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邦与迁都
夏商周三代王朝迁都次数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夏为8次，商为12次，周是较少的，但也有4次。三代王都之所以这样频繁迁徙，是为了进行扩张，目的在于一统天下，让政权更加巩固。
商代历次迁都示意图
商朝从汤开始，到纣灭亡，共传17代31王，近600年。约当公元前16～前11世纪。商朝历史上有一个很显著的现象，就是都城屡迁。汤最初建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市），其后五迁。
盘庚迁殷在商朝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之前，从汤至阳甲，传10代19王，约300年，为商朝前期。在此之后，从盘庚至纣，传8代12王，凡273年，为商朝后期。
商汤立国后，汲取夏代灭亡的深刻教训，废除了夏桀时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采用了“宽以治民”的政策，使商王国内部的矛盾比较缓和，政治局面趋于稳定，国力也日益强盛起来。他对四周的许多国家进行了征伐，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所以《孟子·滕文公下》记有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诗·商颂·殷武》也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记载，反映了商王朝在汤的统治下，已经成为强盛的国家。
左相仲虺辅佐商汤，在处理政务、稳定政局、发展生产等方面，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仲虺死后，伊尹在政坛上的作用尤其突出，成了商汤重要的辅佐，政坛的一位元老。
商汤像
商汤死后，因其子太丁早死，由太丁之弟外丙继位；外丙死后，其弟中壬继位；中壬死后，又以太丁之子太甲继位，太甲乃商汤之长孙。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帝太甲即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伊尹迎回太甲而授之政。以后，太甲修德遵法，诸侯归服，百姓的生活比较安宁。这个故事，反映了伊尹贯彻商汤的治国方略，为使商王朝长治久安作出了不懈努力。这个故事流传久远，伊尹也获得了“大仁、大义”的美名。
当然，统治阶级制度的腐朽和统治者的贪婪本性，决定了王室内部为权力和利益斗争的局面不可避免。《史记·殷本纪》中记载：“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从仲丁算起，经九世正好到盘庚时期，说明这一期间商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内乱不止，致使外患不断。这期间，商王朝曾多次迁都。
考古学家至今只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4个都邑遗址。这4个遗址的面积都很大，均有300～400万平方米。考古学家已在这四个遗址中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墓葬及作坊等重要的遗存，如二里头遗址中部发现的1号宫殿，面积达1万平方米。在偃师和郑州发现了规模很大的城垣。安阳殷墟还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王陵区祭祀场。从这些发现与文献记载可以知道，商代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国家机构，有各种职官、常备的武装（“左中右”三师），有典章制度、刑法法规等。但上述这几个都城与文献中记载的名字是什么关系，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只有安阳殷墟是盘庚以后诸王世的都城这一看法比较一致。
商牛纹方鼎
对商代历史上多次迁都的原因，史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尚书·盘庚篇》中可以看到，迁都与内部的政治斗争有一定关系。如盘庚虽然声称“视民利用迁”（即为人民的利益而决定迁都），但对那些不听命令的人，他发出了“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我要将他们斩尽杀绝，不让孽种留在新邑）的威胁，反映了内部争斗的激烈。盘庚迁殷以后，王室内部的矛盾得到缓解，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盘庚被称为“中兴”之主，并为武丁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武丁是盘庚之弟小乙之子，即盘庚之侄。他年幼时，小乙曾让他到民间生活了一段时间，深知民众生活的艰难困苦。他即位以后，兢兢业业，不敢懈怠，励精图治，决意振兴大业。他四出征伐，对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国进行征讨，战争的规模不小，往往动用数千兵力，最大的一次发兵一万三千人。在这些征战中，武丁征服了许多小国，扩大了领土，也捉获了大量俘虏。武丁时期的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宫殿、墓葬、作坊等遗存都有发现。代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青铜业，有了突破性进展，如铜、铅、锡三元合金出现了；分铸技术已被广泛运用；青铜器生产数量大增，还出现了后母戊大方鼎、偶方彝、三联这样的重器。武丁之世在青铜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国青铜时代进入繁荣时期。此外，在纺织、医学、交通、天文等方面，也都取得不小成就。武丁开创的盛世局面，为商代晚期社会生产的发展，乃至西周文明的繁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商双鸟鼍鼓
武丁死后，他开创的太平盛世没能长久延续下去。祖庚、祖甲以后诸王时期，特别是帝乙、帝辛时期，国内矛盾十分尖锐，四方诸侯也起来反叛。面对这种情况，商王帝辛（纣）不思改革，不听忠谏，一味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同时，他穷兵黩武，调集大军征伐东夷，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也使国内兵力空虚。周武王的大军打到商郊牧野，商纣王才组织力量，仓促应战。结果，商王的军队毫无斗志，“前徒倒戈”，为武王的军队开道。帝辛看到大势已去，决定迁都。
关于殷都屡迁的原因，虽然古今学者提出了许多论点，但都没有做出圆满的论证。
牧野之战
水患说。过去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殷人为了躲避水灾的威胁，才不得不多次迁都。如《蔡传》中说：“自祖乙都耿，圯于河水，盘庚欲迁于殷。”《书序》中也说：“迁乙圯于耿。”那么，什么是“圯”呢？《尚书正义》中解释说：“圯，殷也；河水所毁曰圯。”这里明确地指出，水灾迫使殷人迁都。
著名学者王国维也持这种观点。他在《观堂集林·说耿》中，进一步把“耿”解释为邢丘。他说：“共地正滨大河，故祖乙圯于此。”很多学者认为，上古时期，黄河流域经常发生水灾，为了躲避水灾的威胁，殷人才不得不多次迁都。
去奢行俭说。早在东汉时，郑玄就指出：“祖乙居耿，后奢侈逾礼，土地迫近，山川尝圯焉，至阳甲之，盘庚为之臣，乃谋徙居汤旧都。”在这里，郑玄把避免奢侈腐化作为迁都的原因。东汉学者杜笃在他的《论都赋》中也说：“昔盘庚去奢行俭于亳。”
游牧说。郭沫若认为，殷氏族在盘庚以前还是迁徙无定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所以没有固定的都邑，不断地进行迁徙。
丁山认为，由于“部落时代之生活，农业方在萌芽，大部分生活基础仍为游牧，游牧者因水草而转徙，部落之领袖因其族类而亦转徙不定；于是政治中心之所在，即无所谓都邑，更无固定可言”。
游农说。傅筑夫不同意以上两种说法，提出了游农说。
关于水患说，傅筑夫认为，当时河患并不太严重，而成汤以前的八迁地点都是离河甚远的高地，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水患，不存在水灾的威胁。即使盘庚以后的两迁，也不避河患，往返于大河南北。再则，殷人迁徙反而是“有目的地向滨河一带移动，并且还是尽可能地要在距河不远的适宜地点定居”，从而否定了水患说。
关于游牧说，傅筑夫认为，“殷代是一个农业社会，其经济发展早已超过渔猎和游牧阶段”。据此，他也否定了商朝人因游牧经济占主导地位而频繁迁都的观点。
傅筑夫认为，商代停滞在原始的游农阶段，当一个地方的地力耗尽之后，便需要改换耕地，因此要经常迁徙，不能过定居生活，即“为了农业生产的需要去改换耕地，实行游农”。这种迁徙是“初期农业社会的一个共有现象”。这也是殷都屡迁的原因。
战争说。考古学家邹衡认为，殷都屡迁是为了战争，因为“当时选择王都的地点，不能不考虑到作战的方便，就是说，不能不从军事的角度上考虑迁都的问题。成汤居亳显然是为了对付北方和西方强大的敌人”。
王位纷争说。黎虎认为，“张衡在《西京赋》中说：‘商人屡迁，前八后五’”。所谓“前八”，是指成汤建国前的八次迁都，乃是商族处于氏族社会向国家过渡阶段的氏族部落的游动迁徙，与商朝建立后的五次迁都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为什么商朝建立后，还会发生频繁的迁都现象呢？黎虎说：“其主要原因是从仲丁以后，商朝统治阶级的内部发生了比世九乱，诸弟子争相代立，长期王位纷争。这种连绵不断的政治动乱，大大地削弱了商王朝的统治，于是‘诸侯莫朝’，商王朝陷入内外交困的危机中。商王朝为了摆脱困境，便以不断迁都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
阶级斗争说。李民认为：贵族与平民的斗争是导致殷都屡迁的原因。
青铜说。美籍华人学者张光直独辟蹊径，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认为，寻找青铜矿源是殷都屡迁的主要原因，因为青铜器在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斗争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由于储量稀少的铜、锡矿多集中在以豫北、晋南为中心的华北平原边缘的山地，而王室对青铜的需要量又特别巨大，人们只有不断地迁徙，不断地寻找新的矿源，才能满足需要。而那时，在寻找新矿，保护矿源，以及保护矿石或提炼出来的铜锡的安全运输上，都城很可能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商代的都城是“沿山东、河南山地边缘逡巡迁徙，从采矿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是便于采矿，亦便于为采矿而从事的争战”。
三代都城分布与铜锡矿分布的地理关系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