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恩赐状头- 贵州数字出版云村寨平台

在贵阳南面有曹状元街，北面有夏状元街，而远郊的花溪青岩镇还有一座悬挂有“文魁”匾牌的赵状元府。它们就是旧时闻名贵州的武状元曹维城、文状元夏同龢、赵以炯的故居所在地。曹维城虽然以武夺魁，但并非目不识丁的一介武夫，文章也写得相当清丽。所谓状头指的就是这些出人头地的状元们。

我国古代自从有了科举制度，就不断地制造出许多的状元来，据说唐代就有一百四十一人，五代十国为十六人，南北宋时期有一百四十一人，辽代五十四人，金代一人，元代二人，明代八十九人，清代一百一十四十人，太平天国三人，张献忠建立的大西国一人。在这漫长的一千二百多年中产生出了有文有武的状元就有五百多人。唐武德五年夺魁的孙伏伽是我国有状元之始，最后一位状元是清光绪三十年考中的刘春霖。五百多位状元中除了太平天国的傅善祥是唯一的一位女状元外，状元是男人们统治的天下。

封建时代，能够考上状元确也不易，除了要对“四书”、“五经”烂熟于心、倒背如流之外，还要对规格死板的八股文的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束股等八个股段有能力进行正反、虚实、由浅入深的一一分析论证；而且限定时间为一日之内必须交卷。试卷经过考官评卷，入选者取得贡生资格，方可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殿试合格者成为进士，再经过考核分甲，也就是分组定出名次，成绩最好的一位，即是所谓的一甲一名，由皇帝钦点为状元。这一繁复艰苦的过程，就是历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十年寒窗苦，君恩赐状头”的写照。

贵阳在科举时代是被视为边陲之地、蛮夷之乡的，出现了有文有武三个状元，在这当时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三位状元的仕途也各有千秋。

夏状元街清真寺

曹维城是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中的武状元，高中后立即被委任为副总兵，时年二十，相当于现在的副师级少将职级，少年得志，光耀一时。如今此街即在贵阳市邮电大楼北侧曹维城居住的那条街也因此得名曹状元街。此街即在赵以炯科举高时还出现过一个小插曲，险些使他与状元失之交臂。

赵以炯于光绪十二年赶考，他这一科的评卷老师原是大学士张之万，张之万年迈体弱，便把主持工作的大任交给了帝师、户部尚书翁同龢。赵以炯的试卷虽好，但翁同龢认为赵以炯是贵州人，而贵州的读书人是从来没有中过状元的，因此他扣发了赵以炯的考卷，他冬烘得连康熙四十二年已经有过曹维城中状元的事实也视而不见。结果还是张之万说了一句“好像没有贵州人不能点状元的规定呀！”翁同龢想想也觉得排斥赵以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坚持，只得勉强把赵以炯的文章作为垫底的一份呈送上去，慈禧太后审阅过赵以炯的试卷后，认为赵以炯的文章论理清晰、字迹端方秀丽，胜过前面的试卷，就将赵以炯由最后一名提为第一名，赵以炯由是一举成名。

事隔十二年后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十岁的夏同龢赴京会试，一路顺风，殿试文章就已受到主考官孙家鼐的赞赏，进呈后由慈禧太后审阅。慈禧太后一览通过，就在金殿上点为一甲一名，受到光绪皇帝召见赐宴。莫要以为皇帝赐宴一定会是水陆杂陈、海味山珍、丰富异常，实际上夏同龢得到的赏赐仅仅是一碗面条。随后，夏同龢做了政法学堂监督，相当于如今的政法大学校长职务，以后去日本留学，学习工业及经济建设，待到夏同龢学成归国时，辛亥革命已经推翻满清政府。

民国时期夏同龢还做过一任江西省实业厅厅长。夏同龢的故居就在今夏状元街三十五号的清真寺处，是贵阳市的一处文物保护单位。

贵阳地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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