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岜沙教育概况与石门坎教育对比

从江县的教育伊始可追溯到明朝，离现在569年前，就有办学记载：明朝正统七年（1442）在永从县城内创办有永从学宫。清朝道光十八年（1838）下江通判王承淮和游击创办下江学宫。雍正九年（1731）永从县，下江厅共有义学16所。到了晚清和民国初期私塾已遍于全县苗乡侗寨，据民国36年（1947）从江县教育情况统计表统计，是年全县22个乡都有人入私塾就读。岜沙苗寨已办有私塾班，易刘两汉族殷实之户，到现在的雍里乡宰略村请姓刘的塾师到岜沙来授课，全是以上两姓家子弟就读，没有苗族子弟就读。易笃新（现龄83岁）就在这个私塾班课读（这是他的回忆）。1935年，蒋介石在贵阳指示：“在贵州教育经费中，每年至少需提出10万元作为苗夷教育经费。” ^[1]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在《贵州省政府加强边疆教育办法》的文件中规定，用全省三分之一的学校来实行边疆教育。” ^[2] 此时期永从县丙妹分县的县令为了应付上一级的政府督查，在岜沙苗寨办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学校——岜沙初级保国民学校，强行“边疆同化教育”。在《从江县民国时期学校分布图》中，标明岜沙建有保国学校符号，该校建立于何时，在校师生多少，无资料可查。据岜沙老人回忆那时的岜沙苗寨也有一百五十多户人家，岜沙保国学校也有二十多个适龄儿童就读，全是男童，没有女童。岜沙汉族殷实之户（土改时划为地主成分）的刘家子弟刘培基、刘培富、刘培袁就在这所学校受启蒙教育，后到高一级的学校就读有了初中文化，而后到县内其他地方当老师，解放后也一直当老师。解放前的岜沙苗族百姓，视送子女进校门，如送进虎穴，不送子女到学校，又怕当时的政府处罚。所以岜沙人挨户联家出钱凑米请汉族的一些子女顶替苗族子女就读。解放前夕，走进将近有九百余人的几个岜沙苗寨，找不到一个读书识字的人，全是文盲。陈国钧教授在他所著的《贵州省的苗夷教育》一书中，这样写道。“苗夷子弟及其父母不乐入校读书，其理由据苗夷自答：读书后恐强迫改易原来装束，尤其是剪发，谓剪发去，其人必被虎吃。” ^[3] 岜沙人最害怕政府强迫他们剥去头上的户棍（即头顶上挽的发髻鬏鬏）。一旦剪去，老虎就来咬人。陈教授虽没到过岜沙作田野调查，但他写整个贵州苗夷教育的实际考察情况，揭开了岜沙苗族为什么不愿送子女入学的真实缘由，也正是切中岜沙人文化教育落后的“症结”所在。现在跟岜沙七八十岁老人攀谈，他们道出心坎里的话：“自盘古开天地以来，狗不耙田，苗不读书。”（他们讲的是苗话，意译成汉语）也佐证陈教授所调查贵州苗夷教育概况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情况又如何呢？

1949年11月至1950年11月县内土匪猖獗，多数小学停办。1950年12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62军186师554团收复（解放）从江，同月26日从江县人民政府成立。1951年大部分原中心保国民学校又陆续复课。1952年岜沙初级保国民小学复课。当时只有一个教师二十来个学生，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岜沙小学已有五六十个适龄儿童入学，适龄儿童入学率30%左右。到文化大革命中期（即复课闹革命的1972—1973），岜沙有八十来个儿童入学，教师2—3人不等。学校校舍只有一间四处通风、木皮盖顶的校舍，校舍还不如大牛圈宽。当时有一个老师在学校的板壁上写这样一首打油诗：“岜沙、岜沙，学校不如牛圈宽，风来扫地，月来点灯，长夜难眠。”从老师写这首打油诗，可见，当时学校破烂不堪的景象。

1972年，中央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朴司长前来从江县考察民族教育工作。当时丙梅区的一位教育辅导员陪同朴司长到岜沙视察岜沙小学，岜沙寨松柏挺拔，飞鸟鸣翠，古木参天，绿草如茵。可是他无暇顾及这些如诗如画的风光，却被一群适龄儿童的形象迷住了。他看到那一群天真烂漫的儿童，个个头顶上挽着有鹅蛋那样大小的发髻（鬏鬏），有些赤脚，有些蹬草鞋，蓬发垢面，下身着大裤筒，上身着铜扣对襟衣，胳膊肘挟着两本书，个个像秦始皇的兵马俑一样走到学校来了。朴司长见到此情，惊叹不已。学生进教室，教师上讲台，课堂鸦雀无声，老师一句汉语又翻译成一句苗语对学生讲课，朴司长在课堂频频点头示意，很赞赏这所学校的双语教学。下课后，朴司长对这位教育辅导员说：这所学校女儿童来这么多，男儿童就不言而喻了，意思是说适龄儿童入学率也就很高了。这位教育辅导员回答这个教室一个女娃娃都没有，全是男娃娃。朴司长反问，那么男女娃娃穿着打扮有何区别？辅导员说：男女娃娃的头上都挽着发髻，其区分在：男娃娃挽的发髻在头顶正中，女娃娃挽的发髻在头顶的前额上，并插一把一至二寸长的红木梳子。下身穿的是黑褶裙，裙至膝盖上，并裹腿。

随后，朴司长要这位辅导员陪同他到学生家里考察，学生家里都是很低矮的木皮盖的木房，朴司长个子挺高进门还要弯腰低头才能进去。屋里火塘烧的是几根大棒柴禾，烟火熏得朴司长睁不开眼。各家的火塘边各搁置有一个大罐子，朴司长以为装的是菜油茶油。教育辅导员在旁边插话说罐罐装的是苗家酸汤，平时没有油吃，多数日子都靠这酸汤水煮酸汤菜吃。火塘安有床铺，床铺是用大木棒垫高作床架，铺上几块木板就是床铺。床脚还有狗窝，狗崽时而在床上爬来滚去，床被好像一年都没洗过，几乎是“人畜同宿”的景象……辅导员在场补充说，到了寒冬腊月，他们焚薪取暖，男女老少蜷缩火坑而眠，虽有嘉宾亦抵足共寝。朴司长惊愣了，并叹气说，我曾到内蒙和西藏新疆考察民族教育工作，也去过一些学生家里考察，但都没有看到像岜沙学生家里吃住这样寒酸……

20世纪50年代初期，从江刚获得解放不久。从江县委、县政府了解岜沙苗族是从江县苗族中的“特殊”苗族，为了培养岜沙苗族干部，就选中了一个虽没有文化，但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在岜沙有一定威信，又仪表堂堂的滚老红当丙梅区副区长，但他工作不久就因病逝世，他的去世对岜沙人有一定影响。岜沙人说，我们岜沙人在成人礼俗仪式上，巫师给我们念咒语对天发誓：“不杀人放火，不偷牛盗马，不奸女拐妇，不虐待父母，不陷害好人，不做官欺人……”念咒毕，鬼师掷火于水碗中，表示如有违背，命运如同火入水中而灭矣。岜沙人大部分认为滚老红跟汉族人去当官，违犯了“不做官欺人”这一条咒语规矩，所以他死得早。岜沙人认为读书不是好事，读书有文化了就跟汉族去当官，当官就欺压老百姓，那就命短，死得早。这虽然是不合乎人生哲学逻辑推理“章法”，但它却永远铭刻在岜沙人的思想灵魂上。而成了制约岜沙人怕读书忌讳读书的精神枷锁，这就是岜沙人不愿读书的第二个原因。

前面已述，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岜沙保国小学复课了，到岜沙苗寨从事教学工作的一批批老师走了，只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来了一个汉族的杨超凡老师和一个侗族的唐邦和老师，在岜沙校园这块园圃耕耘的时间最长，在岜沙一住就有七八年的光阴。这二位老师是异族，本来一句苗话都不懂，为了取得岜沙父老的信任，一言一语跟他们学苗话，一年的工夫他俩都学会讲一口流利的岜沙苗话。且对岜沙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了如指掌。岜沙人渐渐把他俩当作贴心人了，各种祭祀活动都请他俩到坡上喝酒作乐，大小节日都请他俩到家做客。为了这一块校园的花朵开得鲜艳夺目，他俩废寝忘食地工作。晚上除了备课批改作业外，还得到学生家里访问，如果间隔一段时间不去家访，学校就成一座空庙。通过他俩的不懈努力，在执教期间，学校已发展到八十来个学生，可算是这所学校办学以来的一个高峰期。可是这所学校说是全日制小学，不如说是半日制小学还真实些。学生是轮换读书，比如一家有两个小孩，那么上午老大来读，老二去放牛砍柴，下午老二来读，老大去做活路，年复年，日复日，家家如此。学生读到三四年级后，家长又拉他们去砍柴放牛和抢工分去了，家长对孩子们的寄托没有什么厚望。没有一个学生学习完小学阶段的课程，杨唐二位教师的抱负：“愿作人梯，让岜沙儿童爬他俩肩膀，到上一级学校继续深造，将成为这个民族这个地方的有用之才。”但事与愿违，他俩的宿愿破灭了，在这里培养不出人才，一气之下，卷起被盖到他乡从教去了。

在这里笔者不禁想起《“窄门”前的石门坎》一书，作者张坦教授，在该书第4页提出这样的两个问题：为什么以儒教为代表的汉文化两千年来未使乌蒙山中的“大花苗”“驯化”，而基督教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却使他们“皈依”？为什么传教士并没有揣来多少“投资”却奇迹般地变出一个“海外天国”？

张教授所写的上面那一部书是：《“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这本书用了一定篇幅，介绍了英国基督教徒柏格理到乌蒙山大花苗聚居地石门坎传教办学的一些经验，好像与我们的岜沙苗寨办学是“风马牛不相及”。但俗语云，“他山之石，可攻玉”，石门坎大花苗办学与我们岜沙苗办学之相比，就相形见绌了。

从自然地理位置来看：石门坎是毕节地区威宁县石门坎乡的一个自然村寨，新中国成立前，户数也不过是百户人家，人口不足五百人。这个村寨坐落在乌蒙山下，距县城140公里，海拔一千六百多米，四周皆是崇山峻岭，有人称：“抬头见天是白天，弯腰望底是夜间，隔山说话听得见，走到眼前要半天。”形容此处地势非常惊险，时有狼熊野猪等野兽出没。苗民生活极端贫困，从前，他们住的是叉叉房，吃的是洋芋、野果，文化落后，普遍好巫信鬼，尚有原始社会遗迹，并深受当地彝族土目土司和历代统治者的剥削压迫，终年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真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在《黔南职方纪略》有这样记载：“所食麦稗杂野蔬，有终岁不谷食。”在《复陈苗汉土司各情疏》有“终日采芒为食，四时不得一粟入口”的历史记述。当地人有一首谚语曰：“灼圃狗街子，洋芋过日子，要想吃苞谷，除非住月子，要想吃白米，除非二辈子。”

岜沙苗寨系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丙妹镇的一个自然村寨，472户，2248人（2008年底统计《县志》续志214页），这个村寨坐落在九万大山脉的月亮山麓都柳江岸边，距县城7.5公里，海拔550米上下。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自然环境中，在20世纪70年代，由县城通往州府凯里的公路穿过苗寨中间。到了金秋时节，一坡坡梯田宛如一床床黄色地毯，重重叠叠，从山脚铺到山顶，古松倒叶覆盖村前村后，自然环境优美。这里的苗族人民也有这样一首谚语：“石板铺路边，禾晾满寨边，糯米是人饭，黏米为犬食，两餐喝泡酒，成天醉醺醺。”就是在从前最困难时期岜沙人也没有挖蕨巴为食，这里的苗族人民不吃洋芋苞谷，以糯米为主食。

从自然气候、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来比较，石门坎和岜沙两个苗寨，真是天壤之别，可是到了20世纪初，由于西方帝国传教士的“文化侵略”使石门坎苗族人民“因祸得福”，自1905年初，英籍传教士柏格理到石门坎后，这里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二千多年来以孔夫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文化思想在神州推行，却在岜沙苗寨没起什么作用，仍是“江山依旧，面貌未改”。

年轻人喜欢向往未来幸福生活，老年人喜欢追忆旧昔难忘的往事，据石门坎及周边的大花苗耆老们的回忆：柏格理未到石门坎之前，这里的大花苗是“三盲”的民族，何谓“三盲”？一曰：汉话盲（即听不懂汉话）。二曰：汉文字盲（即对汉文字符号是目不识丁）。三曰：数字盲（即对阿拉伯符号数字盲，用结绳刻树记数）。从江的岜沙苗族与石门坎的大花苗相比的异同点是：第二、第三点相同，第一点相异。岜沙苗族自古以来，从十一二岁的男女娃娃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经常挑柴到县城卖，不懂汉话就卖不出一个好价钱，逼着他们要学会讲一点汉话，且也有几户湖南汉族很早在岜沙寨定居，所以岜沙男女老少会讲一点汉话。

在贫瘠的群山之中，有一个叫石门坎的苗族小村寨，来了一个英国人，他的名字叫柏格理，他在这里一住十年，死了。也把终骨埋在这里的山峦上，石门坎因为他的到来，由一块蛮荒的“化外”之地，发展成为蜚声中外的“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海外天国”。1942年陈国钧在《石门坎的苗民教育》一文中说：“苗民中人才辈出，计有大学毕业生5名，高中毕业生10余名，初中有百余名，小学生三千余名。”柏格理办的石门坎小学辐射很广，据石门乡概况介绍：早在1905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等人到石门坎传教办学，创造了许多个“第一”：在这里，创制了苗文，结束了苗族无母语文字的历史；创办了乌蒙山第一所苗民小学；建成了威宁县第一所中学；培养出了苗族第一位博士；在中国首创和实践双语教学；第一个开中国近代男女合校先河；创办乌蒙山区第一所麻风病医院；建立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成为乌蒙山区第一个接痘疫苗防天花的地方。以石门坎为中心，覆盖三十余个县，形成了庞大的教育体系，设立了三十多个分校，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小学毕业和初、高、中专毕业生，50余名大学生，4名硕士生，2名博士生。从光华小学（即石门坎小学）出来的学生，县处级干部有二百余名，省厅级干部3名。石门坎的文化与教育事业，日臻鼎盛，成就辉煌，因此被誉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苗族文化复兴圣地”，名扬中外。所以乌蒙山一带的大花苗人民称柏格理为苗族救星。

历史的碎片，常常凝结成岁月沧桑的见证。在民国时期，岜沙有这样二则故事：一则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出了一文到岜沙派粮派款派兵的通知；另一则是那个时代（国民政府时期）有一位岜沙人被国民党抓去当兵，事隔五六年他才由异族他乡给家里寄来一封信，当时整个寨子一百五十多户，近千余人。看汉文字全是睁眼瞎，找不到点文读字的人。只有到15华里外的县城请人点读，译成苗话他家才知道。当兵的父母亲以为这么久儿子可能死了。当有人给念读家信时，他的父母亲才知道儿子还在世，在遥远的天边，悲喜交集，潸然泪下。这就佐证民国时期岜沙人口全是文盲的历史实况。在国民政府时期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是保甲制，甲长是轮换当，那时在岜沙找不到一个当保长，也找不到一个打家劫舍的土匪。全是一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庶民。新中国成立后到21世纪的今天，已经有六十多个岁月了，到2008年岜沙苗寨发展到478户、2256人口（《从江县志》续志841页），在2009年才有一个岜沙的男孩叫贾往拉，考取贵州民族学院，算是岜沙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秀才”。大学生人数与岜沙寨人口比例为：1∶2256，也就是说在一万个岜沙人口中，只有四个大学生，或说在一千人口中，只有0.4个大学生，这个比例在异族，或本族他乡也是很罕见的一个比例数字。今天岜沙苗寨（2008）也只有高中毕业生8人，初中毕业生130人，它与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3.5%。和5.7‰，永远落后于全省全县教育发展的状况。就在2011年的今天，你到二千二百多人口的岜沙苗寨，找不到一个吃皇粮的人（即没有一个是国家公务员或公教人员）。在20世纪末只有三个当小学教师，那是该村刘易二姓的湖南籍来岜沙定居的第七、八代汉族后裔。要是说国家职工，也只有一个叫马新海（又叫滚老马）的人去修铁路，在铁五局学会开车，后来调省政府先后给张玉芹、王正福两位副省长开车才成为国家职工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图六十一 岜沙小学生

石昌林是土生土长在岜沙苗寨，地地道道的岜沙人。他读过小学，毕业后去参军，退伍回来参加工作，当过丙梅区区长，雍里乡党委书记和县国营林场党支书而退休。他祖籍河南汉族，后迁到岜沙定居有几代人，如果他家与岜沙苗族有姻缘关系而衍变成苗族，那他就是岜沙苗族唯一的国家干部（公务员），再找也找不到第二个了。如果不算，那么至今岜沙还找不到一个国家公务员。

用物理学的观点来解说，要有“参照物”才能鉴别物体在运动场上是静或是动。上面用很长的文字，把岜沙苗族和石门坎苗族相互作为“参照物”，左右对比。可以发现，岜沙苗族和石门坎苗族二者无论在自然地理位置生态环境或文化教育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形成明显的“剪刀差”。

倘若，把柏格理比喻是一把金钥匙，乌蒙山中的大花苗比喻是一把金锁。那么，这把金锁两千多年来，都没有哪把钥匙把它打开，只有柏格理到来这把金锁才被打开。遗憾的是：英国的传教士柏格理没有带金钥匙到从江岜沙，如果真的像遐想的那样，柏格理带这把金钥匙到岜沙来，也许，岜沙这把金锁，早在清末或民国时期就打开了，那么岜沙苗族同样也会像石门坎大花苗一样被基督教“训化”，使他们“皈依”了。如果这样岜沙苗族的历史今天就得重新改写了。那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岜沙人用镰刀剃头，男人头顶挽鬏鬏，腰间佩挎尖刀，肩扛火枪，手牵猎犬……俨然古代的武士道模样，也就无影无踪了。

然而，历史又是一把“天平秤”，天平称盘两端放的“筹码”一样，所以用一分为二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剖析现在的岜沙苗族文化教育，虽有它的负面，但也还有它的正面作用：在“苗疆”社会中，随着国家的统一，中央集权的高度集中和汉文化的侵入，“苗疆”社会的界定也逐渐在“教化”的层面被凸显出来。历代王朝统治者运用“怀柔”“羁縻”等软硬兼施的手腕力图教化“苗民”使之顺服。在强大的社会和文化教育压力下，各苗族社会普遍出现了汉化现象，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分化趋势。但是，一千多年来，岜沙苗族人民能抵制外来文化教育的渗透，而保持着几千年来苗族返璞归真的蚩尤祖先形象，它正是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远古苗族历史的一份活教材。就是在北京博物馆，在外国图书馆也难找到的。

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家福泽谕吉曾说过：“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人民，凡是迷信于旧习的，一定喜欢夸他们的历史如何古老悠久……” ^[4] “事实上，凡是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民族，一般都喜欢怀旧。而过分沉浸对往事缅怀，就容易出现保守狭隘，故步自封，夜郎自大，这时的传统就成了前进的包袱。” ^[5]

上述的名家名著名言，就是解开神秘岜沙的一份数学答卷。总之，岜沙苗族不愿送子女读书，忌讳求学，不忘缅怀祖先的精神风貌，固守苗族悠久的历史，攀附苗族远古的文化，保守狭隘，故步自封，因此，才出现古色古香的原生态部落神枪手形态，这也是在情理之中了。

在民国时期，从江县县长更迭6人。新中国成立后，从江县委、县人民政府也多次换届选举。在王正福这一届县长县委书记执政时期，他们县委县政府一班人，认为从江县经济发展缓慢，主要在“文化教育”滞后，是制约从江经济发展的“瓶颈”，必须从教育这个根基抓起。为了促进从江县的教育发展，根据从江实况，制定了一些土政策（即上级没有政策的政策）。从公元1984年起对县内有中专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每人工资向上浮动一级，在边远高寒的加鸠、宰便区工作的向上浮动两级，8年后浮动工资转为固定工资，再向上浮动。

1983年，县委县政府作出决定，从1984年起，每年从地方财政拨款10万元作为农村户口中学生生活补助费，月人均可享受12—15元，使之能读完初中。1987年增至12万元，以后每年递增1万元，到1990年增至15万元。从1984年起每年拨专款1万元作教师奖励基金。

1986年县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凡有集体林场的乡（镇）每年用30立方米木材款作为农村小学寄宿生生活学习补助费。

从1985年起，政府拨出专款，按月补助在省内外大专院校学习的从江籍及外县定向分配到从江的学生。每月每人补助10—18元不等。此项规定于1988年7月停止执行。

1989年县人民政府规定，从当年起，对全县小学“双农”（父母均为农业人口）女生实行免费入学，免交书费、杂费，所需费用由财政统一拨发，年约10万元。

在20世纪80年代，从江民族中学本部（现一中）的教师多数是高等院校分来的大学生。当时学校缺乏教师住房，为了解决才分来的教师住宿问题，王正福县长与林业部门领导磋商，由林业局的小金库拨出800多万元修教师宿舍，解决教师的住宿问题，以留住教师留住人才，得到教师们好评。

在以上特殊的民族教育措施执行下，落后的岜沙小学教育也有一定起色。原来学校学生寥寥无几，到1990年这个学校在校生增至206人，教师8人，6个班级。是这所学校办学的第一个高峰期（以上数据见《从江县志》第一部志书P.563）。1995年人民政府将岜沙小学改为完全小学，教师编制14名，实有教师10名，另有支教、扫盲教师各1名，学校有教室8间，办公室1间，篮球场1个。2004年年底，在校生210名，其中女生78名，男生132名，现有在校初中生66名，其中女生3名。

王正福在从江当县长、县委书记期间，为从江的教育发展，为招揽挽留各方面建设人才煞费苦心，当他调往州、省后，从江县人民一直留恋他，他也很怀念这个地方。他在《从江县志》第一部志作序云：“从江是个好地方，我在这里度过了二十三年的黄金岁月，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让人怀念……”

宗教界有一位权威人士说：“在宗教家眼中，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需要救赎的羔羊，通通值得同情，关怀和施爱……”

滚元亮是岜沙年轻的寨老，是岜沙芦笙队主角中之主角，在岜沙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不幸的是他的儿子滚吉元在高中就得了白血病。岜沙有几个孩子读到高中呢？王之政县长获悉，慷慨解囊，资助1000元给他儿子治病。在王县长的感召下，从江县政府科、局、办的干部职工也纷纷解囊资助，有的资助二三百元，有的五六百元不等。据不完全统计县政府直属机关干部职工和省州一些领导共资助15万余元。随后，省州苗学会和醉苗乡餐饮投资有限公司，在省发布此信息，得到贵阳、北京、四川、南京、上海、海南、重庆等全国各地资助近20万元，总共30多万元。通过这次献爱心活动，对岜沙苗族人民震动很大。

岜沙苗族人民自定居在岜沙以来，好像没有人读过书，他们根本不知道“读诗书，才知礼仪”“读诗书才能拔穷根”“读诗书才不被外族欺侮”等等这些人生哲学道理。他们只知道“去读书，汉族人才送钱” ^[6] ，用这样一句很淳朴的语言来表达他们思想感情的内心世界。通过对滚元亮儿子献爱心活动，激励了岜沙人过去忌讳读书，现在纷纷要求送子女读书，这是一个很好的历史转折点。

当国家教育部颁布在神州大地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时，可急死岜沙小学教师们和丙妹镇的领导们。

岜沙苗寨自古以来，没有女娃娃读书的历史记载。男娃娃读书是八九岁才步入校园，接受启蒙教育，读到小学五六年级已是十四五岁。他们在社会上已学会唱苗歌、吹苗笛，晚上会去闹姑娘。一群群的姑娘和男娃娃一唱一答，相互投送欢快的青春柔情，绵绵私语谈情说爱开始了，哪有心思读书。姑娘们从八九岁就学纺纱、织布、蜡染、刺绣，专心致志地缝制她们的百褶裙、苗衣。如果一个姑娘不会做岜沙的针线活，哪怕她生得多么窈窕美丽，在岜沙也难寻觅配偶，同时还受到罗汉们鄙视。所以说，学会做一手好的针线，刺绣、染布、百褶裙等苗族工艺品，一辈子受用无穷。对她们来说也是奠定今后人生道路的一个重要基础。因此，读书在岜沙民间舆论中，是微不足道的事了。

一群群的姑娘们聚集在一起，学习岜沙苗族的针线刺绣，也是她们秘密交流内心世界和相互学习攀比唱苗歌的社会大课堂，这种志同道合的社会环境气氛，当然比学校的大课堂更能吸引她们。

十二三岁的姑娘们，在她们母亲的传授下，一开喉就会唱情歌、迁徙歌、开天辟地歌、开亲迎亲歌等。苗家歌词丰富多彩，情感真挚，想象丰富，优雅动听，能表达这些天真烂漫的男女娃娃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思想境界。而这种自然相传的社会精神文化，在学校的大课堂文化中早已断层，哪能满足刚出羽毛的男女娃娃之间这种自由遨游和青春能量的互动需求呢？这也是教育部门应当大力改革之所在。民族地区学校，要含有本民族本地区的传统文化教育内容，才能吸引众多的儿童进校园，否则，事倍功半。但谈何容易？国家教育部规定“普九义务教育”课程，在每周授课时间内，排得满满的。如果引进本民族有地方特色的苗歌、芦笙、编织、刺绣、蜡染等文化进课堂，势必要排挤上级规定的课程。在“鱼和熊掌”两种猎物之间必择其一。这对执教的教师们来说，不知选择哪样才好？但是，也有一些先进的学校，如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的民族中学，他们提出芦笙进校园，苗歌、编织、刺绣进课堂的教学计划，这些具有苗族文化特色的课程内容，安排在课外活动时间来上。该县成立苗学会时，邀请笔者光临，并亲自考察学习，他们那么说也是那么做的，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据该校校长介绍：根据他们地方情况，把含有地方特色文化与“普九”课程有机结合起来，不会互相抵牾，而是互相促进。不影响中考、高考考生成绩，得到上级教育部门的肯定和表彰。换句话说，既使学生学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又传承了我们苗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他们学校做到了“鱼和熊掌”两件猎物同时猎取，达到双丰收。但是，岜沙小学哪有那样的师资配备和物质条件呢？虽然，岜沙和融水都是苗族聚居地。但岜沙苗族比融水苗族那是望尘莫及呀。

综上所述，有的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有的是客观意识存在差异的原因。要使岜沙苗寨达到国家“普九”验收标准，对从江县对丙妹镇来说是个最难的课题之一。

省州要到从江县验收“普九”达标的倒计时挂历，挂在县城的大街上，挂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学校办公室。为了打“普九”攻坚战，丙妹镇党政主要领导，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丙妹教育辅导站和岜沙小学的易校长，普查了岜沙苗寨四百余户人家，2000多人口，应到校接受“普九”教育的适龄儿童应是310人，但开学好久了，只有167人到校报名，几乎差一半。在岜沙发动学生到校就读是最困难的事，为了动员学生到校读书，丙妹镇主管教育的副书记副镇长食宿在岜沙坐镇指挥，全校10个老师划寨包干。天黑学生家长收工，老师和镇里的干部们就得进寨到学生家里登门拜访，做说服动员宣传工作。老师对学生家里情况了如指掌，家长对老师也尊敬可亲。老师有什么困难他们家长也乐意帮，老师说什么话他们也容易听。但是，老师讲到为什么要读书，读书有什么好处，家长一句都听不进去。他们总是推脱说：岜沙人读书没有用，迟早都要回家捏锄头把，即使读到高中大学我们也没有钱培植他们去读书。他们心坎里道出这一句话是真的。岜沙是国家级扶贫点之一。但是，贫困的农民子女考上大学，国家还实行贷款保证读完大学，这样的事例在全国来讲是不胜枚举了。可是在这一方面的信息政策他们并不知道。为此，一提到要他们小孩去读书，就像国民党时期来拉他们小孩去当差当兵一样，个个家长都很不高兴。

该校的易校长说，学生一年级入学时是五十个，有的来了几天就走了，有的读到三四年级后，父母亲就拉大的去放牛放鸭砍柴，又让小的来替换，读到小学毕业只有一二十个，读到初中就寥寥无几了。学生到校人数情况用几何图形来描绘是宝塔式的图案。用数学语言来表述，是形成等差级数的递减趋势，难得完成国家下达“普九”入学率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指标。说服动员教育对目不识丁的学生家长来说，就像对牛弹琴一样，起什么作用呢？可是“普九”是国家一项国策之一。为此，“普九”是否达标，列入各级党政官员的政绩考核所在。弄得县里的各级党政领导坐卧不宁。那么对岜沙的“普九”教育达标是否还有其他办法呢？岜沙人向来忌讳读书，他们不知道皇帝、天子、君主、领袖是什么理念。只知道汉人最乖（最聪明）最大，从而崇拜又畏惧汉族人，有古歌民谣佐证。就是岜沙一两岁还不懂事的小孩，当他哭得天昏地暗时，你用东西来哄骗他或用棍棒来抽打他，都无法抑制他们的哭声。但是，用他们的苗语“故丢喽啦”（译成汉语是汉人来了的意思）！小孩马上就停止哭啼。

图六十二 高高兴兴上学的岜沙女孩

对岜沙的大人也如此，他们就像无羁之马，用“怀柔”政策难以归附，只有用“羁押”的办法，才能使他们“皈依”。丙妹镇和丙妹教学站就用“客家” ^[7] 羁押的办法把他们驯服了。即对中途辍学或不到校读书的学生家长进行罚款，没有钱就捉鸡鸭相抵，罚了款后，还要家长带子女到校报到，否则再加罚款。这一绝招灵了，使岜沙苗族归顺了，这样儿童们就整整齐齐到校来了。丙妹镇政府就用这一土办法，打响岜沙苗寨“普九”攻坚战。通过贯彻落实“普九”义教政策后，有史以来，岜沙苗寨有的姑娘读完初中，她们能点文识汉字，会看书看报，会记帐算帐，会写家信，去打工也不吃亏了，结束了岜沙十几代人“睁眼瞎”的苦楚历史。

她（他）们不是因祸来福，而是得于贯彻执行党的“普九”义教政策而得福，她们家长从心坎里感谢政府。但是“普九”任重道远，取得的成绩也不能盲目乐观，巩固成绩还待于丙妹镇政府和岜沙小学做长期不懈的艰苦工作。

为了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任务，丙妹镇党委政府动用了相当大的行政、社会、物资力量把岜沙小学毕业生，送到县城二中、三中就读，与两校协商专办“岜沙初中班”。学生寄宿在校，吃住等方面给予特殊照顾，上课也挑选最好的老师。从江县于1999—2005年，经过五年的“普九”攻坚战，全县“普九”工作基本实现了验收目标。岜沙村也基本达到验收标准。“到2008年岜沙有初中毕业生130名，高中毕业生8名，中专1名，大学生无”。（《从江县志》续志P.840页统计）这与全县教育发展的情况比，算是文化教育发展缓慢的村寨；但与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岜沙找不到一个初中生比，算是前进了一大步。

经过调查据县城二中、三中教师们口头反映，岜沙小学毕业的学生输送到校来，个个遵守校纪校规，纪律严明。他们有的学生在统考中成绩很好。这说明岜沙的小孩不是天赋“愚笨”，也和其他族的孩子们一样，个个是天资“聪颖”的孩子。可是岜沙这个苗寨又为何没有多少个学生上高等院校呢？这是何原因？从《从江县志》续志第841页记载来看。2008年岜沙村人均纯收入只有1890元，从这个人口与经济的比例来看，低于全国全县的水平，属于贫困村。岜沙苗族农民没有文化，憨厚老实，外界发生什么变化，更是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白天出工、晚上收工，什么商品生产、市场需求与他们无缘。最近几年岜沙有些青年出去打工，饱尝没有文化的苦楚，现在他们才知道“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的道理。现在他们的家长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可是经济上的贫困，是造成他们儿女不能上高中大学的最大障碍，很需要政府的资助和社会各族各界人士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