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祀与戎
战国弩机
战国矢镞
顾恺之《女史箴图》上的射弩形象
古代社会，征伐是国之大事，有关版图的扩张和财赋的聚敛都需要经历战争。此外，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都建立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力量。
就商朝而言，为了装备日益扩大的军队，必需努力增加青铜兵器的产量，提高质量，并不断地改进它们的战斗效能。于是，商奴隶主贵族用当时最先进的青铜制造了大量的青铜兵器用于战争。据文献资料和考古实物资料，商周青铜兵器有戈、矛、钺、刀、胄、矢镞。
戈是用于钩杀的兵器。是捆缚在木柲上来使用的。有直内式、曲内式和銎内式三种，后来又发展出短胡一穿、二穿的戈等，是商代最常见的一种兵器。在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冈1004号墓的南墓道中，一次就出土随葬的铜戈72件和成捆的铜矛730件以及铜胄141件，若按各类铜兵器的平均重量估计，总重量接近1/3吨，同时还有以皮、木等材料制作的甲和盾等，说明商王用青铜兵器武装了大量的军队。
战国铜戈
矛是用于刺杀的兵器，套在长木柲上使用。刀是用于砍杀的兵器，装在木柲上使用。有的刀很大，刀尖上翘，背脊上有扉棱。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一件商代晚期铜刀，长约80厘米，宽约12厘米。钺是用于斩杀和行刑的兵器，也有权杖性质的功能。有的体型很大，制作装饰精美，用于代表商王或其臣属的征伐与刑戮的权力。如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大铜钺，长39.5厘米，刃宽37.3厘米，重9千克，平肩，肩部有两个长方形穿，直内；钺身上部饰双虎欲吞食人头的纹饰，人头置于两个张大的虎口之间，且钺面中部有铭文“妇好”二字。胄，又称盔，用以防护头部的兵器。形制呈帽形，高约20厘米，有的顶部有圆管，可以插丝缨或羽毛，左右及后部向下延伸，以保护头和颈。表面有素面的，也有饰兽面纹的。河南安阳侯家庄1004号墓出土青铜胄140件之多。矢镞是箭铤前端的锋刃，由一尖锐的锋和张开的两翼以及脊和铤组成。青铜矢镞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开始出现，商代早期矢镞已大量使用，在河南郑州南关外的遗址中，出土了相当多的镞范。
商代晚期的青铜兵器不仅数量猛增，而且类别齐全，包括远射、格斗、卫体等进攻性兵器与防护器具的完备组合。
西周到春秋时期，青铜兵器进入了成熟期，质量和产量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同时还总结出适合于不同器类和不同兵器的含金比例配方，在春秋时期成书的《考工记》中对此有较详尽的记录。制造兵器的含金比例配方，见于《考工记》中的“六齐”，其中四项即“戈戟之齐”、“大刃之齐”、“削杀矢之齐”、“斧斤之齐”，都与兵器的制造有关。统一规范的配方标准的出现，保证了兵器生产质量的稳定性。随着产量和质量的进一步提高，青铜兵器的性能和品种也出现了若干的新变化，创制了新型的兵器，例如强力的远射兵器弩，以及格斗兵器中的刺（矛）、体（戈）联装的戟和剑。对传统兵器镞、戈、矛等的外形也都有改进，提高了杀敌效能，使得兵器的组合更切合实战的需要。兵器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有利于军队的组训和战术动作的提高，也促进了军事科学的发展。
战国铜矛
到战国时期，青铜兵器的生产规模继续扩大，以满足连年战争的需要。各国都设立了专门生产兵器的官营作坊，在成批生产的兵器上铸刻了制造机构、监造官吏及工匠姓名，器形也更趋规范化。在新郑的“郑韩故城”遗址中就曾出土了大量铭刻着制造机构、官吏及工匠姓名的青铜兵器。同时青铜兵器的制造工艺也有新的提高，特别是对青铜合金成分配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例如能生产出脊部和刃部分铸而成的复合剑。陕西咸阳秦始皇陵侧俑坑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兵器表明，当时还广泛地使用青铜兵器，而且制造技术更加精良，出土的青铜剑长度超过90厘米，比以前的青铜剑长得多，表面还经防腐处理，至今不锈，仍然锋利异常。
战国铜钺
人们还可以通过出土的青铜器物了解到商周、春秋的许多战争，如商小臣俞铜尊的铭文就记录了王十五祀征人方事；西周铜利簋铭文记载了伐商的牧野之战；西周小臣铜单觯铭文是记剿灭武庚叛乱之功；西周铜班簋铭文记载了穆王时伐东国之战；西周昭王伐楚，西周的铜令簋、过伯簋铭文皆有记载；西周铜录卣铭文记载了穆王时征伐淮夷之战；西周的铜敔簋铭文记载了淮夷打到西周腹地“阴阳洛”，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入侵。总之，许多青铜器如禹鼎、厉王钟、虢仲盨、小盂鼎、多友鼎、虢季子白盘、班簋等，都记录了西周的战争，所以，这些青铜器铭文的戎事史料，对于西周战争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郑韩故城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