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南、思州改土归流与贵州行省的建立

改土归流，是指明清时期中央王朝统治者为加强中央集权、结束地方分裂割据，在边疆地区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它以武力为后盾，强行废除各地土官，代之以朝廷委派的流官进行统治。改土归流发轫于贵州，贵州真正意义上的改土归流肇始于明初思南、思州两宣慰司的废除。俗话说“两广岑黄、思播田杨”，可见黔东田氏土司在全国土司中的重要地位。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思南、思州改土归流的成功进行，使贵州这片土地再次成为全国关注的政治焦点。遗憾的是，在《明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田氏土司以及对建立贵州行省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思南、思州改土归流事件至今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这无论是对于土司研究，抑或是对贵州建省的研究，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损失和缺陷。本文试以明初思南、思州改土归流为题，从文化的视角审视改土归流的动机、地位及其与贵州行省建立的关系，提出一管之见。

一、改土归流的文化基础

明朝最早在思南、思州实施改土归流，与当时黔东地区儒家文化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地处乌江中下游的黔东地区，受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影响较早，人杰地灵，文化发达。明代以前，黔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直“比于内郡”，“冠于全省”。从建置上看，黔东地区与今天贵州其他区域有所不同，很早便受到了中原主流政治体系和文化形态的影响。春秋时期，黔东紧邻乌江中下游地区，凭借水路航运的便利，与长江流域的联系日益紧密。隋唐时期，地处乌江中下游的黔东北地区属于正州，即朝廷在经济发达地区设立的经制州。两宋时期，黔东地区“夷佬渐被德化，俗效中华”，“土俗大变，渐染华风”。 ^[1] 沿河鸾塘书院的建立，是贵州书院之始；印江修建的道观——三清观，是目前已知贵州最早的道观。此外，汉文化的传播也比较早。《思南府志》记载：“宋政和间，藩部长田祐恭被召入觐，进止不类远人，徽宗异之，问其故。曰：‘臣门客夏大均实教臣。’上悦，厚赐之。拜大均保州文学。” ^[2] 明初，按照朱元璋“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要求，统治黔东地区的田氏土司派出土司子弟到京城读书，学习儒家文化知识和统治理念，学成之后回到地方继承土司职位。田氏土司还兴办学校，传播儒学。明永乐五年（1407年），即在贵州设立了思南、思州二宣慰司儒学。通过一系列举措和长时期的发展，儒家文化不仅在黔东地区的上层广泛传播，而且在中下层民众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儒家文化在黔东地区的传播，为思南、思州改土归流奠定了文化基础。

二、改土归流是“大一统”价值诉求使然

“大一统”思想是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明初统治者也不例外，从朱元璋到朱棣，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逐步确立。朱元璋登基伊始就明确宣布：“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于天地相并，故后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尽礼，修其祀事。朕今为天下主，期在教化以行先圣之道。” ^[3] 为确保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朱元璋大兴儒学，重用儒生，大力提倡读经，规定学校生员必修四书、五经，科举考试一概从中出题，以程朱注疏为准；又屡兴文字狱，凡大臣奏章，士人著文，用字犯讳或不合己意者，一律格杀勿论。这样，举国上下所有思想言论，都被纳入程朱理学的轨道，封建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多民族国家出现了由地域性统一走向全国性大统一的趋势。然而，统治黔东地区的田氏土司却开始分裂甚至相互仇杀，且屡禁不止。为维护黔东地区的稳定，确保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成祖朱棣废除黔东田氏二宣慰司，后设八府四州，派遣流官统治，至此，黔东田氏土司受到沉重打击，自此以后逐步衰弱。由此可见，改土归流的出现是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与地方土司之间矛盾冲突不可调和的结果。随着明初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明朝最高统治者必然将贵州地域纳入实现封建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之下，思南、思州改土归流的实施，正是“大一统”政治理想付诸行动的重要步骤。

三、改土归流是建立贵州行省的助推器

改土归流与贵州建省有着密切的联系，贯穿贵州建省的整个过程，它既为贵州行省的建立创建了基础，也为贵州省地域版图的不断扩大以及最终确定创造了条件。元至正年间，田氏族属镇远州知州田茂安，以其地献明玉珍，创设思南道都元帅府，其宣慰田琛徙治都坪，由此，统治黔东地区的田氏土司分裂为思州宣慰司和思南宣慰司。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改思州宣抚司为思州镇西等处宣慰使司，以田仁厚为宣慰使。同年，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归附，仍置思南宣慰司。明永乐八年（1410年），思南宣慰使田琛与副使黄禧构怨，不久，思州宣慰使田宗鼎因争砂坑发生战争，田琛与黄禧联合进攻思南，朝廷屡禁不止。为保障中央王朝政令的畅通与贯彻，户部尚书夏原吉献计指出：“琛、宗鼎分治思州、思南皆为民害。琛不得已正其辜，宗鼎灭天伦不可宥。其思州思南三十九长官地可更郡县，设贵州布政使司总之。” ^[4] 明成祖朱棣采纳了夏原吉的意见，果断采取军事行动来解决二田争端，派遣贵州都指挥使顾成率兵5万平息叛乱，废除思州、思南两土司，后以其地置八府四州，改派流官统治，史称“思南、思州改土归流”。不久，设贵州布政使司总辖，正式建立了贵州行省，“贵州为内地自是始”。贵州布政使司的设立是贵州建立行省的标志。由此可见，明永乐年间思南、思州两大土司的相互攻杀，为明中央王朝铲除地方势力提供了很好的借口，如果没有二田的相互仇杀，思南、思州改土归流虽属历史的必然，但其时间一定会晚于1413年。思南、思州改土归流事件的发生，既体现着必然的趋势，也显示出偶然的冲突，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作用的产物。改土归流的成功实践，加速了建立贵州行省的步伐。

四、改土归流是黔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水岭

思南、思州改土归流结束了黔东田氏土司长期割据纷争的局面，维护了黔东地区的统一与稳定。府、州的设置和流官的派遣，将黔东地区纳入了贵州乃至全国政治一体化体系之中，有力推动了黔东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是结束了田氏土司对黔东地区的统治。根据史料记载，隋开皇二年（582年），田宗显为黔中太守，田氏开始统治黔东。唐初太宗统治时，田惟康为黔州刺史。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藩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治，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废，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复置思州。自此，“田氏世为知州守” ^[5] 。明初的改土归流废除了二田的统治，在其地设置府、州，派遣流官统治，使土司势力迅速衰弱。二是明代黔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和水平均位居贵州全省前列。《思南府志》载，土司统治时期，思南“田无顷亩之制，且宣慰司久擅其地，禁小民不得水田”。改土归流后，土司时代的许多禁令被废除，思南府的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不再受土官控制与压抑，可以自由发展，地主经济逐步取代了领主经济。明弘治前后，四川等地兵荒马乱，人民纷纷迁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黔东部分“大姓”利用时机发展地主经济，从中获厚利。资料记载：“弘治以来，蜀中兵荒流移入境，而土著大姓将空闲山地，招佃安插，据为其业；或以一家跨有百里之地者，流移之人，亲戚相招，缰属而至，日积月累，有来无去。因地产棉花，种之获利，土人且效其所为，弃粟而艺棉。” ^[6] 这充分体现了明代思南府地主经济发展的概况。

五、改土归流是黔东地域文化发展的里程碑

改土归流后，明王朝派遣流官统治以及建立儒学、传播儒家文化等文化统治措施，客观上加速了黔东文化的发展，缩短了黔东地域文化融入全国“大一统”主流文化体系的进程。

一是儒家文化逐渐取代了土司文化，成为黔东文化的主流。根据《思南府志》记载，土司统治时期，汉字仅流行于土官及其家族，土官禁止人民读书识字，“虽有学校，人才不得科贡”。改土归流后，土司遭受了极大打击，土司文化日益衰落，同时，由于儒学的兴建和流官的派遣，儒家文化的传播更为迅速。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思州、思南二宣慰司分设八府后，思州、镇远、黎平三府率先建立府学，后又增设思南、铜仁、石阡府学。明朝中后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思南成为贵州传播阳明心学的四大重镇之一，以思南为中心的儒家文化辐射整个黔东地区，逐步演变为黔东文化的主流。

二是黔东地区文人甚多。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在明代，仅思南府就有10余人考中进士，其中不少人成为政界、文坛的著名人士，例如，申祐，官至四川道御史，明英宗北伐，殉难于土木堡之役；田秋，官至广东布政使，上《请开贤科以宏文教疏》，分析贵州开科取士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朝廷正式批准贵州开科；敖宗庆，官至云南巡抚，惠政甚多，扬名中外；李渭（举人），官至云南左参政，继承传播阳明心学，明代著名的理学名师；田仰，太仆寺少卿，历任四川巡抚、四川总督，兵部尚书，为官颇有政绩，因平定奢崇明有功，晋太子太保；田景猷，因征抚水西安邦彦反叛而殉难，赠太仆寺卿；孙顺，南明永历朝官至兵部尚书。

三是逐渐形成了以思南为中心的黔东北地域文化圈。明嘉靖年间，理学名臣、黔中王门代表人物之一的李渭在思南“为仁堂”等地讲学，四方学子负笈而从，思南于是成为阳明心学传播的重镇。《黔诗纪略》记载：“同野生平无日不以讲学为事。”“自乡举后，学者即景附之。”江西人徐云从，“闻同野兴学黔中，负笈远从……终身不忍舍去”。 ^[7] 萧重望在《李先生祠记》中提出：“贵筑之学倡自龙场，思南之学倡自先生，自先生出而黔人士始矍然悚然知俗学之为非也。” ^[8] 把李渭视为思南儒学之首创者。郭子章抚黔时，撰写《黔记》60卷，把孙准海、李同野、马心庵同列于理学传，并说：“王文成与龙场诸生问答，莫著其姓名。其闻而私淑者，则有孙准海、李同野、马内江，读三家著述，真有朝闻夕死可之意，可以不愧为龙场矣。” ^[9] 李渭兴学黔中、传播心学，开黔东北学风，加速了阳明心学在贵州特别是在黔东北地区的进一步传播，为以思南为中心的黔东北地域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思南、思州改土归流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改土归流相比，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一是土司势力强大，田氏土司是当时全国的几大土司之一；二是时间早，明初废除黔东田氏土司时，全国的土司制度正处于逐步完善阶段；三是地位特殊，思南、思州改土归流的成功，为后来明清时期边疆地区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四是影响深远，思南、思州改土归流是建立贵州行省的助推器，对黔东地区乃至贵州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贵州行省的建立，是贵州历史发展的里程碑，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因此，深入研究思南、思州改土归流，有利于更全面了解明初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有利于加深对贵州建省情况的认识，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包括田氏土司在内的土司制度的研究，有利于弄清黔东北文化发展的基本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