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土家族社会风俗和民族精神

土家族地区的民族节庆和社会风俗，是土家族人民的历史和生活实录，是巴人和土家族历史的文化年轮和活化石，是民族凝聚力、认同感、心理素质和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再现，是民族价值观和审美观的真实反映，是民族情感的载体，属于民族的本原文化。因此，对土家族地区的社会风俗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

一、土家族乡规民约

在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沿河自治县）各地村落内部，兴建学校、修路架桥、开沟挖渠等公益活动，村民均会无条件地出资出力，因为，在土家族看来，这些公益事业都是造福积德的好事，人人都会献计献策。

在一些经济发展相对繁荣的集市，土家族及其先民则制定出了一系列具有强制性的集市俗规，借以稳定社会秩序、繁荣民族经济与促进社会和谐。很多土家族地区的集市往往人多货足，生意兴隆，然而也总有地痞流氓行凶作乱，欺行霸市，或奸淫赌博，为匪作盗，严重影响了土家族地区的社会和谐与安定团结。鉴于此，土家族及其先民就制定了很多行之有效的集市习惯法来进行规范，共同遵守，以净化社会风气，维护社会稳定与团结。

沿河自治县境内现存的记载乡规民约的主要有洪渡场“军门禁约碑”、淇滩场“化行俗美碑”、兴儒庙《国民公约》、思渠刀尖角“黔蜀告谕碑”、李家村“渡口碑”、孙家堰“分水碑”等。

（一）洪渡场“军门禁约碑”

洪渡场“军门禁约碑”位于沿河自治县洪渡镇，竖立在距洪渡镇约0.5千米的接管厅。碑高1.7米，宽1米。立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十月十五日，为里老陈思忠、陈再信，乡约熊齐仁、邓应斌、陈天爵等奉命所立。碑文全文录于民国《沿河县志》，对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碑在洪渡街头竖立了300余年，可惜在20世纪70年代修建洪渡镇粮管所时被深埋于地基之下。“军门禁约碑”碑文如下：

（二）淇滩场“化行俗美碑”

该碑位于淇滩镇场上，石碑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刻，上面刻着场规的条款：

“化行俗美碑”严厉禁止赌博、打架、磕碰、抢劫、窝藏匪患、酗酒等恶劣行为，这对于维护社会治安、稳定集市秩序、引导人们正确行事等方面意义重大。

（三）兴儒庙《国民公约》

抗日战争时期留在淇滩镇兴儒庙墙上的标语，除个别地方脱落外，大体完整，共12条，正楷字。标语内容为：

（三）思渠刀尖角“黔蜀告谕碑”

该碑位于沿河自治县思渠镇毛渡的乌江边刀尖角村，碑高90厘米，宽54厘米，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因客商到毛渡、黄土赶集被抢劫，告谕黔蜀居民联防。碑文如下：

（四）李家村“渡口碑”

该碑在沿河自治县新景乡的乌江边，渡口又叫黄桷树渡口、小滩子渡口，旧称李家村渡口，是沿河自治县与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接壤的津梁，建于清光绪七年（1872年）农历七月八日，交代渡口归属及过渡须知。碑文如下：

（五）孙家堰“分水碑”

孙家堰位于沿河自治县铅厂乡前进村，一百多年前，该村村民孙氏等人集资修建孙家堰，时间并不很长，工程规模和工程效益也不算宏大，但它是沿河治水史上少数有文字记载的水利工程之一。碑记明确了分水用水及处罚标准，以避免因争水而引发事端。孙家堰碑记如下：

二、土家族传统美德

沿河人民有许多传统美德，勤俭持家、尊老爱幼、热心公益、舍己为人、拾金不昧、团结互助、热情好客等。

（一）勤俭持家

新中国成立前，城镇居民家庭除节日和宴席备丰盛佳肴外，平时多以蔬菜佐餐。农村家庭只在节日农忙季节食细粮、油荤，平时食粗粮、红苕、洋芋或渣豆腐，外加一盘辣椒。除赶场、过节外，平时多穿破旧衣裤。不少家庭是一件衣服爸爸穿了儿子穿，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补了又补还舍不得丢掉。用钱方面，非常节俭，不少农民赶场从不吃“晌午”，饿了就买杯酒喝。新中国成立后，城乡居民收入逐年增多，经济好转，有钱有粮的都送子女读书，不搞铺张浪费。20世纪80年代后，虽生活富裕了，但仍能量力而行，浪费很少。

（二）尊老爱幼

民国时期，官舟新寨张尚珍孝敬父母数十年如一日。母亲年老多病，冬天怕冷夏天怕热，尚珍每入冬季总是将其被褥睡暖，再让母亲入睡，夏天手持扇子坐在床边为母亲扇风直到母亲进入梦乡。尚珍之哥儒珍因病早逝，留下妻小，尚珍将其好田近土让与嫂侄，从不争多论少。尚珍助人为乐，每逢饥荒之年，见难民送红薯充饥，见贫困赤脚者，则无偿奉送草鞋。新中国成立后，兴办敬老院和儿童福利院，集中赡养老人和收养孤儿。

（三）热心公益

沿河人热心公共事业。清宣统三年（1911年），武举人张贯芝以白云寺庙产为办学集资，兴建谯家铺高等小学。民国29年（1940年），县国民政府拨款1.8万元，并号召集资修建初级中学，县民积极筹集资金，共集资4.5万元，田姓族人又捐出20亩土地，修建了沿河初级中学。民国时期，老宅村民杨世贵一次发桐油80担去四川秀山（今属重庆）出售，返回途中，将卖得的钱全部捐赠修建慢墩桥。新中国成立后，热心公益的事例更是举不胜举。1951年l月，县各界人士捐币3623.25万元（合现在人民币326325元），银圆1122块，铜钱3205吊，黄金6两9钱，银饰4.25千克，土布53米，棉花8.5千克，骡马4匹，砖5000块，瓦4500块，桐油1468.5千克，乌桕油4572.5千克，银宝9个，生漆250千克，协助人民政府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

（四）团结互助

沿河人有亲朋互助、邻里相帮的美德。党和政府经常开展团结互助、助人为乐等宣传活动，好人好事层出不穷。20世纪70年代，河东河西粮站职工以分片包干的办法，给烈属、军属和孤寡老人送粮送油。80年代，团结乡民兵连组织开展“送温暖”活动，民兵定期给烈属、军属、五保户送柴、送米、洗衣被等。还把本乡困难户分片包干下来，农忙时自觉上门，帮助种植和收割。

（五）舍己为人

沿河人有克己奉公、舍己为人的良好风尚。清末，坝沱乡农民铁匠杨水猫一心为谯家镇耳当溪农民堵洞引水，引出水后自己却被淹死在洞中。民国时期，甘溪区老宅村乡民杨世贵送饭上山，途中碰到乞讨的人，便把饭让给他吃，有时途中遇到赤脚挑担的人，不管认不认识总要把自己脚上的草鞋脱给人家穿，至今传为佳话。新中国成立后，舍己为人精神更加发扬光大。1954年7月，县城发生特大水灾，许多住房被淹没、冲毁。无灾户热情接待灾民，安排房间，添置衣服，送钱送粮，替政府分忧，为灾民解愁。1979年10月，沿河中学兴建灯光球场，总务处副主任袁彪眼见一根水泥电杆倒下，一心想到施工工人和师生的安全，毅然上前用肩膀抵挡，好让他人有躲闪的机会，结果自己献出了生命。

（六）拾金不昧

清乾隆七年（1742年）八月，沿河自治县板场乡永祥村人张达乾，前往湖南常德，于路上拾金五百两，尽数归还。遗失者以半数酬之，不受，于是将情况告之于县令，县令传达乾，誉之：“君拾金不昧，好善如此倍于敬神也，后世子孙必然昌大。”遂赠冠一衣一履。

（七）热情好客

沿河人出门做客带礼物，穿戴讲究。妇女梳妆打扮，挽巴巴髻，戴手镯耳环，穿绣花鞋；男人、小孩穿新衣或干净的衣服。客人到主人家先打招呼，进门后，主人热情接待，对老年人尤其尊重，对孩子倍加疼爱，讲话轻言细语。回到娘家的妇女要主动帮忙做饭，女婿则表现殷勤、勤劳。对成年男客，主人先敬上叶子烟（山烟），通常由家中小孩递送。逢新年，为客人敬茶食，煮油茶，烧糍粑等。夏天以醪糟（糯米甜酒）冲冰凉井水待客。饭桌多为八仙桌（四方桌），上方是年岁大、辈分高的人的座位，父子避免对坐，主人坐桌小边（横座）的下位。过去有妇女不上桌的风俗。吃饭时，客人待主人说“请吃菜”才动筷，夹菜以面前的为主，先给同桌老人敬酒劝菜。待客菜肴以腊肉为主，以豆腐、糍粑、团汤巴、大碗酒表达对客人的尊重。家中妇女、小辈主动为客人盛满饭碗，客人双手接过。吃饭时，尽管满桌好菜，主人也说“没啥菜，干饭也要吃饱哦。”同时一边吃一边招呼客人夹菜吃，还不时为客人拈肉夹菜。如怕客人不好意思夹菜，主人添饭时就加些好菜在客人碗里，再盖上饭，叫作“有肉饭下翁（盖）”。客人吃好饭放碗筷时，主人要多次相劝：“菜饭不好，您请吃饱。”桌上无论谁先放下碗筷，都要对还在吃饭的人说“慢吃。”最后吃完饭的人在放下筷子时要对先吃完的人说“相面您。”先离开桌的人要对其他人说“少陪了。”从别人座位前走过，要说“借路啊”等道歉话。晚上先安排年老的人睡觉。客人向主人告辞回家，主人送至门口，说“慢走，没有吃好，没有住好，对不住啦。”并送一些食品或小礼物让客人带回家。

（八）尊师重教

百工皆拜师学艺，艺成后师傅给弟子设坛于神龛右方，举行祭礼，告诉先师，然后封赠弟子，才算出师，取得独立行艺资格。逢年过节，徒弟祭祖宗时必须在坛前祭师祖师婆（师傅死后并祭）。此后，凡有应酬或赴席，哪怕一个人买酒喝，必须左手端杯（碗），右手食指和无名指背在中指上，伸进杯里蘸一点酒，向前方弹出杯外，以示敬师，然后才开始喝。

三、土家族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一词在英文中即Ethos，黑格尔把它定义为“构成一个民族意识的其他种种形式的基础和内容，表现于民族的宗教、政体、立法、风俗、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以土家族为主体的沿河自治县各族人民，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忠诚爱国、勇敢尚武、团结协作、尊重自然和勤劳坚韧等。

（一）忠诚爱国

忠诚爱国是沿河人民的基本德行，是核心精神。沿河各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敢于反抗反动统治、黑恶势力和外国侵略者。清代田应豪、黎佐清抗击外国侵略者。辛亥革命时期，沿河青年席正铭、刘其贤等投入革命行列，成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先行者。席正铭牺牲后，孙中山亲笔题写了“席正铭烈士”。

沿河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是黔东革命根据地的核心。为建立新中国，三千沿河子弟跟随贺龙从军。黔东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三军（原红二军团）在贺龙、夏曦、关向应的率领下，于1934年5～7月与黔东人民共同开创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云贵高原上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包括贵州省的沿河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德江县、松桃苗族自治县及四川省的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现属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现属重庆市）等毗邻地域，方圆200余里，当年人口数十万。

黔东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干部和人民军队的优秀人才，他们是黔东人民的优秀儿女。他们南征北战，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作为革命的种子，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他们战斗和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无私无畏地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抗日战争时期，有6000多名沿河官兵勇赴前线参加抗日，他们英勇善战，不怕流血牺牲，为国家和民族独立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涌现了袁孝文、胡贵荣、高芳成等革命烈士。

（二）勇敢尚武

先秦以来，土家族先民巴人的主体部分一直生活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地区，这里是武陵山、大娄山相交之地，群山阻隔，交通不便，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受原始部落兵制的影响，巴人形成了尚武的精神。这一精神对土家族影响深远，土家族人尚武，军队有“凡战必捷、人莫敢撄”之称，从明朝中后期起，“国家赖以挞伐”。

长期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凶猛的野兽做斗争，土家族人民养成了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土家族的祖先廪君即勇敢勤劳的典型代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奉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此外还有廪君与盐水女神之间的争斗故事，都说明廪君王位的确立与其勇敢的精神密切相关。

骁勇善战是土家族的民族精神之一。《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在武王伐纣的战争中，巴人以其勇猛善战成为主力军。在明代抗倭斗争中仍是如此，清嘉庆《龙山县志·风俗》和清光绪《长乐县志》中都有记载，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反帝反封建战争中，土家族儿女也以勇敢善战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沿河土家族的尚武精神充分体现在沿河民间神话传说中，如《大老虎的传说》《三抚公的传说》《张焕的传说》《杨水猫》《丁大用》《冉巴子的传说》等，还体现在《薅草锣鼓》等民歌中，体现在摆手舞、肉莲花、毛古斯舞及跳丧舞等民间传统舞蹈中，体现在“打佯战”“登高地”等儿童游戏中，体现在“赶仗”“过赶年”等民间习俗中。

（三）团结协作

历史上，沿河的高山深谷中，野兽经常出没，生存环境恶劣。为了保障民族的生存与繁衍，沿河土家族先民逐渐形成了一些特殊的宗族观念、村落习俗以及民间习惯法，并通过这些观念、习俗和习惯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持社会秩序，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

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为满足社会生产、生活以及安全的需要，土家族及其先民不得不聚族而居，并在共同语言、共同血缘、公共利益和汉族宗族观念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土家族宗族制度。宗族制度和宗族观念的形成，对规范和促进土家族地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土家族多以村落为单位聚族而居，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了特殊的村落习俗。基于村落的地缘关系特征，土家族村落形成了极具凝聚力的内部互助习俗，在平等、互助和互利的基础上，同姓同宗或异性土家族个体家庭之间会提供无报酬的劳动互助，以弥补个体家庭劳动力之不足。这种互助行为，既保证了个体家庭春耕秋收农忙季节不误农时，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为土家族村民之间交流劳动技能、技巧提供了空间，促进了劳动技能、技巧的积累和发展，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

在生活上，个体家庭凡有修屋建房、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重大事情，都必求助村落社会群体的帮助。某一家庭需求帮助，几乎所有的个体家庭都会抽出一定的人力、物力予以资助，鼎力相帮，帮助当事家庭渡过难关。

（四）尊重自然

尊重热爱大自然是土家族与生俱来的天性，是中华民族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生动体现。

在土家族文化体系中，神话传说和图腾崇拜是较为重要的内容，生动地反映了土家族及其先民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观念。在众多民族起源神话中，土家族先民认为自然界的某种动物或者植物就是他们的祖先，如白虎、枫树、马桑树、乌杨树、牡丹花等。在他们看来，祖先是保佑民族风调雨顺、避祸免灾的神灵，必须虔诚地膜拜，不能得罪。

关于白虎的神话传说，是描述土家族民族起源的重要口传资料，在土家族神话传说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后汉书》载：“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廪君死后，巴人认为其魂魄化为白虎，故而，廪君就成为土家族先民巴人的祖先形象，白虎也成了土家族崇拜的对象。

2006年，黑獭乡神坝渡遗址出土的巴蜀符号章，左边图像是水田中发育出的两株嫩芽，中间为一只展翅高飞的鸟，右边图像酷似一只头部高昂、展翅欲飞的凤鸟，底部类似双鱼图案。这些符号无不体现土家族天人合一的思想。

在乡规民约中，土家族及其先民制定了很多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条款。他们认为，地方的兴衰与林木是否繁盛关系密切，民间有“山清水秀、地方兴旺；山穷水尽，地方衰败”之说，十分重视保护森林。在封山育林的规约中，风景林、地边林、古庙林、墓地林及井边、路边、凉亭边的树木等等，都在保护之列。

不管是神话传说、动植物崇拜，还是乡规民约中的规定，都体现了土家族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朴素的自然观，充分体现了土家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追求天人合一的生态观。

（五）勤劳坚韧

沿河是贵州省自然地理条件最复杂的区域之一，全县73%的地区呈现高山峡谷、河溪纵横等特征。沿河人民在欣赏优美山水风光的同时，也饱尝了生产生活的艰辛。正是在改造自然的艰苦卓绝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历代沿河人民磨砺出了勤劳坚韧的优良品质。乌江古纤道浸透了沿岸人民追求新生活的血泪和辛酸，这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与环境抗争的写照和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