰司学儒学建置考辨》（作者，冉苒）一文中就提出“贵州置省前黔东地区即有学校存在”的观点。《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2期《明代贵州人才的地域分布》（作者，杨斌）一文中提出：明代贵州人才主要分布在贵阳、安顺、思南、盘县、凯里5个中心。以上两篇文章所述观点，笔者认为均是事实。其一，贵州置省是在明永乐十一年二月（1413年3月），而思南宣慰司学是在明永乐五年（1407年）创设的，学校当然是在置省之前了。其二，5个人才分布中心基本上都是建置较早、办学较早之地，故而脱颖登仕之人较多。

清末，虽思南府属各县都已办有小学堂，然无中学，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思南又创立了府立中学堂，后停办。清宣统三年（1911年），思南府又召集毗邻各县开会，第二次筹建思南中学，因战事而停止。民国15年（1926年）秋，思南、石阡、德江、印江、凤冈、沿河、务川、后坪八县各派代表齐集思南筹办八县联中，但无专人负责，未曾破土。民国17年（1928年）秋，省府派陈学式为筹备专员，重召八县代表集于思南再次商议，亦未果。民国19年（1930年），省府复派肖次瞻（思南人）为筹备专员，负责八县联中的筹建工作，始成。直到如今，思南中学作为省重点中学，仍然面向印江、石阡、德江、沿河招生。思南师范学校亦为邻近四县培训师资。铜仁地区西五县各种成人考试也把考点设在思南。

四、由于思南审时度势，后发赶超，将成为黔东北文化旅游中心

近几年来，思南的经济、文化、社会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2012年，全县各级干部和各族群众，抢抓国发〔2012〕2号文件和《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实施的历史机遇，克难攻坚，奋力拼搏，全面完成了县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速度加快、总量提升、位次前移、活力增强、民生改善、社会和谐的良好态势。这一年，我们坚持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促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创历史最好水平，县域经济发展质量明显提升。完成生产总值60.47亿元，居铜仁市第2位；完成工业总产值37.72亿元，工业增加值增速排全市第1位；财政总收入5.52亿元，税收收入排全市第4位，增速排全市第3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量排全市第2位，增速排全市第4位；经济总量跃升全市第2位。

2013年，中共铜仁市委、市政府规划“两区一走廊”战略布局，将思南确定为铜仁西部工业重要节点，将思南作为环梵净山旅游创新区的黄金节点，将思南作为乌江特色经济走廊的核心区域。这意味着思南真正成为政策叠加、机遇叠加、信任叠加的次中心受到高度关注和重视。我们也一定能坚定发展自信、赶超自信、跨越自信、小康自信！一定能充分发扬“跳起来摘桃子”的精神，鼓起“撑竿跳”的勇气，千方百计做大经济总量，调优经济结构，也一定能够在铜仁西部实现率先突破。

2013年，除了加强工业突破发展战略、山区特色农业发展战略而外，特别注重加快发展以文化旅游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抢抓中共铜仁市委、市政府规划建设“乌江经济走廊”和“环梵净山金三角文化旅游创新区”的战略机遇，以乌江为纽带，以文化为灵魂，以景区为支撑，着力发展乌江特色文化旅游业。

其中，将着力打造以乌江山水、石林景观为主体的山水文化，以民风民俗、土司宗庙为主体的地域文化，以花灯歌舞、乌江风情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以州郡古城、名人名家为主体的历史文化等文化品牌，着力兴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规划打造乌江山水画廊、石林独特景观，以多种形式宣传和推介思南山水文化。启动思南民间文艺及民风民俗收集整理、挖掘提炼工作，以各种方式传承和保护思南民族文化。精心编排思南土家花灯，潜心挖掘纵贯乌江两岸的古纤道、古驿道、古索道蕴含的独特风情，全方位打造思南地域文化。加大古建筑修复、古今名人宣传力度，彰显思南历史文化魅力，提升思南文化知名度。着力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推动基层文化建设，为创建文化强县奠定基础。充分利用新资源，强力推进旅游振兴战略。依托乌江山水画廊、石林独特景观、温泉资源和古建筑、民风民俗、名人名家等思南独特的旅游资源禀赋，加快推进旅游振兴战略。

一是实施景区升级工程。积极申报国家级湿地公园、四野屯省级风景名胜区。力争把石林打造为5A级景区，把白鹭湖打造为4A级景区，把万圣山森林公园、郝家湾古寨打造为3A级景区。推进乌江喀斯特国家地质公园、白鹭湖国家湿地公园、万圣山国家森林公园三个特色公园的建设，规划建设以万亩草场、万亩茶场、万亩林场、万亩花场为主体的生态旅游度假基地，规划建设以乌江水上探险游、水上观光游、沿江古纤道神秘游为主体的乌江水上旅游度假基地和思南温泉休闲旅游度假基地。加快推进白鹭洲大酒店、乌江大酒店的建设。

二是实施文化融合工程。启动以“一景一传说、一地一歌舞、一山一点缀、一水一诗画、一年一剧本”为主要内容的“五个一”文化融合工程。将民间文艺、民风民俗、名人名家、古迹古韵等文化元素与自然景观巧妙融合，增强旅游资源的吸引力、感染力和生命力。

三是实施开发管理创新工程。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理念，扩大对旅游资源、旅游市场的开放程度，充分发挥市场的引导作用、企业的主导作用和群众的主体作用，积极引进有潜力、有实力的企业参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探索成立旅游投资、管理和服务公司，加快规划打造以乌江山水、石林景观、温泉休闲、民风民俗体验为主的旅游黄金线路，加大旅游从业人员培养力度，着力培育旅游市场。出台支持物流业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依托乌江黄金水道和高速公路节点，规划建设一批专业市场、综合商场、物流园区、物流配送企业、网店，促进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积极引导消费。力争旅游业产值比上年翻一番，实现以文化旅游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

不断提升“城乡一体化”水平，充分利用和突出地理优势，围绕建设生态文明先行先试区的目标要求，打造以“乌江生态长廊”为主题的绿色景观长廊。尽快实现“环境更好、生态更优、景色更美、人居更宜的目标”。那么，思南毫无疑问将成为黔东北文化旅游中心。

众说纷纭何所惧，发展自己才是真。为了实现我们的梦想，使乌江明珠更加辉煌，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干，只争朝夕地干，脚踏实地地干，争分夺秒地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