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的历程
金石学，中国考古学的前身，近似于欧洲的铭刻学。它是在尚未进行科学发掘的情况下，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和石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曾巩的《金石录》（其书不传）最早使用“金石”一词。清代王鸣盛、王昶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学”的命名。宋以来的金石学著作中，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铭刻资料，有的著作还曾记录了一些器物的图像，判明它们的名称和用途。但不足之处是未曾进行形制、花纹的深入分析，也没有进行断代研究，因而未能发展为完整的科学体系。近代考古学在中国诞生以后，仍有一些学者对非科学发掘所得的铭刻资料进行整理研究，但这种研究已逐步演化为考古学的组成部分，因而金石学作为独立的学问已不复存在。
宋王黼等撰《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录三十卷》明嘉靖七年（1528年）刻本
随着古文经书在西汉初期的重新出现，即有人研究辨识当时已不通行的“古文”。汉宣帝时，“好古文字”的张敞，曾考释过今陕西武功发现的尸臣鼎。许慎撰《说文解字》注意收录郡国山川所出鼎彝等“前代之古文”。晋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人盗发魏国古冢，出土大批竹简，经束皙等人整理，编次为《纪年》、《周书》和《穆天子传》等十多种佚书。唐代初期，石鼓在凤翔出土，当时学者和书家多有称述。北魏郦道远的《水经注》一书对各地古代城址、陵墓、寺庙及其他史迹也有记述，至今对考古调查仍然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宋代以前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尚少，基本没有专门著作问世。
经过唐末和五代的割据、混乱之后，宋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建立严格的纲常伦理，大力奖励经学，试图恢复礼制。于是朝廷及士大夫均热衷于古代礼乐器物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同时，历史学、古文字学和书学的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对新资料的进一步追求；而唐代以来墨拓术和印刷术的发达，为金石文字的流传提供了方便条件，也促进了金石学的形成和发展。
宋《宣和博古图》关于镜鉴的著录
宋薛尚功撰《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明抄本
现存年代最早且较成系统的古器物图录，是成书于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吕大临编纂的《考古图》，是创造性地把青铜器作为历史资料研究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吕大临说：“予于士大夫之家，所阅多矣，每得传摹图写，寝盈卷轴，尚病簌启，未能深考，暇日论次成书，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以意逆之，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天下后世之君子有意于古者，亦将有考焉。”继《考古图》之后，王黼奉徽宗赵佶之命于宣和年间（1119～1125年）编撰了《宣和博古图》。此书将青铜器分为18类，每类皆有总说，收器839件，图文并茂，并对它们的尺寸、容量和重量进行一定的考证，是宋代青铜器研究的重要著作，其编纂的方法成为后代编辑青铜器图录的楷模。
在文字方面，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和王俅的《啸堂集古录》等则仅摹写铭文和释文，或略加考证，属于铭刻集录性质。石刻方面，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二书按年代分类；王象之《舆地碑记目》、陈思《宝刻丛编》二书按地域分类；《宝刻类编》则按人物分类。总的来说，宋代的金石学已相当兴盛，做出了许多值得珍视的成绩。
元明两代，金石学少有成就。元代吾丘衍的《学古论》、杨珣的《增广钟鼎篆韵》、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论》等亦间有关于铜器的某些记载或鉴定经验，然而都没有重要的撰述。
清代是金石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但乾隆以前尚不发达，研究偏重于石刻，主要有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石经考》及朱彝尊、万斯同等人的著述。清代乾隆年间仿《宣和博古图》编纂收录宫廷收藏古器1436件的《西清古鉴》40卷，复出《西清续鉴》2卷，后又出《宁寿鉴古》16卷，这3部书对于推动清代宫廷和官员贵族的青铜器收藏，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由于训诂学的发展，青铜器铭文成为古文字研究的重要对象。青铜器的收藏和青铜器铭文的释读之风大为盛行，有关青铜器图像和文字考订的著作也逐渐多了起来。在乾隆、嘉庆之后，私人的出版物更加繁多，重要的如曹载奎的《怀米山房吉金图》、吴云的《两罍轩彝器图释》、潘祖荫的《攀古楼彝器款识》、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刘心源的《古文审》及《奇觚室吉金文述》等。
罗振玉
清末民初，金石学的研究范围更为扩大，不仅包括新发现的甲骨、简牍，而且有明器和各种杂器，不再限于文字，罗振玉和王国维是当时的集大成的学者，均有多种著述。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收墨拓4831件，出版于1937年。该书收集资料较全面，颇有利于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清代金石学家的特点是精于鉴别，详于考订，研究范围较广，并且有一些集成性和综合性的工作。清代搜集的铜器铭文、碑刻、钱币及玺印等铭刻资料更加丰富，考释文字的水平已有显著提高。玉器、镜鉴、兵符和砖瓦、封泥等，也都开始专门研究。王国维开创性地利用金文来研究殷周历史。他不仅研究单字训诂，而且更多地注意综合的研究，把青铜器铭文和历史学密切地结合起来，他的《观堂集林》中虽有多篇青铜器研究的重要著作，但是没有对青铜器进行全方位的综合研究。马衡所著《中国金石学概要》，则对金石学做了比较全面的总结。
清林侗等撰《石刻业考十二卷》清雍正抄本
郭沫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广大的文物工作者，通过田野调查和田野考古，获得了大量的古代文物资料，特别是关于青铜器极为珍贵的资料，逐步建立了年代完整的青铜器发展序列。郭沫若、容庚奠定了青铜器作为一门综合研究学科的基础。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彝器形象学试探》，对两周青铜器做了系统的断代研究，开辟了青铜器分期和断代研究的新领域，从而使青铜器的研究不再属于旧式的金石学范畴。郭沫若把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与古代历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力图解决古代社会的性质问题。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在当时的条件下把青铜器的彝器部分做了尽可能的综合考察，进行了缜密的论证，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于是，青铜器研究开始形成了独立的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