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膏明烛，华灯错些
中国各地的博物馆都珍藏着一定数量的古代青铜灯，这些考古发掘出来的珍贵的实物资料，一般大都是战国时期和汉代的。这些青铜灯的形制千姿百态，有的婀娜多姿，有的秀拔伟岸，有的古朴典雅，有的小巧玲珑；它们或鎏金、或镶嵌、或漆绘、或镂刻、或浮雕和透雕，争奇斗艳；而且，极具科学性和先进性，高度地显示了中国古代制灯工艺的卓越成就，堪称世界灯具史上的一枝奇葩，在当时世界上具有领先地位。
灯和“灯”字究竟起源于何时目前尚不清楚，但战国以前都还没发现名为灯的实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也未见“灯”、“烛”之类字样。西周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烛”应是最早的照明用器。
西周时“烛”应是一种由易燃材料制成的火把，用于执持的已被点燃的火把，称之为烛；放在地上的用来点燃的成堆细草和树枝叫做燎；燎置于门外的称大烛，门内的则称庭燎。
中国现存最早的灯具出于战国，在《楚辞·招魂》中有“兰膏明烛，华镫错些”的记录，说明战国时已出现“镫”这个名称了。在周代“镫”、“登”通用，《尔雅·释器》载：“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豆笾，瓦豆谓之登。”徐铉曰：“今俗别作灯，非是。”晋郭璞云：“礼器也。”古人把“镫”称灯，应是字义的假借。
早期应是燃用动物膏脂或把一种泽兰草提炼成植物油膏，放在这种镫上照明。灯烛光明闪亮，而它需要点燃，而何为引火用具呢，这里就要说说阳燧了。
《淮南子》书影
阳燧是用日光反射聚焦来引火的工具，初看上去呈圆形似镜，但它的正面却不像镜子那样呈平面或凸面状，而是内凹，凸弧背上有钮，施纹或素面。文献上有关阳燧的记载相当多。《周礼·秋官·司烜氏》云：“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郑玄注：“夫遂，阳遂也。”《疏》：“以其太阳之精，取火于日，故曰阳燧。”《考工记》还讲到了制作阳燧的配方：“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可见，西周时期人们就已经在利用阳燧取火了，并设有“司烜氏”专职此事，其重视程度显而易见。《汉旧仪》云：“以阳燧取火于日。”《淮南子·天文训》载：“故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注曰：“阳燧，金也，取金杯无缘者，熟摩会热；日中时，以当日下，以艾承之，则燃得火也。”崔豹《古今注·杂注》亦云：“阳燧，以铜为主，形如镜。照物则影倒，向日则火生，以艾烃之则得火。”河南汉魏许都故城遗址出土了一批铭文小砖，其中的两块很耐人寻味，铭文分别为“阳燧富贵”、“阳燧富贵大吉利”。文字皆位于砖面的一侧，竖式排列，字与字之间都以横线间隔，隶书，外形偏长，笔画方折，现藏于许昌博物馆。“阳燧富贵”中的“阳遂”应为“阳燧”之省写，这在汉代陶文或金文中常常见到。从大量的文献描述可知，将阳燧放在日光下可以聚光于中心，中置艾绒使其燃烧，用于取火。
山顶洞人像
我国古代先民除用太阳能取火外，还有用摩擦起热取火的。大约在18000年以前，山顶洞人就已经懂得人工摩擦取火，火的使用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西周时期凹面镜的出现，证明了人类利用太阳能取火的事实。到了汉代，人们还将对火的崇拜、依恋、珍爱和怀念等情感都凝聚在“阳燧富贵大吉利”的美妙希冀中。
西汉凤尾灯
火是人类祖先抵御猛兽的主要工具，灯也是因为火而得到发展。根据文献资料和考古实物资料的佐证，铜灯的出现始见于战国，且战国和两汉时期是中国使用铜灯的鼎盛时期。
铜灯的铸造方法一般用陶范法，有分铸、合铸、焊接和嵌铸等方法，有以下步骤。
首先制模。模亦称“母范”，原料可选用陶或木、竹、骨、石等各种质料来制作。其次制范。要选用和制备适当的泥料。其主要成分是泥土和沙。第三浇注。将已焙烧的且组合好的范趁热浇注，不然需在临浇注前进行预热。预热时要将范芯装配成套，捆紧后糊以泥沙或草拌泥，再入窑烧烤。预热的温度以400℃～500℃为佳。焙好的型范需埋置于沙（湿沙）坑中防止范崩引起的伤害，并在外加木条箍紧，也是为了防止铜液压力将范胀开。范准备好后，将熔化的铜液（1100℃～1200℃为宜）注入浇口。器物之所以倒着浇，是为了将气孔与铜液中的杂质集中于器底，使器物中上部致密，花纹清晰。浇入铜液时应该掌握好速度，以快而平为宜，直到浇口与气孔皆充满铜液为止。待铜液冷却凝固后，即可去范、芯，取出铸件。一次浇注成完整器形的方法叫“浑铸”，或“一次浑铸”，或者“整体浇铸”。第四修整。铸件去陶范后还要进行修整，经过锤击、锯锉、錾凿及打磨，消去多余的铜块、毛刺、飞边，只有这样经过打磨修理加工，青铜器物才能表面光滑、纹饰清晰漂亮。
铜灯的造型种类繁多，有各种各样的动物及瑞兽形状，如牛、羊、鹿、朱雀、鹤龟、雁鱼、虎、鸟、蛇、龙、凤鸟等，此外，还有兽面形灯，凡是祥瑞的鸟兽，皆可入灯。
此外，还有以人形或人俑为造型的灯。人形灯的人物造型千姿百态，或站立、或跽坐、或张臂、或匍匐，绝少雷同。有的还用银做人首，或错金银、或绘黑漆红、或鎏金，华丽无比。战国时期有银首人俑灯、彩绘跽坐人俑灯、人骑骆驼灯、人擎双盏灯、站立人俑灯；汉代有人骑兽灯、“当卢”铭灯、羽人灯、人形做飞翔状灯、长信宫灯。
人形和动物一起为造型的灯有骑驼人形灯（湖北省博物馆藏）和花篮形人鸟铜灯（广西柳州市博物馆藏）。
植物造型的铜灯中，最引人瞩目的当数汉树形多枝灯。
取材于各种器皿造型的象物形灯，以豆形最多，此外有簋形灯（河北省博物馆藏）、鼎形灯、耳杯形灯、卮形灯、壶形灯、辘轳形灯等。
在古代社会，贵族的礼仪活动很多，出行有许多的讲究。在铜灯艺术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古代社会的一些等级关系，如战国骑驼人形灯，反映了当时的贵族往往以驼代步、以马代步，还有的倚坐下人肩负的乘舆。
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革新促进了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青铜器在铸范的制作、合金原料的配比选择、冶铸的技巧上更加讲究，其中合范铸造、熔模铸造、焊接等多项技术的出现，错金、错银、嵌赤铜、包金、鎏金、镶嵌、刻镂等新工艺的使用，使青铜器制作呈现出新的风貌。大量精美青铜灯的使用，表现出王室贵族追求奢华的时尚，如对圆雕艺术品战国银首人形灯、战国漆绘人形灯的装饰与塑造。
战国至秦汉时期，社会经济获得很大发展，青铜日用品已广泛发展，数量逐渐增多，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而铜灯普遍应用。例如，战国簋形灯、西汉鼎形灯等，体现了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史志中记载信奉万物有灵与自然崇拜的上古民族并不鲜见，虎、熊等猛兽活动于山林，极易危害人类，同时又与生活在这种自然环境中的先民的狩猎生活息息相关，故虎便成了时人所敬畏崇拜的动物；植物中的树木，上古民族亦视为神树，如战国树形灯，造型枝繁叶茂，繁华瑰丽。并且，其中的鸟雕、猴雕、虎雕生动写实，让人们从上古先民的青铜文化艺术品中领略了古代各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图腾崇拜的习俗。
神话传说中的仙人，具有超人的能力，可以超脱尘世，长生不老。而青铜艺术品的纹饰装饰题材，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故神话传说和神仙故事题材，也是青铜艺术品纹饰装饰中永恒的主题。如东汉羽人灯，再现了先民对神灵的尊崇。
灯是光明之源，有着照明的功能，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日用品。青铜灯具的造型尺度和结构，都是根据其实用功能来确定的。
灯的尺寸是以使用方式的不同为依据的。战国时期的铜灯立灯较多，其铸造的高度一般为90厘米。而汉代的铜灯座灯较多，其铸造的高度一般则为40厘米。立灯都不使用灯罩，当点燃所有灯盘时，室内就可以形成较大的明亮空间，符合整体照明的需要。座灯是汉代最常用的一种灯具，一般放置在当时低矮的家具上，因此高度一般为20～40厘米，如长信宫灯高为46厘米，而汉代的书桌一般高度为30～40厘米。这样，座灯放置在书案上的高度约70厘米。精致的青铜座灯多置灯罩，灯光从灯罩的一侧照出，与人坐下时眼睛的视线基本相当，适合于局部照明的需要。至于夜间行路的手执行灯、提灯等，其造型尺寸都是根据人体学特征来铸造的，尺寸大小及结构合理，提携方便。
为了适应多种环境照明的需要，铜灯的造型结构也是各有千秋。如座灯安装的灯罩具有挡风和调光的功能，有的灯罩屏板上还有镂空的菱形孔，可以散热透光。使用者对灯具的要求是多方面的，但基本上不外乎简便和合理。具体来说，既要有良好的照明功能，又要易拆装、易清洗、易携带，这就对灯具的结构设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青铜灯具的灯盘构造有豆盘形、圆环凹槽形和椭圆形，灯盘与灯体的连接方法主要有铸接、榫接，或用键、铰链、活轴等连接，一些大型、复杂而体内中空的灯具，除了灯盘与灯体采用了铸接、榫接，其他主要造型部位的结构也都采用分铸套合组装的设计方法。长信宫灯是由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六个部分分别铸造后再套合组装而成的，其携带拆卸便利，组装也简单牢固。从青铜灯的造型尺度和结构上不难看出，汉代青铜灯具设计水平已达到一定的高度，其合理、科学的设计理念对青铜日用品实用功能的生活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汉代青铜灯具的设计十分注重环境保护，解决了灯烟污染室内环境的问题。当时灯具的燃料主要是动物油脂，虽然燃烧时产生了火焰光源，实现了照明功能，但有一些没有完全燃烧的炭粒和燃烧后留下的灰烬，造成室内烟雾弥漫，污染了室内的空气。因此，汉代的座灯大多设计有导烟管，并于灯体内贮入清水。大部分象形灯具巧妙利用形体本身的有机部分作为导烟管，如人的手臂，牛的双角，凤、雁、鹅的颈部等，设计匠心独运、令人惊叹。油脂燃烧时，烟尘通过导烟管溶入体腔内的清水，从而实现了环保功能。这是汉代青铜灯具在功能方面最先进的发明创造。
以下我们对一些精品铜灯进行艺术鉴赏。
战国簋形灯，1976年河北平山三汲出土。高15.2厘米，径20.6厘米。形制如簋。圈足。盖一边以铰链与器口相连，顶上有可拆卸的短柱，柱端贯环，可提环将盖揭开，短柱成为灯的支足。器与铰链相对一侧有铺首衔环。盖器均饰瓦纹。该灯简洁朴素，设计巧妙，便于携带。现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战国漆绘银首人形灯
战国银首人形灯，1976年河北平山三汲出土。高66.4厘米。灯作长袍男子形。首系银质，双目嵌宝石。衣上纹饰可见朱、黑色漆。其右手握螭，螭口衔柱，柱顶为一灯盘。柱饰错银龙纹，绕以浮雕螭龙，并有一猴作攀缘状。左手持螭尾，螭身夭矫横出，口托另一灯盘。螭下方又有灯盘，有蟠螭卧其中，翘首攫噬。人形足下有兽纹方座。此灯塑像男子，赤手搏持螭龙，有一定的民俗寓意。男子面部表情愉悦恬静，非常生动，发型也很别致。现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战国树形灯，1977年河北平山三汲出土。高82.9厘米。形制为树形。枝端有灯盘15个。树干上端有一螭龙盘绕。枝间有鸟及猿猴，姿态各异。其中两猴引臂悬空，接取树下2人抛掷的食物。树下承以圆座，饰镂空蟠螭纹，有三虎形足，虎口衔穿索用环。此灯可拆为8节，节间榫形各异，极为工巧。现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战国漆绘人形灯，1975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高48.9厘米，盘径23.7厘米。形制为跽坐人形，冠带，双手持叉形灯柱，柱顶有环形灯盘。有方板承座，前方有两个圆形穿孔。盘缘有漆绘三角形纹，人形衣饰上也有漆绘。此灯人形腰束革带，带前有钩，显示了带钩的用途。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战国骑驼人形灯，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出土。高19.2厘米，盘径8.9厘米。形制为圆雕塑像，一人骑于双峰驼背，手捧筒形座，其中插入灯柱。柱中间有节，顶为灯盘。灯的艺术造诣颇高，人物和骆驼的塑造非常精准而且生动活泼。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西汉龙形灯
西汉龙形灯，1983年广州象岗出土。高33.5厘米，长27.8厘米。形制作龙形，昂首张口，两角间有烛插，背上有一钮贯环。龙爪攫蛇，蛇又缠绕一蛙。灯出自南越王墓，共有一对，爪上分别刻“左”、“右”两字，当系摆放位置的标记。现藏于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
西汉鸟形灯，1983年广州象岗出土。高26.4厘米，宽24.5厘米。形制为立鸟形，举首翘尾，张翅欲飞。鸟头上有烛插。同出共有一对。此灯造型生动，鸟目刻画简单，却炯炯有神。现藏于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
西汉兽面形灯，1983年广州象岗出土。高17.2厘米，宽57.2厘米。形制为兽面形，面扁如蟹盖，瞪目露齿。顶上双角间有一烛插。发须向两旁延伸纠结，两端各有一烛插。此灯塑造极其怪异，颇具民俗或神话寓意。
西汉长信宫灯，1968年出土于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高48厘米。灯的形象为跪地执灯的年轻宫女，通体鎏金。宫女头上梳髻，戴头巾，身穿长衣，衣袖宽大，面目端庄清秀，目光十分专注，头略向前倾斜，神情恭谨、小心翼翼，表现出一个下层年轻宫女所特有的神态。宫女左手持灯盘，右臂上举，袖口下垂成灯罩。灯盘可以转动，灯盘上的两片弧形屏板可以推动开合，以调节灯光的亮度和照射方向。宫女身体中空，烟灰经右臂进入体内，以保持室内清洁。灯的各部分还可以拆卸，便于清洗。此灯上面刻有“长信尚浴”等铭文共65字，应是皇帝或太后所赐皇宫长信宫中物品，所以被命名为“长信宫灯”。长信官灯将灯的实用功能、净化空气的科学原理和优美的造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整个造型自然优美、舒展自如、轻巧华丽，是一件既实用、又美观的灯具珍品。
西汉长信宫灯
东汉人形弔灯
东汉错银牛灯，1980年江苏邛江甘泉山出土。高46.2厘米，长26.7厘米。形制为牛俯首探角，似欲抵触，尾翘起作螺形。牛背设灯座，上为有短柄的灯盘。灯罩有窗棂，并加环耳，可以转动。灯顶有烟管，与牛首相通。通身饰错银云气纹。该灯造型别具特色，装饰考究，极尽奢华。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东汉人形弔灯，1974年湖南长沙征集。高29厘米，长28厘米。灯饰掛链连于半球形盖。盖缘又有三链，接在人形两肩和臀际。人形昂首前视，手托灯盘，身足向后平伸，做飞翔状。其布局巧妙，颇具艺术特色。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