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乐风雅颂
《诗经》是春秋时期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学的源头，在我国文学及世界文学史上都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诗经》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是儒家文化的经典著作。
《诗经》原称《诗》。包括自西周至春秋约500年间的作品305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
《诗经》书影
近代以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先秦考古硕果辉煌，考古出土的大量文物，包括甲骨文、金文资料及一些出土文献，推动了对先秦历史文化的研究，也为《诗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
我国古代的青铜器不仅代表了当时经济和技术的最高发展水平，而且还是政治权力和身份等级的象征，并与经济、宗教、科技、美术、音乐、文字等诸多文化现象交织在一起，是时代文化的缩影，也是时代文明发展的标志。从青铜文化的角度有利于揭示青铜时代的本质特征，也有利于对《诗经》进行深入的研究。
四言是《诗经》的主要诗体，《诗经》中的绝大部分诗句都采用了四言的形式。《诗经》中的四言句式明显存在着两言一顿的节奏特征，有时甚至不惜破坏语意和违反语法规则以迁就四言句式的要求。可以推知，《诗经》四言诗体的形成很可能是受到了内容之外的、与节奏有关的强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西周克镈
根据学者的研究，《诗经》是一部乐歌总集，《诗经》所录全为乐歌，因此影响《诗经》诗体的强大外在因素——节奏，就应当是音乐的节奏。《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诗经》的产生与周代的雅乐体制密切相关。根据文献记载及考古研究，周代雅乐是以打击乐为主的音乐体制，编钟是当时雅乐乐悬的核心，编钟等打击乐器所产生的节奏在雅乐节奏中起主导作用。根据学者们对周代乐悬编钟的发音测试和研究，周代编钟多为双音钟，音阶为“宫、商、徵、羽”四声，演奏节奏不能过快，在西周时期还不能旋宫转调，不能演奏复杂的旋律，只能作为节奏性打击乐器。编钟的节奏特点及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式导致了周代雅乐多采用两拍一顿、四拍一节的节奏方式，也因此产生了两言一顿、四言一行的《诗经》四言诗体。由于编钟在西周早期和中后期不同发展阶段上存在着节奏快慢、齐疏等差别，周代产生较早的颂与较晚产生的雅之间在诗体风格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西周云纹铙
商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国家的一件头等大事，其中祭祖又是当时最为普遍的祭祀活动。根据考古研究，商代的祭祀乐舞极为繁盛，乐舞艺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从文献记载及考古研究可知，商代已有专职乐师及音乐教育机构，商代的文字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都为商代祭祖诗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商代祭祀乐舞的兴盛和发达，祭祖礼中祝官的祷告活动都是商代祭祖诗产生的沃土。商代祭祖诗就是在祭祖活动中的乐舞歌唱声中、祭祖祷告声中孕育而生的。根据考古研究，商代已有掌管颂的乐官出现，《诗经》里现存的五篇商颂及文献记载中的乐舞大濩都应是商代的祭祖诗。
从西周金文可以看出，西周时期人们的祭祖意识非常强，而乐舞娱神是西周祭祖的重要方式，周代祭祖诗就是在乐舞娱神的活动中产生的。祭祖之外，宴饮也是西周时期非常重要的礼乐活动。宴饮是周人维系血缘亲情、强化宗法制度、加强宗族团结、展现君子德仪、规范礼乐制度等的重要方式。根据周代有关宴饮的金文资料可以看出，周代的宴饮活动非常兴盛。而从考古研究及文献记载可知，周代宴饮必有歌舞，乐舞是周代宴饮活动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周代宴饮诗正是在这种歌舞宴乐的礼乐活动中应运而生的。根据对周代金文资料的分析还可看出，周代宴饮活动较为注重礼仪，对兄弟情谊极为珍重，这些特点都与《诗经》宴饮诗基本吻合。正是周代独特的宴饮文化导致了《诗经》宴饮诗的产生。
史官专掌记事、掌管典籍、精通历史，兼掌卜筮、祝册、通天道等神职，而且还是当时各种文书、命辞的起草人，是商和西周时期最富学识、最擅长写作的阶层，基本垄断了商和西周时期的文化事业及文学活动。而《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成就，同时还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象征，反映了周代的礼、乐、道德等思想观念，《诗经》这一辉煌的文化艺术杰作的产生必有史官的参与。无论是从文字层面，还是从文化艺术修养，以及对于礼仪、功德及神权思想等的重视来看，史官都是《诗经》歌诗的重要参与者和创作者，而《诗经》所保存的一些史诗性质的歌诗也很可能就出自史官之手。除了掌管记事、保存典籍等职能之外，商周史官还担负着祝册和进谏职能。史官是册告文的重要作者，史官所作祝辞与《诗经》中颂诗的产生具有密切关系，而史官抑恶扬善的进谏职责也促进了《诗经》谏刺诗的产生。另外，史官还是商周金文的重要作者，西周金文中的四言句式与《诗经》里的四言诗句相呼应，可以看出史官文化与《诗经》四言诗之间的密切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