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鸣乐舞
管仲射齐桓公
古代的重大活动,均以音乐舞蹈助兴,借以渲染气氛,激荡情绪,张大威仪,明辨尊卑,强化等级,尚典礼制。如《周礼·春官》说“凡祭祀飨食,奏燕乐”,《竹书纪年》记夏少康时“方夷来宾,献其乐舞”。据考古发掘,古代青铜乐器主要有铜钟、铙、、镈、铎、铃、
于、鼓等。而从这些乐器的功能中,我们知道,古代的乐器主要多用于军旅、祭祀、宴乐和田猎。由于当时夏商两朝的统治者嗜酒和侈乐,这个时期的乐舞更注重感官的享乐,再加上巫术的盛行,乐舞成了占卜和祭祀的一部分。“商代乐舞既娱人,又娱神。毋庸置疑,商代统治阶级在声色娱乐上的奢侈追求,殷人对于神灵的祭祀献舞,客观上推动了商代乐舞的发展。”却也导致了“人性道德的堕落以及乐舞传统的失范”。在这个时刻,西周统治者登上了历史舞台,伴随而来的西周乐舞也以其道德规范和理性匡正了商代乐舞的享乐和失范。“周人文质彬彬”的精神风貌也体现在其乐舞中。
《竹书纪年》书影
唐《乐舞图》击鼓
西汉舞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舞蹈已经具有一定的水平。据文献资料载,商代的音乐十分发达,音乐已经有了半音、标准音的观念。出现了半音音程与十二律。
编钟,一种大小依次递减成组悬挂的钟,始见于商代,流行于两周,常有槌同出,彩绘木质。小以敲打,大以撞击。商代的编钟、编铙都是3枚1套,每套可发3个音,能演奏古代优美的曲调。铃,呈果壳合瓦形,中空,腔内带舌晃动发声,凹口,顶部有弓形钮。殷墟妇好墓出土了带舍锤的铜铃18枚,其造型大小依次递减,是组合来使用的,以发挥其多功能音响的功能。商代有“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可见,商周的音乐舞蹈已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曾侯乙编钟的发现是我国音乐史上的一大奇迹。1974年,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目前我国已发现的40多套编钟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一套,计65件。这套大规模的编钟,依大小和音律高低编为8组,分三层悬挂在铜木结构的曲尺形钟架上,钟架长10.79米,高2.67米。钟上的标音铭文完全证实了专家关于钟有双音的推断。测音的结果更令人兴奋,它不仅证实在战国时代已存在绝对高音的概念,而且已具有7声音阶,12个半音齐备,能旋宫转调。其音域共5个8度又一个大2度,能演奏采用和声、复调以及转调技法的乐曲,并且,演奏之声有威武雄浑的效果。
战国曾侯乙编钟
羊角钮铜钟是岭南地区出土的战国时期最具特色的一种打击乐器,它形制奇特,数量众多,是岭南地区特有的青铜乐器,也是岭南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目前,在云南、广西、贵州、广东均有出土。一般为6个或4个一组出土。体呈半橄榄形,铣口弧形,上部有一长条形镂孔作穿,顶部有一对向外侈的羊角形钮。这种钮钟每个皆可以敲击出两个音,即在钟的两侧发声。这两个音频的音度有小2度、大2度、小3度、大3度、纯4度等。
在广西宁明县发现的战国时期的花山岩壁画中,就有4处绘有羊角钮铜钟的演奏图像,除有单件羊角钮铜钟外,在宁明花山和宁明高山各有一处4件整套的羊角钮铜钟演奏的图像。
花山岩壁画
广西民族博物馆珍藏的铜鼓王
战国人面纹羊角钮钟
铜鼓流行于岭南地区,是壮、苗、瑶等少数民族使用的一种打击乐器,它与中原地区的铜鼓造型迥异,其数量也非中原可比。目前世界上收藏的这种铜鼓有12000多件,但却以我国最多,有11400多件,其余在东南亚各国。小的铜鼓高仅有10厘米,大的铜鼓高达67.5厘米。铜鼓计有8个类型,即冷水冲型、石寨山型、北流型、西盟型、万家坝型、灵山型、遵义型、麻江型。广西民族博物馆珍藏的被誉为“世界铜鼓之王”的一件铜鼓,鼓面直径166厘米。铜鼓有的是悬挂于木架上敲击,有的是平置于地上敲击。据考古发现,铜鼓最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其铸造一直延续至明清时期,并且,铜鼓的使用范围很广,可用于祭祀、赏赐、贡纳、娱乐等活动中。
自古迄今,在岭南地区少数民族村落,每当节日庆典时,“铜鼓坪”上鼓声阵阵,那和谐的鼓音,陶醉了多少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他们身着五彩缤纷的民族服饰,踩着鼓点,跳起欢快的铜鼓舞。《宋史·蛮夷列传四》说:“西南诸夷,……疾病无医药,但击铜鼓、沙锣一祀神。”《皇朝通典·杂乐》:“四川苗人喜歌舞,寡乐则击铜锣、鼓、吹横笛。”马端临《文献通考·夷部乐》:“上户女出嫁,亦用铜鼓、铜锣焉。”
战国画像砖上的乐手
于和勾
都是流行于南方的一种打击乐器。
于体似圆筒,上大下小,圆肩、顶平,顶上多有瑞兽形钮。江苏镇江出土过一组三枚一套的编
于。
于始见于春秋时期,多用于南方地区,汉代盛行。为军旅用打击乐器,也用于祭祀、宴飨。勾又称丁宁,似铙而长,椭圆形,厚壁、口凹弧,顶有一柄,较长,便于执之敲击。多用于宴飨,有成套组合出土的实物,盛行于春秋到战国时期,以长江下游吴越地区为多。在西南地区使用的还有更具特色的铜箫、铜笙。演奏时仿若天籁之音,动听极了。
西汉虎钮127140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