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南、思州宣慰司在贵州建省中的地位与作用

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贵州建省，这是贵州历史乃至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从此，贵州以全国第13个行省的身份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它使我国的行政区划进一步趋向合理，结束了贵州历史上政区归属多变、分合不定的状态，揭开了贵州经济文化发展新的一页。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思州、思南田氏政权，长期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励精图治，经过数百年的努力经营，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并传播中原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为贵州乃至乌江流域的经济文化开发与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在贵州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以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为贵州省的建立奠定了地域、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

一、田氏政权的建立，为贵州建省奠定了地域基础

田氏政权在乌江流域黔中地区的统治可以追溯到隋朝，从隋开皇二年（582年）田宗显为黔中刺史开始，到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统治时间长达831年之久。隋开皇二年（582年），乌江下游的黔中（治所彭水）包括今黔东北一带，处于湖广、四川交界的“两不管”的地方，山峦起伏，地势险峻，交通极为不便，历史上称之为“蛮夷”之地，人民生活贫困。对于黔中“蛮夷”之地的治理，隋朝皇帝苦于无计可施。此时，大臣苏威保荐田宗显为黔中刺史。田宗显与其子田惟康（田世康）到任一年多，黔中大治，政通人和。隋文帝大悦，于是封田宗显为国公节度使。后来，白莲教金头和尚任则天举行起义，朝廷调遣田宗显前往征伐。战争胜利后，田宗显奉命管理黔中一带，接着，又被加封为宣慰荣禄节度使金龙护国公，子孙世袭。由此，田氏确立了对乌江流域的黔中包括黔东北地区的统治地位。

唐初太宗统治时，二世田惟康世袭为黔州刺史，因为平叛有功，又加封为黔潭二州节度使。三世田阳明平“贼”有功，授都督府大总管一职。经过田氏十多代人的努力，乌江流域下游的治理已见成效。但今贵州境内的黔东北地区，虽然也为黔中田氏政权所管辖，然而，“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人民生活仍因贫困而不得安宁。直到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田宗显十四世孙田祐恭入朝内附，愿为王民，始建思州治。田氏政权重心开始从黔中的彭水移到黔东北思州。据史料记载，思州之名始于唐代，唐武德年间，有因务川当牂牁要道而设务州的记载，属于羁縻州。贞观年间，又以思邛水之名改为思州。又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思州辖务川、思王、思邛三县。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以其地置思州，领务川、邛水、安夷三县。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田祐恭征“蛮”有功，加封贵州防御使（贵州之名始于此），赠封为少师思国公。北宋宣和四年（1122年），废州县，改务川县为城，邛水、安夷二县为堡，属黔州。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复置思州和务川、邛水、安夷三县，为羁縻州，州治务川，仍属黔州。至此，黔东及黔东北才得到有效治理。

之后，无论是羁縻还是经治思州，都是田氏为知州，田氏世为思州守。进入元代，中央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元代至元十五年（1278年），思州田谨贤以地归附，乃置万户府。后改置思州军民宣抚司，隶湖广行省。元至正年间，田氏族属镇远州知州田茂安，始分据其地以献农民起义首领明玉珍，创设思南道都元帅府，而思州一分为二矣。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归附，朱元璋仍置思南宣慰司，田仁智仍为宣慰使。朱元璋改思州宣抚使为思南镇西等处宣慰使司，以田仁厚为宣慰使，下辖务川县、镇远府及十四州、五十二长官司。其地域“以今之地域观之，大致东起湖南永顺、保靖，西迄贵州务川、凤冈、施秉一线，北达四川酉阳，南至黔南荔波、从江，几乎占有贵州的三分之二兼及湘西之一部，地域辽阔，远远超出唐宋时代的思州” ^[1] 。思州田氏是元代管辖范围最广、级别最高的大土司，难怪朱元璋在明王朝建立初期也说“两广岑黄，思播田杨”，即指思州田氏、播州（今遵义）杨氏。思州宣抚司在元代就分为思南宣慰司和思州宣抚司，故民国《贵州通志》卷六曰：思州“自龙泉坪徒宣抚司治清江郡，因此称为思州，而改称故思州为思南”。可见，元至元年间（1264～1294年）思州田氏政权就一分为二了，其中一部分已并入今思南。

明初，思南宣慰司辖有水德江、蛮夷、沿河佑溪、思印江、朗溪、镇远溪洞金容金答、施秉、偏桥、邛水十五洞（团乐、得民、晓爱、陂带、邛水五长官司）、臻剖六洞横陂等处、铜仁、省溪、提溪、大万山、乌罗、平头著可、溶江芝子坪等17个长官司，加上思州宣慰司的地盘，就相当于今天的岑巩县、思南县、玉屏县、石阡县、凤冈县、黎平县、锦屏县、从江县、榕江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德江县、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施秉县、三穗县、镇远县、江口县、碧江区、万山区、松桃苗族自治县和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部分地方。这些地方与四川、湖广相邻，地处要冲，自元代以来，有湖广通往云南的驿道干线经过，有水路通往四川、湖广，又是川盐入黔孔道之一，经济较为发达，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战略价值。

至此，思南、思州田氏宣慰司成为贵州四大土司中的两大土司，思南、思州（今岑巩）分别成为黔东北和黔东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改土归流后两宣慰司被废，以其辖地建立了思南、思州、铜仁、石阡、乌罗、镇远、新化、黎平八府，加上四州十五卫建立了贵州行省。所以说思南、思州田氏宣慰司广阔的辖地为贵州建省奠定了地域基础。

二、田氏政权与中央政府始终保持一致，为贵州建省奠定了政治基础

作为封建统治者统治黔东北和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两个田氏统治集团，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但是，它们在与周围大小土司的摩擦中连续存在了八百多年，毫无疑问地有其存在的理由。笔者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田氏从隋朝开始，就很注重和中央政府始终保持一致，服从大局，听从中央安排。隋唐时期田宗显、田惟康等是朝廷直接任命的黔中刺史。宋代田祐恭，也主动愿为“王民”，被朝廷封为思州刺史，始置思州，效力王朝，屡建奇功。之后，历代田氏土司都很注重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正确处理好臣属关系。

元末的乙巳年（1365年）六月初二日，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其都事杨琛见朱元璋，受到朱元璋的表扬，曰：“仁智僻处遐荒，世长溪洞，乃能识天命率先来归，可嘉也！”仍“置思南宣慰司”，“授琛思南等处宣抚使兼新军万户”。可见思南宣慰使田仁智的政治敏感和大局意识，朱元璋还没有彻底打下天下，田仁智就先拜了“码头”。此举使西南大小土司受到了强烈震动。六个月后，元思州宣抚使兼湖广行省左丞田仁厚归附，朱元璋照同样办法处理，并将其提升，改思州宣抚司为思南镇西宣慰司，任命田仁厚为宣慰使。之后，元播州宣慰使杨坚、元顺元宣慰使霭翠（即奢香夫人之夫）等贵州境内的30多个大小土司纷纷归附，从而稳定了贵州局势，为朱元璋统一全国建立大明王朝做出了重大贡献。

当朱元璋的大明王朝建立后，田仁智以及其他田氏土司就与中央走得更近了。一次田仁智入朝觐见，朱元璋推心置腹地对田仁智说：“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归善抚之，俾各安其生，则长保富贵矣。夫礼莫大于敬上，德莫盛于爱下，能敬且爱，人臣之道也。”田仁智对朱元璋的这番话心领神会。所谓“敬上”就是要求地方长官必须忠诚朝廷，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爱下”则指征收赋税要适当，以人民承受的能力为限。所以，在以后的执政过程中，田仁智、田仁厚特别注重“能敬且爱”。这里仅以思南宣慰使与朝廷往来情况为例。请看《明实录》的记载：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田氏土司是如何“敬上”的，又可以看出朝廷是如何“爱下”的，这样来来往往，田氏土司与朝廷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土司制度而言，它反映的是中国元明清三朝在西南和边疆地区的一种统治措施及政权组织形式，中央政府需要这种政治制度，用以夷制夷的手段来统治鞭长莫及的地区。这就是说，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区需要像田氏土司这样既有实力而又识大体的政治集团，以此维护一方社会安定；反过来，这对人民群众的生活及区域经济开发、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也是好事。田氏政权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正好为贵州建省奠定了政治基础。

三、以谦虚好学的态度接受并传播先进文化，为贵州建省奠定了文化基础

北宋时期，由于汉族移民大量迁入，中原文化在西南地区广泛传播。田氏政权的领导人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不仅不拒绝、排斥外来文化，反而主动学习并传播先进文化。明嘉靖《思南府志》记载：“宋政和间，藩部长田祐恭被召入觐，进止不类远人，徽宗异之，问其故。曰：‘臣门客夏大均实教臣。’上悦，厚赐之。拜大均保州文学。”北宋年间，汉族儒生夏子明、夏大均父子流寓到思州，得到田祐恭的礼遇，并请至家中教授儒家经典和中原礼仪文化。为借助中原统治者的力量巩固自己的地位，田祐恭主动向流寓当地的汉族人民学习儒家文化和礼仪道德，因此，后来田祐恭到开封朝觐宋徽宗，熟谙中原礼节，拜伏进退不像边疆人士。具有深厚儒家文化修养的徽宗皇帝十分惊喜，想不到西南崇山峻岭中，竟有这等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首领。可见，当时在田氏政权辖区，随着汉族流寓人口的增多，中原文化及儒家思想通过文化教育的形式被上层统治者接受并广为传播，并开始作用于贵州的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思州田氏土司能够起于隋唐，兴于宋元明，也是因为其先辈能自觉接受儒家文化，主动推行先进文化，进而，“土俗大变，渐染华风”，“夷佬渐被德化，俗效中华”，“风俗同中”。

宋朝时期，统治者推行“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随着中原文化的向南传播和书院教育的兴旺发达，书院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开始进入田氏政权辖区。据史载，南宋绍兴年间，在今贵州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境内的白泥河畔，曾建有鸾塘书院和竹溪书院。“鸾塘书院，在思南府沿河司，宋绍兴时建。石碑尚存。竹溪书院，在司南府沿河司，尚留遗址断碑，余无考。”又据清道光《思南府续志》载：“鸾塘书院，在沿河司，宋绍兴时建，今废。竹溪书院，在沿河司，今废。”宋廷南迁以后，西南成为南宋朝廷的大后方。处于乌江航运线上的沿河是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和“苗蛮”文化的交汇地，与贵州其他地区相比，其政治、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田氏土司在沿河创办一两所书院，传播儒家思想，为统治者培养人才，也在情理之中。

元朝，田氏政权辖区文化教育继续发展。明初，在朱元璋“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的规定下，田氏土司按照要求派出土司子弟到京城读书，学习儒家文化思想，学成之后回到地方继承土司职位。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十二月初四日，田大雅入朝，返回路经江西时，还邀请田永富到思南传授儒家文化（其后裔在今天的思南、德江等地兴旺发达，其第四代孙田秋，官至广东布政使，对贵州设科考做出过重大贡献）。明永乐年间，中央政府设思南、思州二宣慰司儒学，延师以训土司土官子弟。儒学的建立，推动了贵州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为思南、思州改土归流奠定了文化基础，为建立贵州行省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先进生产技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贵州建省奠定了经济基础

田氏政权虽然身居边远地区，但他们并不夜郎自大，而是以开放的胸襟，学习并传播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加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地域经济的发展，缩短了乌江中下游地区与全国一体化的进程。

田氏土司在推进经济开发和发展中，重点做了三件大事。

一是对农业、手工业的开发。乌江流域有悠久的农耕历史，据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巴子国的领域里就“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 ^[2] ”巴子国的“南极”之地即是黔中地区，这里山高谷深，但“土植五谷”的农业生产水平较先进。随着田氏政权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强化，以及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明初，黔东北涌现了一批大姓，出现了较大的聚落村寨。田氏、安氏、张氏、冉氏、李氏、杨氏等大姓家族，学习中原发达地区，将提灌工程设施用于农业灌溉，溪河沿岸架筒车提水灌溉，农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逐步改变了“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种植苞谷、高粱、小米、豆类等，蚕桑、苎麻和蜂蜜的生产也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思州茶叶，从宋朝开始就很有名气，北宋大文学家黄庭坚多次写诗词赞扬：“黔中桃李可寻芳，摘茶人自忙，月团犀腌斗圆方，研膏入焙香。”朱元璋遣傅友德征云南时，一次就命思州、思南宣慰司出粮数千石以助军饷 ^[3] 。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四月初四日，朝廷调集思南宣慰司弩手两千多人，可见当时思州、思南宣慰司的实力。

在手工业方面，利用山区自然资源制造各种铁制、木制、竹制农具和生活用品。妇女学会了丝、棉、麻等纺织技术，生产土布。并出现了简单的冶炼工艺，尤其得益于乌江、阳河、锦江航运之便，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沿江的集贸市场也随之形成而逐渐增多。

二是对乌江航道的开发。在重庆至贵州的崇山峻岭之间，自古存在着一条运输盐油的古老通道。这条古道以乌江航运为主，水陆并进，自渝境涪陵码头转运长江，溯乌江经武隆、彭水、龚滩、沿河、潮砥，抵达思南，然后从陆路到黔东、湘西、鄂西等地；顺江而下的船只，则将桐油、皮张、药材、生漆、朱砂等贵州土特产品水运出黔。这条被称为“川黔文化通衢”的乌江盐油古道不仅带动了渝黔经济发展，而且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各种文化的交融、经济互动，使得古道所在的乌江流域成为当时渝黔经济文化繁荣的地区之一，极大地推动了两岸文明的进程，其影响延续至今，其历史价值与巨大贡献，堪与滇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媲美。 ^[4] 其实，唐代以前的乌江盐油古道也许更为畅通，甚至可直接通航至费州（今思南境内），乌江周边土司到南京进贡，也通过乌江前往。五代时奖州（今岑巩一带）常积谷数十万石，累计献军粮二十万石运往前蜀，也是辗转进入乌江用船运入蜀境。

宋代，由于乌江盐油古道有了新的发展，乌江沿岸开阔地带也得到了开垦，北宋景德二年（1005年）于乌江沿岸垦荒种地获粟万余石。而今思南板桥，石阡的朱家坝、艾家坪等地的四千余亩耕地，就是宋代的军垦屯田。同时，商贾往来，经乌江进入乌江沿岸，又将米豆、猪羊、土特产品沿乌江运出。故乌江运输十分繁忙，出现了船不敷用的状况。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为赶运军粮，思州土司下令就地采木造船，来弥补民间船只运力不足，从此，乌江上不仅有民船，同时也有了官船。尤其是元明时期，对乌江航运大为运用，乌江航运得到更快发展，给乌江经济文化开发带来了新的机遇。此时，沿江的农业耕作、经济林木、畜牧产业、加工业、纺织工艺、竹藤编织技艺都有了新的发展，乌江沿岸出现了本土物资集散地和繁华的集镇，这些集镇也是沿岸各地的物资集散装运的重要港口。

三是开采业有较大发展。黔东及黔东北的朱砂早已远近闻名。从某种意义上说，田氏土司的兴盛得益于朱砂，但也败于朱砂。《务川县志》载：“唐，开集镇于板场。”隋唐，务川仍以丹砂为主要进贡品。《务川县志》载：“隋大业十年（614年），黔中太守田宗显于务川岩峰脚等处开采水银、朱砂，向朝廷纳课水银190.5斤。”田宗显四世孙田克昌“方涉巴峡，绝志宦游，从事商贾，侨居日久，遂卜筑于思州”。是什么使这位兵马使田克昌“侨居日久，遂卜筑于思州”，那就是思州的丹砂。宋代以来，史书记载务川丹砂开采颇多，据明嘉靖《思南府志》记载，早在隋唐这里就“采砂为业”，其朱砂矿的矿坑“深约十五六里，居人以皮为帽，悬灯于额，入而采之，经宿乃出。砂烧水银，可为银钞，居人指为生计。岁额水银一百六十斤入贡。而民间贸易，往往用之比于钱钞焉”。可见，田氏开采水银时间长，规模大，产量多，用途广，矿坑深达十五六里，整晚采掘第二天才运出，提炼出的水银不仅用于上贡，其余还在民间交易，往往作为商品交换中的钞币。唐宋时期，当地居民开采朱砂，有的还提炼成水银，作为贡品送到京城。至今在务川自治县板场、三坑、太坝一带，还流传着因献丹砂于周武王而被称为“宝王”的仡佬族祖先的故事。“宝王”被仡佬族人尊奉为“宝王菩萨”。地方建有宝王庙，每一年朝祭一次，称小祭，每三年大祭一次。务川傩戏中至今还有宝王面具。“丹砂生产不仅促进了乌江流域与中原文化交流、民族融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丹砂生产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丹砂文化。丹砂文化是神话时代的产物，丹砂因其神奇的医药疗效，而被祖先倍加推崇。” ^[5]

总之，田氏土司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并用以进行区域经济开发，推动了所辖地区的经济发展，使这一地区成为贵州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明代以前位居全省之首。黔东及黔东北地区的农业、运输业、开采业和社会事业均处于当时贵州的前列，这就为贵州建省奠定了经济基础。

五、田氏两宣慰使内讧加快了改土归流进程，为贵州建省奠定了舆论基础

思南、思州田氏土司的内讧，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原因。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助推了田氏土司的灭亡和田氏土司辖区改土归流的成功，为贵州建省奠定了舆论基础。

内在的原因是，思南、思州田氏宣慰使发展到明朝永乐年间，非常腐败、残忍、贪得无厌。据史料记载，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凶狠淫虐，生杀任情，与其副使黄禧构怨累年，互有奏讦。朝廷虽恶宗鼎，然以田氏世守其地，曲与保全，而改黄禧为辰州知府。思州宣慰使田琛，亦与宗鼎有怨，禧暗结琛使图宗鼎，宗鼎及琛数相攻杀……人甚苦之”。思州、思南两个田氏地方政权，为争夺砂坑之利，相互仇杀争战不已，朝廷屡禁不止。遂以五万大军压境，将田宗鼎、田琛等治罪，对两宣慰司进行“改土归流”，也是全国被“改土归流”最早的土司。

外在的原因是，思州、思南两个田氏宣慰使都钻进了朱元璋布下的天罗地网，只不过是永乐皇帝最后来收网获利。朱元璋将田仁智和田仁厚同时委任为思南宣慰使。在这一过程中，田茂安、田仁智父子既欺骗了真正的思州土司田仁厚，又邀宠于明玉珍，获得了宣慰使一职，然后又用这一任职骗取了朱元璋的封赏。与此同时，田仁厚也有欺骗行为，他投降陈友谅而获得了宣抚使一职，然后又用宣抚使一职和领地舆图去骗取朱元璋的信任，由此结下了田氏三代仇怨 ^[6] 。在这个过程中，朱元璋和朝廷在全国统一前当然不知道全部实情，或者说，以大政治家朱元璋的城府，知道了实情也暂时不讲，毕竟云南还在别人手中，贵州作为征伐云南的大后方不能乱。朱元璋凭借着他的政治敏感，早就识破了田氏双方对他的欺诈，不动声色将两者都委任为思南宣慰使，从而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以利于从中驾驭，或者说，为以后田氏双方的纷争和进行改土归流埋下伏笔，并最终导致两者一道覆灭。其实这些早就在朱元璋的计谋之中。这就是说，朱元璋设个圈套叫田氏双方去钻，不论田氏钻不钻，到最后朝廷都要消灭田氏政权。只不过如果田氏双方钻了，朝廷就赢得了舆论支持，也就顺理成章赢得了道理，对其他土司或全国人民也是一个说法、一个交代。朱元璋这一步棋，可谓一箭三雕；至于田氏双方，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还落了一个内讧的骂名。

由此可见，贵州建省，不能单纯地理解为田氏宣慰使内讧使然，而应该是朝廷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采取的一大举措，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反过来也得承认，思南、思州田氏地方政权经过数百年的努力经营，与所辖地区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贵州建立行省奠定了政治、地域、经济和文化基础，也为西南边陲的贵州进入中央王朝主流政权领域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