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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贵州土家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中应处理好的几对关系
所属图书:《土家族研究》 出版日期:2015-09-01 文章字数:5161字

试论贵州土家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中应处理好的几对关系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民族教育在治愚、治穷方面具有始动作用,是民族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是21世纪民族进步的最主要杠杆之一,教育发展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未来。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全民性、全面性决定其在继承发展民族文化、促进少数民族的社会化、普遍提高民族素质中具有特殊作用和战略地位,应是各层次、各类型民族教育中的最重要部分,是发展的重点。因此,在贵州土家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深刻思考并有效解决当地基础教育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与矛盾,加快当地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力度,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战略意义。在新形势下,要加快贵州土家族地区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步伐,还需要认清当地基础教育发展中面临的以下几对比较突出的问题、矛盾和关系,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一、协调好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与和谐发展的关系

贵州土家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在各级政府部门及领导的关注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快速发展。贵州土家族地区国民基础教育服务体系已基本建立健全,中小学校的数量不断增加,在校学生数量逐步增加;基础教育已基本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教育质量得以提高,正在紧跟时代步伐实施新课程改革;多数中小学都配备了电脑等多媒体教学办公设备。如果考虑到贵州土家族地区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客观因素,无疑,与条件较好的其他地区相比,贵州土家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发展成效明显,取得了长足进步,呈现出跳跃式和跨越式发展的特点。但是,贵州土家族地区的基础教育也呈现出不平衡、不和谐的特点,例如,贵州土家族地区的中小学教师队伍发展呈现出教师数量增加与教师素质不高、学科不配套等情况。所以,今后贵州土家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协调好跨越式发展与和谐发展的关系。

首先,要注意协调教育扩展与教育质量提高的关系。贵州土家族地区的教育规模近年得以大幅扩展,适龄儿童入学率也在逐年提高,特别是义务教育的推行对当地基础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贵州土家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尚在低水准徘徊,需要加大力量提高基础教育质量,需要有关方面注意协调好教育规模与质量均衡发展的关系。

其次,要注意协调教师数量增加与教师素质提升的关系。贵州土家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师资在近几年得到大量充实,教师数量明显增多,从数量上来说基本能满足当地基础教育发展的需要。但是,在教师数量增加的同时,教师素质问题也凸显出来,成为新时期贵州土家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的一个瓶颈。教师是制约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和学校应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改善贵州土家族地区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福利待遇,从而把优秀人才吸引到教师队伍中来,努力建设一支留得下、用得上、靠得住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再次,要注意协调增加教育投入和提高办学效率、效益的关系。近几年来,各级政府部门对贵州土家族地区的基础教育经费投入给予了大力支持。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贵州土家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办学效率有待提高。贵州土家族地区特殊的环境限制了学校规模,增加了办学成本。但是,教育的发展需要讲求效率,应把效率和效益作为基本准则去评价贵州土家族基础教育的发展成效,指导贵州土家族基础教育的运行方式。因此,建立民族教育效率观成为贵州土家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建立民族教育效率观,其本质就是通过科学的组织管理去纠正民族教育的行为方式,减少浪费,努力避免非必然性超常规成本的形成,促进民族教育的加速发展。此外,发展贵州土家族地区的基础教育还应树立民族教育的效益观。人们现在越来越注意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自己的教育投资行为,私人经济收益率如何,成为个人或家庭进行教育投资的重要依据 [1] 。没有民族教育投入的物质回报,不能给个人带来经济效益,便没有强烈的个人需求。要实现贵州土家族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受教育者素质的提高必须树立民族教育的效益观,必须纠正传统教育的片面性,提高实效性,注意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关系,加强教育与社会运行其他环节的紧密联系,以民族基础教育特有的作用促进贵州土家族地区社会和个人的发展。

二、从整体上把握好土家族基础教育与其他教育和社会的关系

在民族教育发展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既不注意民族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适应及与其他社会环节的衔接,也不重视社会其他环节对民族教育的支持。二是既忽视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的互补,也缺少学校教育系统内部层次、类型、规格等结构之间的协调。这种状态导致了民族教育在社会运行过程中既孤立又分散,不利于民族教育的发展。根据系统论的认识,民族教育的发展不是在一个孤立系统内实现的,它应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一方面要求民族教育的发展突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吸收各民族教育发展的经验和科学方法;另一方面也要求民族教育的发展突破领域的局限与其他社会运行环节互相协调,民族教育与其他社会环节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内在联系所呈现的整体性,决定了民族教育只有在与其他环节的相互协调中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 [2] 。因此,发展贵州土家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必须树立整体发展观,即要把贵州土家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发展作为社会发展有机整体中具有特定功能并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

首先,要树立基础教育与社会相关联的整体发展观。民族教育作为维持社会均衡发展的基本因素,其重要作用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应运用系统论的观点重新认识社会发展的整体特征和贵州土家族基础教育在这一整体结构中的特定功能、相互关系,以及相应内部结构中所体现的有序性。在社会整体发展和各个环节相互作用、互相依赖的过程中,协调贵州土家族基础教育与社会其他环节的关系,并完善贵州土家族基础教育的系统结构。贵州土家族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省、地(州)有关民族制度的完善相互促进,要与民族经济发展相衔接,应与土家族传统文化氛围相协调,并与土家族社会人口均衡发展。

其次,要树立贵州土家族教育内部系统的整体发展观。从大教育的角度看,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要相互关联形成整体。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相互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要求通过广泛灵活多样的社会教育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因此,要加强贵州土家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的整体性,就必须在当地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之间建立起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的关系。从狭义角度看,贵州土家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的整体性还表现在当地学校教育体系的整体性上。现代社会发展要求学校自身系统结构完善,形成具有内在联系的层次、规格、类型、结构和系统运行良好的完整稳定的学校教育体系。因此,一方面要确保基础教育在土家族地区的战略重点地位,应把基础教育作为发展的重点、工作的重点和扶持的重点;另一方面贵州土家族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规模、速度、结构变化必须与其他社会环节的发展相适应,并结合教育周期长的特点,确定贵州土家族地区小学、初中、高中三大层次的合理比例,职业技术教育与基础教育的比例,以及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协调发展等。

三、解决好基础教育的普及性与适应性的关系

基础教育是国民的基本教育,具有普及性、一般性要求。但是,科学发展观、区域经济发展等理论告诉我们,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人口结构、社会现状所形成的教育需求是千差万别的,民族基础教育如果脱离了民族区域社会的实际,照搬全国统一的教育模式、教育计划、教育方式、教育方法等,导致教育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这必然会抑制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所以,发展贵州土家族地区的基础教育要注意并协调好基础教育的普及性与适应性的关系,要根据国家对基础教育统一性、一般性的要求,从土家族区域的社会需求结构出发,发展适应国家、社会、民族和个人需求的教育。因此,必须设计出适应贵州土家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基础教育形式和基础教育内容。贵州土家族地区基础教育的结构应与区域的社会结构相适应;土家族基础教育的内容应与社会实际需求相适应,不能脱离区域社会文化而简单照搬全国统一规划的教育模式、教育计划、教育方式、教育方法等;土家族基础教育所采取的方式也要与区域社会环境所能提供的条件相适应。适应是相对的,适应性的基础教育具有明显的时效性,在贵州土家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土家族基础教育要具备适应性,就不可能“以不变应万变”,适应性的基础教育是动态的、变化的和变革的。贵州土家族基础教育不仅要适应现实土家族区域发展的需要,适应近期发展的需要,还要具备长期适应的特点,与长远的国家、社会、民族和个人的需求相衔接。

四、辩证地看待新课程改革中的成效与问题的关系

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在这样的背景下,贵州土家族地区的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通过新课程的实施,贵州土家族地区的基础教育质量整体上得到提高;广大教师了解到许多最新的教育理论知识,如多元智能理论、构建主义理论等已被多数教师所接受;教师们的教育观念、教育理念产生了转变,很多教师已不再把知识传授作为教学的唯一目的,而是用新的教育观、新的课程观、新的教学观、新的学生观、新的发展观、新的质量观来指导教育教学活动;多数教师基本实现了角色的转换,由较单一的知识传授开始转为引导学生主动地进行合作学习、探究性学习;教师的教研意识得以增强,不少教师都能根据教育教学实际情况,不断地进行探索、研究、反思以提高教育质量。但是,通过调查研究,我们也发现,贵州土家族地区作为经济社会欠发达地区、民族地区、西部地区,在实施新课程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的问题和矛盾。例如,教师们普遍反映新课程体系显得有些复杂,难以把握重点;教师素质跟不上新课程的需要,出现备课难、工作量大增的情况;有些学校感到综合实践活动课无法上,特别是信息技术课,很多学校至今都没有电脑;部分教师对实施新课程改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或对新课程理念理解片面、肤浅,在实践中搞的仍然是应试教育;有的教师反映新教材过于城市化,有些内容太深,不够贴近民族地区和农村生活实际。因此,有的教师对在贵州土家族地区实施新课程改革产生了动摇,认为新课程改革是以教育质量下降为代价的,新课程改革是发达地区的事情而在西部民族地区没有必要实施,等等。以上情况牵涉到我们现在应如何客观看待和评价新课程改革的问题。我们认为,新课程改革是大势所趋,是基础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贵州土家族地区的基础教育更应大力推进新课程改革。新课程改革对贵州土家族地区的基础教育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若能抓住这次改革机遇,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借助西部大开发的东风,积极地迎接挑战,贵州土家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就有可能赶上中、东部发达地区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否则,将会被甩得更远,变得更落后。

五、科学定位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一直是基础教育中讨论的焦点之一。有的中小学校长、教师认为中小学应以教学为重,科研可有可无;而有的则认为中小学应像高校一样抓科研。我们认为,出现这些争论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没有正确定位科研在中小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毋庸置疑,从现代教育发展趋势看,教学工作应是贵州土家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中的工作重点,是重中之重,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否定科研在中小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早就谆谆告诫我们要“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一些研究这条幸福的道路”。此外,“科研兴教,科研立校”,“教师成为研究者”,“教育科研是第一生产力”等逐渐成为近年来我国教育界的热门话题,这体现了广大中小学校教师在新形势下对教育科研的热切关注,也表达了广大中小学校教师力图通过科研改变学校面貌、促进教学实践和提高教育质量的强烈愿望。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每一所中小学、每一位中小学教师都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新的困惑和新的矛盾。而要真正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原有的老经验、老办法是难以成功的,这就需要通过教育科研找到新的途径与方法。因此,向教育科研要质量,逐渐成为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指导思想和工作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教育科学研究,对于实施新课程改革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具有普遍意义,对于基础薄弱的贵州省土家族地区的基础教育发展更具有特殊意义。因此,贵州土家族地区各中小学应积极探索科研如何有效促进教学发展及学校整体发展的模式,对科研做明确、准确的定位,真正实现科研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和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1] 黄胜:我国教育私人经济收益率偏低的原因及对策研究,载《教育科学》2004年第6期。

[2] 黄育云等:《民族教育与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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