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雅村
在贵阳城西花果园与太慈桥之间,有一片地盘叫湘雅村,还有一条小巷叫湘雅巷。回望一段中国近代史,便可得知,贵阳城中的这个“湘雅村”与本世纪初创建的湖南湘雅医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九三七年“七·七”后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豺狼虎豹开始全面践踏我中华大地,长沙市遭到日机的野蛮轰炸,由湖南育群学会和美国雅礼会于一九一四年合办的私立湘雅医学院被迫南迁衡阳。后来衡阳也难逃日寇的侵犯,于是湘雅医学院在院长张孝骞的带领下,于一九三八年十月无可奈何西迁到了贵阳。起初湘雅医学院暂驻东山大庙,后来经贵阳的湖南会馆筹划,改迁于次南门外石洞坡。这个荒山野岭中的石洞坡,原是长沙郡十二县中迁居贵阳者的一片坟地,名长郡义园。医学院建于石洞坡的山腰上,有三栋两层楼房、两排平房和厨房等房舍,看上去像是一个不小的山村。学校建成后,张孝骞院长命总务人员在医学院门前挂上一块木牌,上书三个大字——“湘雅村”。这便是湘雅村的由来。
当年的湘雅医学院堪称一所有名的医科大学。院长张孝骞是该学院首届毕业生,曾夺得毕业和临床研究两个第一,后赴美国深造,获医学博士学位。他于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协和医院供职;一九二六年又去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回国后又在北京协和医院任讲师、副教授。一九三三年,他再赴美国斯坦福大学作胃分泌功能研究,回国后在北京协和医院领导消化专业组的各项科研工作。“七七”后事变,他毅然辞职回长沙,任湘雅医学院院长。在这样一位德高望重、成就卓著的医学博士主持下,医学院自然是强将手下无弱兵。湘雅医学院在贵阳期间,在极度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办学。他们与南迁贵阳的中央医院互相协作,不仅搞教学、搞科研,而且还参加会诊、抢救和治疗病人。他们还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贵州多发病、地方病、疟疾、斑疹伤寒、阿米巴痢疾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从生物学、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寄生虫学、病理学、营养学、治疗学等方面进行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并以精湛的医术为贵阳地区患者治疗,深受贵阳人民的称赞。
一九四四年冬,日本鬼子打到独山,湘雅医学院和许多迁来贵阳的医院、医学院都相继迁去了重庆。直到一九四七年七月,湘雅医学院才迁回长沙。解放后,这所医学院改名为湖南医学院,现又改名为湖南医科大学。
当年的湘雅医学院,在贵阳教学、科研、医疗近六年,在贵阳人民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直到如今,“湘雅村”这个地名还响亮地存在。如今,这片当年的“乡村”已成为较为繁华的贵阳市区。它依山傍水坐落在花果园立交桥和贵黄公路立交桥之间,宽敞的花溪大道穿过其间,大道两旁分布着黔光铝制品厂、金笔厂、永光压铸厂、贵阳电池厂等国有企业,其中还有四个居民段和两所中、小学校。年长的当地居民,在怀念当年湘雅医学院的同时,又无不感慨半个多世纪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