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传说和“万物有灵”
从古代墓葬遗址和墓地布局中，我们了解了中原王朝严格的葬制礼仪，随葬品的数量多寡显示出墓主的身份等级。从出土的青铜文化艺术品来看，祖先崇拜仍占主导地位，万物有灵观与自然崇拜是古代先民的主要原始宗教信仰。信仰作为一种体现社会存在的思想意识，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明显传承关系的社会习俗，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说中国古文明是以“萨满式文明”为主要特征，那么青铜时代的青铜文化艺术品才是“萨满式文明”最生动形象的体现。首先，我们来考察其中的图腾崇拜。
一、对自然神灵的崇拜
人类对自然神灵的崇拜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万物的变化，具有畏惧心理，因而相信日月山川、风雨雷电都有神灵主宰，树木花草、飞禽走兽都有灵性。在这种万物有灵的意识支配下，形成了对自然神灵的普遍崇拜，以求得神灵的庇佑。
（一）对天体的崇拜
古代先民对天体有着无限崇拜敬仰的心理，故有天圆地方之说，许多青铜器物形制为圆形恐怕就是这个道理。最典型的是西南少数民族使用的铜鼓，圆圆的鼓面象征着那浩瀚的天空，而无论任何类型的鼓面上皆着象征着太阳光芒的太阳芒。这样的纹饰寄托了古代先民对太阳神崇拜喜爱的情怀。而铜镜的纹饰也常常以月亮和星星为题材。
（二）对植物的崇拜
中国远古神话中有关树木的传说十分丰富，在先秦文献中有很多神树异木的记载，仅春秋时期的《山海经》一书就载有建木、扶木、若木、丹木、白木、灵寿树、甘华树、不死树等20多种。这些神树被认为生长于世界的中心，或作为天地间人神交往的工具，起着天梯的作用；或充当着提供生命活力的源泉，成为崇拜的对象。因此被称为宇宙树、通天树、太阳树。
汉代的铜鼓、铜镜、铜盘上更多地装饰着缠枝花、葡萄藤枝蔓及果实等图案，这些装饰既反映古代先民善于观察自然景物以及很好地把握自然景物的能力，同时也折射了古人对自然界植物神灵的崇拜心理。
（三）对动物的崇拜
如崇鸟，关于商代的图腾，无论史书还是甲骨文中都有很多传说和记载，其内容大都与玄鸟生商有关。
在传说中，商代有很多的祖先人物，都与鸟有一定的关系。契，是商朝的始祖之一，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传说是舜的臣。关于商的始祖，史书中记载颇多，其中《史记·殷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娀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
在典籍中，如《诗经》、《楚辞》、《吕氏春秋》等，都有关于“玄鸟生商”的记载，如《诗·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汤，征域彼四方。”
在《三代世表》中也有这样一段记载：“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贤，尧立为司徒，姓之曰子氏。”《淮南子·坠形训》载：“有娀在不周之北，长女简翟，少女建疵。”高注：“有娀国名也，不周山名也……简翟、建疵姊妹二人在瑶台，帝喾之妃也，天使玄鸟降卵，简翟吞之以生契。”《太平御览》八三引《尚书》曰：“玄鸟翔水，遗卵于流，娀简拾吞，生契封商。”《吕氏春秋·音初》曰：“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隘隘，二女爱而争搏之，复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高注：“帝，天也，天令燕降卵于有娀氏女，吞之生契。”《楚辞·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又《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王注：“言简狄侍帝喾于台上，有飞鸟坠遗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诗·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郑笺：“禹敷下土之时，有娀氏之国亦始广大，有女简狄，吞鳦卵而生契。”
商代的铜鸮卣、鸟纹铜三戈、鸟柱铜盘、鸟兽纹铜觥、双鸟铜鼍鼓，西周鸟纹铜方鼎、鸟纹铜卣、鸟纹铜觚、四鸟扁足铜方鼎、鸟纹铜觥、鸟纹铜象尊、鸟纹贯耳铜壶、鸟盖扁铜盉等，都表明了商周时期对鸟的崇拜。
崇虎，因为猛虎活动于山林，它威武、凶猛，野性十足，为了觅食，极易祸害人类；而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古代先民为了温饱，狩猎便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项目之一，故猛虎成了时人所敬畏崇拜的动物。崇拜虎图腾的民族在中国并不鲜见。安徽寿县一带、四川巴人都信仰崇拜虎图腾，著名的商代青铜礼器“阜南龙虎尊”、春秋的“虎符”、西周的“虎尊”和汉“立虎钮
白虎是巴人的图腾
崇猴，鄂尔多斯猴像铜牌饰，石寨山文化中的长方形猴边镶石铜饰，猴相戏铜饰等，其写实的群猴栩栩如生，姿态生动，充满了灵动的情趣，画面中凸显了古人对猴子喜爱和崇拜的心理。
西汉群猴扣饰
在民族志中，西南古代民族多有猴祖崇拜传说。在少数民族中也一直见有模拟猴动作的舞蹈。石寨山青铜文化多见猴的造型，也是古代先民调教禽兽及驯猴的反映。据史载，两汉时期，中原地区也常见驯猴及驯猴的百戏表演，在山东等地的画像砖上也常见家居的驯猴形象。
崇蛇，在桂、滇、黔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各种原始宗教艺术形式中，多以蛇为主神，蛇的造型千变万化，极具恐怖和威慑力，强烈地折射出崇尚强力和权威的时代精神。蛇的造型有写实的，也有抽象写意的，如石寨山出土的战国错金剑鞘头，柳州出土的西周喇叭形铜器，广西恭城出土的春秋蛇蛙青铜尊，都有栩栩如生的蛇纹装饰，这些装饰或写实或变形。因为西南上古地区稻作民族认为蛇神不仅能避邪，还能呼风唤雨，更象征着地力、繁殖力、女性或阴司等，所以，蛇是他们极为喜好崇拜的神灵。
崇牛，牛在古代被视为贵重的财富，牛也是献神的最佳祭品，拥有牛的多少更是一个人地位权势的象征。这在殷周礼制（如太牢之礼）和青铜礼器一说中已得到鲜明的体现。如国家博物馆珍藏的战国错银卧牛，云南省博物馆珍藏的西汉虎牛形铜案、缚牛铜扣饰，鄂尔多斯博物馆珍藏的牛雕铜牌饰，广西民族博物馆珍藏的汉冷水冲型牛拉撬、牛乘骑，滇文化中的汉牛头铜饰，牛像铜贮贝器等，都有牛的圆雕。古代先民崇牛，也广泛使用牛牲，这在古代隆重的庆典仪式和青铜艺术品中都有明晰的反映。
崇蛙，岭南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汉铜筒，其双耳就是采用了青蛙的造型；石寨山文化青铜器中见有许多蛙形母题，滇系铜短剑、铜钺就装饰有蛙纹，活泼生动。蛙图腾信仰的产生，与稻作民族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他们看来，蛙鸣则雨水至，稻谷有了充沛水源，那么丰收就在望了。故广西的北流型、灵山型、冷水冲型铜鼓都喜用蛙作鼓面主题圆雕。而且，在古越人的心目中，神蛙也为护符，也可以避兵祸，如《太平御览》引《文子》曰：“蟾蜍（蛙）避兵，寿在五月之望。”因越人有此之习俗，故兵器上装饰蛙纹就很是自然了。岭南地区青铜器上蛙形装饰姿态万千，艺术创作手法迥异，有圆雕或平雕等，这些，皆深刻地体现了岭南地区先民的民间习俗以及其对自然界动物的观察把握能力及艺术审美意趣。
西汉虎牛形案
二、对鬼神的崇拜
壮族地区蛙纹剪纸
远古时期，人们对于自然界中出现的风雨、雷电、地震、洪水、日食、月食，以及自身的生、老、病、死等现象，不知其因，更无力加以制止或改变，可人们总是希望能够驾驭它。于是，古人便认为世上存在着一种超越现实和自然的力量——鬼神，而将一切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都归咎于鬼神的驱使和支配。因此人们相信鬼神，又害怕鬼神，想方设法讨好鬼神，让它满意，祈求它消灾去祸，降福于人间，故多信鬼与巫师。每逢岁时节令、生老病死、水旱灾害，常常要请巫师晃动法器跳舞，驱鬼迎神，将最好的食物供献给鬼神。在他们的鬼神信仰中，最广泛的神灵是土地神、天神、太阳神、雨神、女神等。蒋神，本名蒋子文。干宝《搜神记》卷五载：“蒋子文者，广陵人也……汉末为陵尉，逐贼至钟山下，贼击伤额，因解绶缚之，有顷遂死。及吴先主之初，其故吏见文于道乘白马，执白羽，侍从如平生。见者惊走。文追之谓曰：‘我当为此土地神，以福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大啓。’……（吴主）于是使使者封子文为中都侯……为立庙堂。转号钟山为蒋山，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自是灾疠止息，百姓遂大事之。”由此可知，对蒋神的信仰始于孙吴立国之时，起初微行于民间，后受到人们的恭敬崇拜。每有灾异现象，就要向这些神灵祈祷，以求获得庇护。
春秋蛙蛇纹尊
如西汉错金博山炉、羽人铜器座、七乳四神铜镜、漆绘人物竹节铜筒，皆有神仙的题材。
三、对祖先的崇拜
所谓祖先崇拜，就是相信祖先的灵魂不灭，并且成为超自然的一部分而加以崇拜。商周的奴隶主贵族都非常重视祭祀祖先，在商代，最频繁和最隆重的是祭祀祖先神灵。商人认为祖先的神灵能降灾祸和授福佑于时王。于是便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化的祖先崇拜仪式。商人祭祖包括“周祭”和“选祭”，“周祭”即普遍祭祀，“选祭”即选择五系之内的直系祖先若干位一次合祭。商代规定，同一氏族的人在宗庙祭祀，同一宗族的人在祖庙祭祀，同一家族的人在称庙祭祀。祭祖范围的差别，表示血统上的亲疏。周代确定了严格的宗法制度，国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大宗的地位。周代的祖先崇拜也体现宗法关系。周代的庙制规定：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合太祖之庙为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合太祖之庙为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合太祖之庙为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家中，不得立祖庙。左为昭，右为穆。昭穆之分，主要是为了确立世系辈分。周人更多地在青铜器上表现祭祀祖先的热情。他们通过铜器的铭文夸耀自己祖先的业绩，吹嘘自己祖先的美德，以此来行孝道，其目的就是要保持其世家的尊荣地位，永世享受特权。青铜礼器一方面作为权力的象征，另一方面还作为宗教祭祀活动中的祭器，用来盛放让上帝祖先享用的供品。如商代人面纹铜方鼎、人面纹铜钺、鎏金青铜立人像、人面形铜饰、铜人面具、人面铜盉、人面形饰，西周人形车饰，战国人面纹铜剑、人形足器座、骑驼人形灯、人形车辖，西汉人面纹羊角铜钮钟、舞人铜扣饰的人面纹饰、人形铜钺，东汉人形吊灯、羽人灯等就是他们对人、对祖先的怀念和景仰之情的真实写照。
东汉羽人灯
行土葬是南方民族固有的葬俗，在青铜文化艺术品中也可以得到证明。西南上古民族葬具采用棺椁，这可能是受到商周文明的影响。然而，云南楚雄万家坝和广西西林出土的青铜文化墓葬采用了铜棺葬具，却有着自己的民族特点。
现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的大波那铜棺于1964年在祥云县大波那村出土。这是迄今云南发现最大的青铜器，同时也是全国仅有的一具保存完整的青铜器时代铜棺。
1964年3月，祥云县大波那村村民在取石过程中发现一座木椁铜棺墓，后经云南省文物部门发掘出土了一具青铜棺及大量的随葬青铜文物。经测定铸造年代为距今约2350年的战国初期。铜棺重达2571千克，长2米，宽0.62米，高0.82米。外形仿一“人”字形两面坡顶的干栏式房屋建筑，由7块可拆卸的青铜板斗合而成，棺壁外表两侧铸满云雷蛇纹，即组成云雷纹之回纹中心均为一蛇头。棺盖外表铸有鸟兽纹，主题为二虎噬一猪，周围有鹰、燕、豹、水鸟等向上做升腾状，具有明显的原始宗教意味。铜棺铸造工艺高超，纹饰精美，为多注口同时浇铸，反映了战国早期洱海地区青铜器铸造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木椁铜棺墓的墓坑为长方形竖井，椁室长3.75米，宽1.1米，深2米。由碳化处理过的巨大方木支砌而成，方木缝隙用白泥填塞，椁内放置铜棺。铜棺内葬有1根象征墓主身份和权力的豹头铜杖。椁内随葬有青铜锄、锛、剑、矛、钺，鹦鹉形啄及尊、杯、豆、釜、箸、钟、鼓、葫芦笙和房屋及六畜模型等。
商三星堆立人像
据史籍记载，铜棺发现地“大波那”（古称大勃弄）为古白子国国都，汉设云南县。当地至今保留有记录白子国历史和白子国国王家族仁果（战国）张龙佑那（汉）张乐进求（唐）直至当代大波那张姓的家谱和古碑刻，铜棺中随葬的一根豹头权杖是云南最古老的一根古代权杖，非地方君王者不可能有此特权厚葬。因此，大波那木椁铜棺墓的主人应为古白子国中的重要人物，极有可能就是白子国中的一位国王。
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是现有的云南青铜文化中年代较早而又有重要代表性的文化遗存。
西林地处广西的西部，属云贵高原的东麓。其地方不仅山高林密，路险流急，而且僻远。1969年，广西西林县普驮屯出土了汉代极为罕见的鎏金铜棺，长2米，宽0.6米，高1米。但遗憾的是在“文革”期间不幸被损毁，仅残存铜棺盖板等40多千克。现在，西林县博物馆已根据当时挖掘的农民的回忆及走访调查做了铜棺复原件。
在云南和广西发现的汉朝的铜棺，反映了岭南地区百越先民的葬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