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以藏礼
古代青铜器的类别颇多，品种过百，名称近千个。如果你不是专门从事文物工作的学者或专家，那么，你不一定能知道它们的名称和功用。因此，对器物进行分类，是文物考古工作者经常涉及的研究课题，而对于藏家、鉴赏家、初学者和一些爱好者来说也毫无例外，这是首先必然要碰到的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分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清楚地区别器物的性质和作用，有利于研究各自形成的器形体系，当然了，分类的主要依据来自于器物的实际用途，而且这种分类是正确区别器物质地的重要方法。例如，从质地上可以分为青铜、书画、陶瓷、金银器、玉器、骨器等。从用途上又可以把器物分为酒器、乐器、兵器、饪食器、生活用品等。这样，实际青铜器就是从质地上划分出来的一个类别。迄今为止，青铜器的分类是青铜器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基础，自古以来，就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如宋代《考古图》、《博古图》等书，都已对青铜器进行了分类，自清代到近现代，海内外研究者对青铜器分类更充分地予以重视，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分类方法。一般来说，青铜器主要分为农具、工具、兵器、饪食器、酒器、盥水器、乐器、生活用品、车马器、货币、度量衡、符及玺印12个类别。
在商周时代，物质和精神文化较之前的社会有着高度的发展，它的经济基础还是农业生产。从愈来愈多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看，在商周时代的农业中使用青铜农具已是一个确定的现象，至今已发现的青铜农具主要有耒、耜、铲、
青铜的使用最早是铸造生产工具，这就是说，青铜技术一旦为人们所掌握，首先就在各种劳作中发挥它的先进作用。传世或考古发掘所得的古代各种生产工具，数量相当多，要比农具多得多。河南郑州南关外商代二里冈时期的铸铜遗址中，出土了相当多的铸造生产工具的陶范，说明了工具的生产不是个别的现象。在南关外的铸铜遗址中还发现了废弃的工具范，安放得很集中，说明青铜工具在铸造作坊中是有分工的。青铜工具主要有斧、斤、锯、凿、削、锥等。而这些工具用来砍伐、凿孔、挖槽和用于切割木、竹、骨、角等器及割削、钻孔等。
青铜兵器在商周时代曾大量铸造，它是当时军队必不可少的先进装备，为了铸造在作战中能取胜的利器，奴隶主国家毫不吝惜珍贵的青铜。虽然经历了战争的大量消耗，在遗存的青铜器中，青铜兵器仍然是一个大的类别。按它们的用途，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攻击型兵器，这类兵器又可以分为长兵器、短兵器、远射程兵器，器形主要有戈、戟、矛、铍、钺、戚、殳、刀、剑、匕首、弩机、矢镞。另一类为防御性兵器，器形有胄、甲。这些兵器主要用以钩杀、冲刺、格斗、飞射等，有的为刑器以及作为权杖使用。
商周社会中，贵族使用的饪食器种类繁多，并且制作十分精美考究。商周丰富的饪食器，折射了当时的社会性质与社会时尚，折射了贵族们追求财富权势与奢华。按照用途，它们或用于烹煮肉食、实牲祭祀、宴飨，或用于煮粥、蒸饭，或用于盛放黍、稷、稻、秫，或用于盛放腌菜、肉酱、调味品，或用于盛饭、盛水、盛冰等。主要有鼎、鬲、甗、簋、盨、簠、敦、豆、铺、盂、盆、鍪、俎、匕。饪食器多为礼器，是贵族的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甚至还象征着立国建邦和统治的权力。
在商代，由于酿酒业的发达，青铜器制作技术提高，酒器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在出土的殷商青铜器中，酒器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说明了当时社会饮酒的风气非常盛行。酒器就其用途，可分为贮酒器、盛酒器和饮酒器三类。青铜酒器是贵族之具，多用于王室贵族间的宴飨、朝聘、会盟等礼仪交际场合，是一种奢侈品；而用于陪葬的青铜酒器，便如同铭功颂德的纪念物品。所以现在我们见到的商代酒器，或出土或传世，都属于奢侈品。主要有爵、角、觚、觯、壶、杯、斝、尊、卣、方彝、觥、罍、盉等。
青铜水器中绝大部分用于盥洗。一般可分为承水器、注水器、盛水器和挹水器4种，包括盘、匜、鉴、汲壶、浴缶等。
青铜乐器是古代音乐文化中最具代表性、最重要的历史遗存。它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古代青铜乐器发展的脉络和重大成就。乐器也是青铜器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常见于秦汉时期以前的青铜乐器有铙、钲、钟、镈、铎、铃、钩
青铜生活用具主要有镜，照容面具；带钩，束腰皮带一端的挂钩；洗，日常盥洗用具；耳杯，秦汉时期常用的饮酒器；樽，容酒器；燎炉，燎炭取暖的用具，即今之火盆；薰炉，焚香用的器具；熨斗，熨烫衣服的用具；
车马器主要有軎、辖、毂、轴饰、辕首饰、衡饰、銮铃、轭、镳、当卢、马冠、泡、节约等，为车马的构件。
货币主要有布币，仿照青铜农具铲的形状铸成，原始空首布出现在西周时期，大量铸造在春秋时期；刀币是仿造削铸成，目前所见的刀币都是战国时期的；贝币是仿自穿孔的海贝；圜钱，其形制仿自圆形玉璧，中有圆孔或方孔。
周公像
度量衡主要有尺、量、衡、权。符及玺印，符是传达命令或调遣兵员的凭证，一符剖为左右两半，分存两方，使用时两半相合，称为“符合”，表示命令验证可信；玺印，官私书信往来和相互交往的凭证。
青铜器中有一大特殊的种类，这就是礼器。所谓礼乐制度，就是通过国家立法，明文规定了奴隶主的不同阶层（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社会地位、道德规范及艺术需求。其内容包括在政治、军事、法律，以至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各个方面。
商周奴隶主统治阶级为了加强和巩固政权，建立起庞大的国家机器，规定了森严的等级差别，残酷镇压奴隶的反抗，以维护奴隶制统治秩序。同时，礼乐制度的建立，赋予了各个不同等级地位奴隶主贵族的种种特权。因此，青铜器对奴隶主贵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从礼制来看，青铜器是贵族世家的标志，是祭祀、宴飨、赏赐、记功的宝器，礼器使用的多寡，更是奴隶主贵族尊卑的象征，充分显示了“贵贱有等，上下有别”的等级制度，即所谓“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青铜器的制造也为这种礼乐制度服务。这种青铜器就是礼乐器，简言之，亦即礼器。
青铜礼器别具中国特色，是中国古代青铜器有别于世界其他国家青铜器最显著的特点。中国号称礼义之邦，敦礼重义早就为世人所称道。只是号称“礼义之邦”的中国，是指过去的中国而言的。孔子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经》中说：“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在中国古代的圣人和先贤看来，礼为人类的必要仪式活动，有礼则为人类，无礼则为兽群，礼与人群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礼仪，任何行为都要讲究礼仪，而其中又以祭礼最为重要。
安阳殷墟遗址全貌
青铜礼器是由日常生活实用器转化而来的。根据奴隶主礼乐制度的需要而赋予某一部分器具以特别神圣的意义。这种礼器只能由子孙沿袭使用，别人不得染指，以此来维护和显示该家族的社会地位。
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的发展已经十分成熟，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及乐器。
一、食器类
在青铜礼器中，鼎是最重要的一种。铜鼎是仿陶鼎而来的，其形制大多为圆腹、三足、立双耳，少数是方形四足，多用来煮牲祭祖，是重要的祭器。此外，鼎更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据《史记·封禅书》等文献记载，夏禹铸造了九鼎，从此，九鼎成为王权的象征、传国的宝器。以后“桀有乱得，鼎迁于商”（《左传·宣公三年》），周灭商，成王又迁九鼎于洛邑。春秋时期周定王元年（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陈兵于洛邑附近，定王派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乘机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遭到王孙满的有力驳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问鼎”故事。1939年，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的后母戊（司母戊）鼎，长方形腹，口沿上有两个直耳，腹下有四个圆柱足，腹部饰夔纹和兽面纹，腹内壁有铭文“后母戊”三字。形体巨大厚重，高133厘米，口长79.2厘米，重875千克。不仅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古代最重的青铜器，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冶铸业的高超技艺和中国古代先民的无穷智慧与创造力。
夏禹像
商兽面乳钉纹方鼎
食器中重要的还有簋、鬲、甗和豆等。簋，是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秫等饭食的器具，也是重要的礼器，常与鼎配合使用。青铜簋出现在商代早期，即二里冈文化时期，但数量较少，晚期逐渐增多。一般是圆腹，腹部有双耳，且大多在腹部饰有精美的纹饰，圈足。西周时代，簋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奇偶数配合使用。据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鬲，是煮饭和盛粥的器具，青铜鬲最早出现在商代早期，大圆口，袋形腹，其下有三个较短的锥形中空足。袋形腹的作用主要是为了扩大受热面积，较快地煮熟食物，但商代晚期以后，袋腹逐渐蜕化，且多数鬲有繁缛富丽的纹饰，不宜于火煮，当为盛粥器。西周中期以后，青铜鬲很盛行，常成组出土。一组铜鬲的形制、大小、纹饰、铭文基本相同。甗，是蒸饭器，全器分为上下两部分，上体用于盛米，称为甑，下为鬲，用于煮水，中间的箅通气以蒸于甑。青铜甗在商代早期已有铸造，但为数甚少，至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数量已较多，特别是西周末、春秋初，甗是绝大多数殉葬铜礼器的墓中必有之器，它和鼎、簋、豆、壶、盘、匜、盉组成一套随葬礼器。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三联甗，高68厘米，长103.7厘米，形体巨大，十分罕见。豆，是用于盛放腌菜、肉酱、调味品的器具，常以偶数组合使用，但也有使用奇数组合的。形制上有圆盘，柄粗而长，下为圈足。青铜豆出现在商代晚期，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山西保德县出土的商代晚期带铃铜豆，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铜豆。
二、酒器类
酒器爵，是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说文·鬯部》载：“爵，礼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饮酒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青铜爵在二里头文化中开始出现，商代墓葬中陪葬青铜饮酒器至少是一爵，有一爵一觚成组合，也有爵与斝单独成组合的。最大的青铜爵群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有数种形式的爵40件。一般的爵，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后有尖锐的状尾，中为杯，一侧有鋬，下有三足，流与杯口之际有菌状柱。
盛酒器斝，商代早期就有出土，形状似爵而个大，圆口，有两个菌状柱，无流无尾，一侧有鋬，下有三足，也有方腹四足的。
容酒器尊，商代早期就有出土，大侈口，多为圆腹，颈较高，下部收敛，呈大喇叭状，肩甚宽而微鼓，自肩下折为腹，呈弧形收敛作圜底状。也有方腹的。另有一类尊，整体做成鸟兽形，有鸮、象、牛、羊等形状，称为鸟兽尊。
饮酒器觚，商代早期就有出土，圆腹，高体，侈口，高圈足，呈喇叭形。也有方腹的。觚与爵是一组最基本的青铜器，常伴随出土，也有和斝成组合的。郑州白家庄三号墓、安阳殷墟小屯338号墓中均出土二觚、二爵、二斝。
觯，饮酒之杯，商代晚期开始出现，扁体或圆体，口宽相近或小于腹宽，器体颈较长而狭，相应的腹下有较大的鼓出，有盖。
商御尊
盛酒器觥，觥出现于商代晚期，沿用至西周早期。体呈椭圆形或长方形腹，前有流，后有鋬，下有圈足，腹上有盖，制作精巧，纹饰繁缛。1959年，山西石楼桃花庄出土的龙纹觥，器身呈牛角状，下有圈足，上有盖。觥首作昂起的龙头形，双角突出，牙齿外露，腹部饰鼍纹和龙纹，构思奇特。高18.8厘米，长24.1厘米。
卣，盛酒器，商代晚期出土，有长颈圆体、扁体、椭方体、筒形和方形等几类。其特点是有提梁。
盛酒器罍，见于商代晚期。有圆形和方形两种。敛口短颈，肩圆不广，两侧有耳，器身最大直径在腹中线稍高处，下腹浑圆敛收，平底。
盛酒器方彝，商代晚期出现，其形状是方腹有盖。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晚期的偶方彝，器身横长两倍多于纵长，有斜肩，腹壁亦斜鼓，自下收敛，长方形圈足，两侧有附耳，上如长屋之盖，中空作长槽形，通身饰兽面纹和鸟纹，腹内底有铭文“妇好”，高60厘米，长88.2厘米。
盛酒器壶，商代早期出现。青铜壶在历史上使用的时间自商至汉，因而变化的形式相当复杂。多为圆口或方口，颈略长，垂圆腹，腹上部有贯耳，圈足。
三、水器类
水器主要用于行礼时盥手以表示虔敬。盉，商代早期开始出现，是盛水以浇手的器具，形状似今天的茶壶，多为圆腹，前有管状流，后有鋬，下有三足。商代中期又有流在顶部，腹下有三个袋足的。商代晚期也有方腹的。盘，承水器，用以承接洗手之水。商代早期出现，商周时期宴飨用之。一般作敞口平缘，腹似浅锅，圈足较低。盘底多饰龙纹、龟纹、鱼纹。
四、乐器类
商兽面纹鼓
奴隶主贵族在行礼时，一般要奏乐来增加气氛，以便使礼得到充分的体现。青铜乐器铙是一种打击乐器，商代中期开始出现，流行于商代晚期，周初沿用。体似铃而稍大，口部呈凹弧形，铙体横截面呈阔叶片状，两侧角尖锐，底部置有一中空圆管状的短柄，与体腔内相通，柄中可置木段。河南殷墟妇好墓出土有五件成组合的铜铙，大小依次递减，据实测音频试验，其不能演奏完整的乐曲，而是与其他的乐器相配合的节奏性打击乐器。青铜乐器铃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青铜乐器。1962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了商代早期的青铜铃，器壁薄，形体小，横截面似单叶，两侧倾斜呈矩形，顶部有半环形小钮，侧面有单翼，高9.4厘米。
由于青铜礼器蕴含着特殊的神圣的意义，因而制作工艺极其考究，不仅造型凝重，而且表面还装饰有繁缛的纹饰。商代，特别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大多以很细的云雷纹作为地纹，再在上面饰凸起的兽面纹、夔纹、龙纹、凤鸟纹、蝉纹。这些纹饰诡秘雄浑，形成了一种庄严静穆、森严可怖的效果，从而增加了青铜礼器的社会功能。
从商代开始在青铜礼器上铸造和刻凿的文字，一般称为青铜器铭文，又称金文、钟鼎文。青铜礼器铭文内容最丰富，史料价值最高，有许多可以视为信而有徴的历史文献。如商代晚期青铜器四祀邲其壶铭文载帝辛四祀十二月自乙日祭文武帝乙连续三日；二祀邲其卣铭文记正月丙辰祭大乙的配偶妣丙事；周武王时天亡簋铭文记王在辟雍，祭天以文王为配。铭云：“乙亥，王又大豊，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佑王。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