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传统文化的保护 关键是文化自觉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当前工业化、城镇化战略正在大力实施，民族地区正处于迅猛而艰难的转型期，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矛盾、冲突等问题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越来越重要，对土家族来说尤为迫切和艰巨。

一是历史上因种种原因，土家族的传统文化流失较多。由于土家族居住地处于大西南地区与中原接壤的过渡地带，中原汉文化传播进入大西南地区，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土家族。从黔东北地区的建置沿革看，这种影响是逆乌江而逐渐推进的，如田氏思州，最早建址在渝东南的彭水地区，后移至今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沿河自治县）城子头，宋代再移至今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以后移至今德江县小谷庄，之后才一分为二，建思州（今岑巩县）、思南两个宣抚司，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改土归流，结束了田氏对这片地区800年的统治历史。至于汉文化进入黔东北的时间，早在宋代，汉文化就在这片“蛮夷之地”落脚，思州刺史田祐恭聘请夏氏为师传授汉文化，以至田祐恭入朝时，“进止不类远人”，问其故，田祐恭答曰：“臣门客夏大均实教臣。”田祐恭因言谈举止符合中原礼仪而受到宋徽宗表扬。又如贵州第一个书院——鸾塘书院，宋绍兴年间建立在沿河自治县城东大漆树乡。再如对于汉字书法艺术，土家族聚居的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印江自治县）的民众不仅接受了，而且还发展成为“书法之乡”，民间拥有数以千计的书法家。此外，由于较早、较直接地受到汉文化影响，据明嘉靖《思南府志》记载，在明代，贵州的土家族民众在官府普遍能使用汉语，回到家中才使用土家语。以上种种，足以说明贵州土家族文化较之其他民族的文化，如苗族、侗族、水族的民族文化消失要早、要多。

二是当前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带来的冲击，加速了传统文化消失的步伐。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当前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不断推进，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停地改变，土家族民众的文化生活也随之发生变化，城镇化的推进又使得一部分农业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传统的社区教育、社区活动也逐渐淡出，仅保留在年长者的记忆里。总之，传统文化正处于一种衰退、变革的状态。

三是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随着生产生活的变化而逐渐消失。我国正处在由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革期，植根于农耕社会的传统文化必然遭遇极大的冲击，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紧密相关的传统节日活动也随着新科学技术、新品种、新耕作方式的传播和普及而逐渐衰退，仅保留在年长者的记忆里。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居住格局的变化，打工潮的蓬勃兴起，大部分中青年都离开故土进入城市谋生。当下应该做的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审视，适应新环境，寻求、创造新的生存“土壤”。

贵州省土家学研究会（以下简称学会）成立20多年来，十分重视对相关学科的建设和土家族的研究工作。一是始终坚持定期召开一定规模的学术研讨会，着重从学科建设和现实问题两个方面选定内容组织研讨，如学会成立大会上就主要围绕土家族的历史和民族特点进行了讨论，第二次大会就围绕黔东特区和土家族组织了研讨，每次研讨会后都将参会论文选编出版论文集，迄今已出版9集。同时学会还创办了通讯，全面记录、刊登了学会的工作动态、活动等内容，已刊出9期。二是在学会的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下，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较好社会影响的学术著作，诸如画册《贵州土家族》，著作《土家族近百年史》《土家族医药》《走进土家山寨》《土家族文化大观》等。三是积极宣传土家族文化，并向政府有关部门建议对土家族传统文化加强普查和保护。自2004年以来，“土家民族风情”“土家经济社会发展”图片展分别在贵阳市、铜仁市、思南县、沿河自治县等地巡回展出，效果甚佳。2005年以来，学会还向地方党委、政府提出了“民族文物古籍普查保护的建议意见”，提出了“民族建筑文化”“民族服饰文化”“民族节日文化”的打造研究等建议意见，得到地方党委、政府的广泛支持和落实，取得了成效。

土家族分布的县区，除了积极支持省学会的各项活动外，还结合各自的实际开展土家族研究工作和文化建设。一是积极推动研究成果的出版。沿河自治县推出了《中国土家山歌研究文集》《革命先驱席正铭》《沿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等；印江自治县推出了《武陵论坛》《印江土家族》《印江花灯集》等；德江县推出了《傩韵》《德江土家炸龙》《傩戏——贵州德江傩坛戏》等；思南县推出了《乌江盐殇》《思南土家传统花灯集》《乌江明珠——思南》等；江口县推出了《江口文化旅游》《梵净山文化》等；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推出了《道真古傩》等等。二是围绕省学会的学术研究任务组织开展工作，特别是沿河、印江、思南、德江、江口五县建立土家学研究会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遵义市设立工作站以来，加大力度，积极参与每次学术会议的论文组织，积极参与《土家族文化大观》《土家族大辞典》等书的编写、审稿工作等，都圆满完成任务。三是围绕各县获得的文化名片，如沿河自治县的“土家山歌之乡”、印江自治县的“书法之乡”、德江县的“傩戏之乡”、思南县的“土家花灯之乡”、江口县的“土家金钱杆之乡”、镇远县尚寨“土家长号之乡”等，开展各种类型活动，推进自身的文化建设，对民族传统文化起到保护、传承的积极作用。对土家山歌（也称土家族山歌）、傩文化、土家花灯等民间资料的调查、收集、整理，为今后的研究、保护、传承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基础，做出了贡献。

以上诸多方面的举措，众多的民族文化活动，丰硕的研究成果，都是由土家族的研究者和土家族干部来实现的，没有土家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辛勤努力就不可能有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而这些丰硕成果的取得，是来源于他们对本民族的了解（包括历史、社会、文化等等），即对本民族的“自知”，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才能自觉组织和参与本民族的各种活动，积极研究本民族文化，保护本民族传统文化。一句话，“文化自觉”在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土家族是一个聪明、智慧的民族，自20世纪80年代民族成分恢复以来，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问题，已有许多成功的做法，这都是在“文化自觉”的前提下产生的。如四个“文化之乡”称号的获得和应用、学术研究成果的应用、旅游文化的开发（包括旅游商品的开发）等等。

可见，要实现对土家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关键是文化自觉，当前应从以下四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大力提倡和坚持民间的各项土家族文化事项活动，让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积淀形成的，具有本民族独有的文化特色，同时在历史的推进过程中，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相处之中，相互影响和吸收。如土家族节日中的摆手节、吃新节、过赶年等，农事活动中的薅草锣鼓、祭风神、祭洞神等都是土家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受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而逐渐吸收的有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等。还有土家族的傩文化，本属中原华夏文化，由于传入较早，有了很大发展，融入了许多土家族文化元素。以上所有文化的传承、发展，都是通过文化事项活动来实现的，可以说没有民族文化的各种活动，就没有民族文化的传承。因此我们说，有文化自觉，特别是干部的文化自觉，才能大力提倡、组织和坚持民间的各项土家族文化事项活动，实现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二是对青少年进行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特别是推动民族文化进校园，增加青少年对本民族文化的自知、自信，实现土家族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民族文化的传承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来实现的，土家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不例外。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也是民族的希望，对青少年进行广泛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非常重要。

贵州省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在全国开展得较早、较好，被媒体誉为“贵州样板”，贵州省的土家族地区亦开展得较早、较好。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特别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以来，各类民族传统文化活动大为减少，传统的传承方式有较大改变，一是青少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没有时间参加家庭、社区的各种传统文化活动，二是许多传统文化活动大大减少，缺乏耳濡目染的环境，传统文化的传承严重缺失。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于2002年7月颁布了《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2002年10月，贵州省教育厅和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关于大力推进各级各类学校民族文化教育的意见》等，土家族地区积极响应，将土家族传统文化逐渐引进校园，引进课堂，在中小学进行试点，土家族聚居县的民族中小学、民族职业学校作为试点学校，有的还成为省的“项目学校”，仅沿河自治县就有8所中学、10余所小学作为试点。引入内容主要有土家族民族风情、民间文学（民歌、古歌、传说故事）、民间艺术（傩戏、土家花灯、打镏子、唢呐）、土家族舞蹈（肉莲花、摆手舞、金钱杆、毛谷斯）等。编写《土家文化校本教材》《民族民间文化进课堂》《土家风情》（小学版）、《沿河土家》（中学版）等。通过土家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推动了土家族青少年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让他们对本民族文化有了基本的了解，能够自知、自信，实现一代又一代的传承。

三是增强政府决策层领导的文化自觉，“只有领导真正实现了文化自觉，我们的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才能真正实现良性发展，才会有希望”。土家族传统文化传承，必须通过各种文化事项活动来实现，而开展这些活动，需要决策层的领导干部支持。如印江板溪的祭风神，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查，拍摄了相关影片，得到充分挖掘和详细记录，这些都得益于领导干部的文化自觉和大力支持。又如思南花灯的调研，没有对土家文化的自觉认识，不可能积累和保留下如此丰富的资料，为争得“土家花灯之乡”称号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基础。再如，德江县是贵州土家族地区第一个取得“傩戏之乡”美誉的县，为了提升知名度，中共德江县委、县政府在资金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积极召开了国际性的研讨会，没有敏锐的认识、文化的自觉是不可能办到的。近些年沿河自治县围绕“土家山歌之乡”这一名片进行打造，组织对资料的收集整理出版、召开学术研讨会、积极组织活动，走出了一条“五进三推”的民族文化名片传承保护之路。

总之，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需要提高对本民族的认识和热爱，必须要有较高的文化自觉，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