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言的丰碑
贵阳市新华路南端,有个听起来像是名不副实的地名叫做“纪念塔”。这里如今已是大道通衢,车水马龙,已经看不到一点塔的影子了。但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这道口的中央是有一座底宽顶窄、三棱刺天、白绵巨石砌成的高塔。塔基周围绕着一圈白石浅雕的围栏,塔身高十余米,三面都有竹叶绻阴刻手法镌刻贴以金箔的“国民革命军第一〇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十九个字;塔基处嵌有一方铭文,记叙建塔始末,首记一〇二师三〇四团团长陈蕴瑜等壮烈殉国诸事。纪念塔今已不存,唯有濯濯白石记录了贵州儿女在民族危亡关头,对祖国的一片忠贞和斑斑碧血。
一〇二师的前身是黔军第二师,由贵州遵义人柏辉章任中将师长,全师全员实额九千五百余人,军官中除少数几人是黄埔学生外,均为贵州讲武堂、崇武学校、军官训练团出身,士兵全部为贵州健儿。
抗日战争中,一〇二师参加了多次对日寇的战斗,其中以砀山战役尤为惨烈。
1937年7月以后,侵华日军南进,淞沪“八一三”抗战序幕拉开,一〇二师几乎是徒步赶往上海参战。十月初部队刚在上海虹桥、七宝镇、莘庄一带集结,即与日寇松井石根大将指挥从虹口、杨树浦、宝山狮子林等处强行登陆的六个旅团遭遇,部队在激战中边战边进,在强敌的攻击中强行渡过苏州河,包围夹击敌人,粉碎了敌人意欲沿河西进袭击我十七军团的梦想,保卫了苏州河上游吴淞地区的安全,获得军团“奋勇克敌,显树战功”的驰电嘉奖。一〇二师出黔首战告捷,也付出了数千士兵的伤亡,营长徐天植、工兵连长陈大治(均贵州人)战死的沉重代价。战后,一〇二师撤至陕西作短暂休整,从贵州补充新兵三千,各团番号依次更改为三〇四,三〇五,三〇六和补充团,划归第八军建制。
一九三八年,举世震惊的“台儿庄大捷”以后,一〇二师随第八军部队进抵河南商丘参加徐州会战,贵州这支惯于山地作战的部队进入了艰苦的平原作战环境,部队在商丘以东刘堤圈弃车向砀山开进。据报日寇已占领黄口车站,势将向商庄进逼,师长柏辉章判断行军途中必定会与敌人遭遇,决定迎头痛击敌人。以战防炮一连配属三〇四团为右翼,三〇六团为左翼,师部率三〇五团、补充团殿后,齐头并进,于杨集一带与敌遭遇展开激战,当即击毁日寇坦克与装甲车十余辆,逼使敌人南逃。三〇四团团长陈蕴瑜(平坝县天龙镇人)率部一鼓作气进击至韩道口,又夺获敌人装甲车三十多辆,打击了该部敌酋土肥原贤二的嚣张气焰,并截住了由淮南北上企图合围砀山的日寇吉佳部队,使一〇二师师部得以顺利进驻砀山县城。五月十九日,徐州弃守。二十日日寇吉佳部队以五倍于我的兵力,进攻三〇四团潘琳营的防地,敌众我寡,我伤亡严重。情势紧迫,团长陈蕴瑜率一营兵力驰援,遭到日寇迫击炮、平射炮的抵近轰击,部队死战两昼夜,死伤枕藉,师部各团亦同时受到敌人围攻,各自为战,无力相互支援。陈蕴瑜所部已战至兵尽弹绝,日寇陆空协同,逐渐逼近潘琳营阵地,入夜步炮协同,坦克为前导突至团指挥所前,陈蕴瑜乃率余众冲入敌阵,壮烈殉国。这一役,最后突围归队的士兵仅七十多人,战斗之惨烈可以想见。韩道口失陷,砀山即暴露在敌人面前,不久即被日寇轰炸、炮击夷为平地。一〇二师在焦土上苦战三昼夜,不断电告军部增援,盼来的却是“砀山不可失,砀山不必守”模棱两可的一纸电文,全师只得且战且走,分散突围,营长曹文杰(平坝人)战死,开封兵站站长柏宪章在抢运作战物资时被敌机投弹击中殉难。部队分别从柘县、淮阳取道至漯河集中,清点人员,除伤残者外,幸存者三千余人,各级军官一百四十余人忠魂永留中原,三千多贵州子弟埋骨徐州原野。
一九三八年七月以后,一〇二师又不断从贵州补充兵源,先后参加了保卫武汉及历次长沙会战,取得“万家岭大捷”,几经浴血死斗,贵州籍老兵伤亡殆尽,军官幸存者百不什一,仍然准备随时慷慨赴死,再上战场。
一九四二年,“国民革命军第一〇二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在黔军将土的故乡贵州省省会贵阳市大南门外南厂以北,通往抗日前线的马房街(今之新华路)与油榨街衔接的道口上建成了。这座无言的丰碑昭示着我们民族的苦难和贵州儿女对祖国的赤诚。现在虽因城市建设的需要“纪念塔”被拆除了,但是“纪念塔”这个地名却永远保留了下来。
解放以后,血战捐躯的三〇四团团长陈蕴瑜(后追赠为少将)于一九八六年八月被贵州省人民政府依据国家政务院决定,追认为革命烈士,烈士家乡平坝县人民政府颁发了烈士证书;少校营长曹文杰的家属受到平坝县人民政府长期的优抚;中校兵站站长柏宪章被湄潭县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在各位烈士的家乡,尚有烈士们的衣冠冢供人们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