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落东瀛的汉唐宋镜
2012年，一枚铜镜在日本新潟县胎内市古坟时代遗址内出土，后经有关学者研究鉴定，发现该铜镜是中国后汉或魏晋时代的“盘龙镜”。
《三槐堂藏镜》书影
日本新潟大学考古学教授桥本博文指导了这次挖掘工作，他表示，这件中国“盘龙镜”在东日本的出土文物内实属罕见。
“盘龙镜”直径约10厘米，中心雕有一只张口的独角龙，而且还留有一个可以穿绳子的小孔，这是中国古代铜镜的通用形式，便于使用。
徐福像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两国在文化等诸多方面有着特殊的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早在弥生时代，中国有大批移民迁至日本列岛，带去中国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徐福东渡的传说正发生在这一时期，其事迹亦可见于两国史籍。《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年）始皇“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既已，齐人徐市（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日本《罗山文集》记为：“徐福之来日本，在焚书坑儒之前六七年矣。”徐福入日本后，大规模推广水稻及养蚕桑织技术。此外，还有徐福建倭国的传说，故徐福被日本人奉为“农耕之神”、“纺织之神”，甚至被日本人尊为祖宗，奉为神灵。虽无法考证“倭国”是否为徐福所建，但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日本刀歌》等古籍记载来看，徐福确有其人其事，而且是古代东渡日本的移民代表。公元前两三百年前后北九州之所以出现先进的水稻耕作文化，并进一步向东发展，把水稻耕作推广到全日本，最后促成了日本国家的产生，其最大的原因是一大批外来移民，特别是包括徐福一行在内的中国移民的影响。
入汉以后，日本成为中国的臣属之国，文化交流更加频繁。1784年，在日本九州福冈志贺县海滨出土的一方金印“汉委奴国王”即为东汉光武帝颁赐“汉委奴国王”印的原物。这表明日本此时已接触到汉字。403年，日本最早使用汉字，时值履中天皇四年八月，始设官记言诗以达四观之事。汉字的传入促进日本的文化和思想的发展，而汉镜传入日本，则促进了日本制镜业的发展。据《三国志》记载，景初二年（238年）六月，魏明帝曹睿赠送日本女王卑弥呼的物品中有“铜镜百枚”。迄今，日本北九州出土中国汉镜、三国制造的铜镜达300多件。可见中国汉镜对日本制镜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盛唐时期，中外交往异常频繁，“丝绸之路”上各国商贾往来不绝。唐都长安聚集了许多外国使节、商人、留学生、僧人等。中国繁荣的经济、绚烂的文化给外国以深刻的影响，以丝织品为主的许多物品通过各种渠道向外输送，唐代的铜镜也在这频繁的交流中被运送出去。
西汉昭明镜
唐代铜镜在国外多有发现，其中以在日本的最为著名。日本在唐时受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许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当时许多舶载镜运到日本。就拿唐瑞兽葡萄镜来说，正仓院南仓收藏了5件，其中4件圆形，1件方形；此外，一些神社、寺庙，如千叶县香取神宫、四国伊予大山袛神社、奈良春日大社都收藏有传世的瑞兽葡萄镜；奈良县明日香村高松塚古坟、法隆寺五重塔以及群马县、爱知县、三重县、兵库县、福冈县、京都府、大阪府、冈山市等处都出土了不少海兽葡萄镜。有学者认为这些收藏传世镜的神社、寺院都是历史久远的大寺、名刹。如正仓院所在的东大寺是与圣武天皇有关系的寺，法隆寺从圣德太子以来与天皇皇室关系深远，春日神社、香取神宫是与藤原氏关系密切的神社，而高松塚古坟的死者，从其壁画、漆绘木棺、随葬品等推测，至少是天皇皇室成员或与其关系亲近的豪族中居高位者。至于上述那些出土铜镜的地区，或者是古代重要的政治中心、文化繁荣的地点，或者是与大陆交往的交通要冲。可以看出这些瑞兽葡萄镜运到日本后深受重视，被视为珍宝，以至今日仍然是探讨日本古代历史以及中日文化交流的瑰宝之一。
唐银背菱花镜
高松塚古坟出土的海兽葡萄镜说来还有一段小插曲。高松塚古坟的发现曾在日本引起轰动，但是由于古坟中缺乏明确的纪年物，故墓主是谁，葬于何时，一直是个谜，令日本的学者们探讨和争论不休。作为随葬品的海兽葡萄镜自然就成为确定古坟年代的重要依据之一。由于高松塚古墓海兽葡萄镜的出土，于是，日本学者又开始了对海兽葡萄镜在日本的流行时期的重新审视和争论。说来也巧，恰在这时，《西安郊区隋唐墓》一书出版了，其中一面独孤思贞墓出土的武则天神功二年（698年）的海兽葡萄镜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学者王仲殊在其书中分析指出，这面镜子的纹饰、尺寸、重量与日本高松塚古墓出土的海兽葡萄镜是同范铸造的。日本、中国这两面镜子的直径和重量分别是16.8厘米、重1220克和16.85厘米、重1210克。且两镜钮都是伏兽状，内区饰6只瑞兽、葡萄果实及葡萄枝蔓。外区纹饰由许多兽、鸟、蝶及葡萄组成。内区与外区饰一周凸棱相隔，边缘都呈斜面内倾，遍饰云纹。
还有日本法隆寺五重塔出土的一面海兽葡萄镜。自明治时代以来，日本学术界关于法隆寺创建的历史一直有分歧。一派认为这是圣德太子时期（574～622年）创建的建筑；一派却认为是天智天皇九年（670年）四月三十日该建筑被火烧毁后重建的。“非重建说”与“重建说”阵营分明，争论不休。大正十五年（1926年），因法隆寺五重塔中心柱底端腐朽进行修建时，在柱础石的穴内与舍利容器一起发现了一面海兽葡萄镜。这面镜子的断代就成了解决这场争论的重要资料之一。如果它是隋镜（581～618年），则对“非重建说”有利；如果它是唐镜（618～907年），则对“重建说”有利，因为唐代的镜子不会埋在唐建国不久修建的法隆寺五重塔中心柱础石中。后来的发掘工作发现了火灾的遗迹，它既证明了法隆寺是重建的，也证明了海兽葡萄镜确实是唐镜。在日本出土的这两面海兽葡萄镜，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珍贵的佐证实物资料。
唐狩猎纹镜
除了瑞兽葡萄镜外，在日本还藏有别的镜子。如正仓院收藏的55面镜子中，有金银平脱镜2面，螺钿镜9面，银鎏金镜1面，琉璃钿背七宝镜1面，铁镜1面，其他41面。一般认为其中从唐舶载来的镜子占多数。
唐代中国繁荣的经济和文化给外国以深刻的影响。但同时，各国的经济文化也在中国得到交流和传播。唐代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到这种交流的影子。
例如麒麟狮子镜、骑士玩波罗球镜、黑昆仑奴舞镜、太子玩莲镜等，皆可以看到其融合外来文化的痕迹。
宋代湖州石家念二叔铜镜在日本也有出土。据日本学者苌岚先生研究：在11～12世纪，除北海道以外，日本各地的经冢中经常发现宋代湖州镜作为随葬品，与日本铜镜、刀子、中国铜钱和瓷器一起出土于经筒中。日本发现的湖州镜（除去羽黑山出土的湖州镜）共29种85面，其中27种83面是湖州石家老铺商号，又以石念二叔家镜子最常见，共有26面。在这26面中，标有铭文“湖州真石念二叔家照子”的有14面、“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的有12面。在明治末年到昭和初年期间，在羽黑山顶遗址先后发现的五六百面镜子中，除去434面日本和镜，湖州镜有29面，确定有“湖州真石家念二叔”铭文的镜子多达13面。
截至2001年3月，在全日本22个县72处共发现的281面湖州镜中，标明有“石家念二叔”铭文的铜镜多达49面，约占13.5%。可见，湖州镜，特别是石家念二叔镜子在当时已是中国对日本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
无疑地，湖州镜对日本铜镜的发展乃至和镜的最终形成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日本羽黑山遗址出土的29面湖州镜中，其中11面的背面有飞天蝶纹、飞云蜻蜓纹和草花纹，在中国未见出土。有学者猜测：它可能为日本在湖州石家老铺定制的特种湖州镜，或为日本制作的仿湖州镜。
日本从仿制中国铜镜到形成本国“和镜”，并于桃山、江户时期以贸易方式销往中国。和镜精湛的工艺、似锦如画的纹饰，赢得了中国的市场，使中国制镜作坊纷纷仿制，一时间日本式铜镜在中国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流传。
宋“湖州石家”亚字形竹鹤镜
出现在中国的日本铜镜在我国清代金石典籍中早有记录，如冯云鹏道光元年（1821年）编著《金索》附录中收载有“日本国镜”10件，文曰：“镜画松竹龟鹤，铭为‘藤原义卷’四字，盖铸镜之地名人名，是从日本海舶携来而得，出自长旗国。因忌讳贾客避折日之音，故称长旗耳。”长崎是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对外开放的通商贸易港。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蓬莱纹镜，1947年出土于福建泉州开元寺，其直径75厘米，厚2.5厘米，重48千克，镜铭“天下一木濑大和守藤原信重作”。据考证，该镜可能为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泉州许丽寰到日本萨摩贸易或开元寺僧人赴日本弘传佛教带回。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高砂柄镜”直径17.8厘米，通长27.2厘米，低窄缘短柄，柄中部缠有藤皮，裸露处布满绿锈。细粟地，浅浮雕工艺，在蓬莱纹基础上添加行书“高砂”两字，镜铭“天下一青山和泉守荣信”。“高砂”是日本地名，日文“风景美丽”之意。传说该处有一棵古松，松树下常有一对翁媪仙侣相伴而现。从该镜的造型、纹饰、铭款及锈蚀鉴定，此镜当为江户后期镜，约为清嘉庆至道光年间传入中国。
《金索》书影
在日本和镜中，最具扶桑民族特色的当属有柄镜。16世纪中叶，室町后期的战国时代与安士桃山之际，日本“禁里御用”的皇家镜师木濑净阿弥、青冢次等相继出现，他们为日本和镜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其重要成果就是制造了一批著名的有柄和镜。
中国汉、唐、宋朝的铜镜，工艺最为精美，制作难度最大，青铜的浇铸工艺达到极致，可谓中国古代经典艺术品。它们遗落东瀛，表明了汉、唐和宋朝时期经济、文化给日本以影响，与此同时，日本的经济文化也在中国得到交流和传播，可见，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之交流源远流长。
关于中国古代铜镜之美的精髓，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罗振玉在《古镜图录》中有过精辟的解读：“古刻画之精巧，文字之瑰奇，辞旨之温雅，一器而三善备，莫镜若也。”中国古铜镜随历史社会的发展而各有不同形态、纹饰、铭文、内蕴、技艺等，各具特色，令人所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