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载史实的记录
金石学家罗振玉甲骨文书法作品
青铜器铭文，又称金文或钟鼎文。青铜器铭文因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而显得特别重要，有许多可以视为信而有徴的历史文献。同时，商周青铜器铭文都是当时语言的记录，保存着大量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方面的资料。青铜器铭文的书体，一般称为大篆。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根据这一记载，又称大篆为“籀书”。
商代到春秋时期的铭文，几乎都是铸造的；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铭文大都是刻成或錾成的。
铭文的产生和发展，与文字的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文字虽已产生，但尚处在早期，青铜器铸造也较原始，故此时还没有产生铭文。
《说文解字》书影
铭文产生于商代早期，即二里冈文化时期。二里冈遗址、盘龙城墓葬以及同一时期的其他遗址和墓葬出土了许多青铜器，还没有发现带有铭文的。铜罍在郑州白家庄二里冈时期的商墓出土。青铜罍肩部铸有三个“黽”形图案，这应该是文字，也许是氏族的徽号。然而二里冈传世青铜器确有个别铭文发现。
商代中期，特别是盘庚迁殷以后，青铜器铸造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甲骨卜辞的书契也迅速进步，铜器铭文的铸造也就在这个时期逐渐地兴盛起来。此时铸铭铜器增多，但每器所铸一般只有1～2个字，多的也就是4～5个字。
周大盂鼎铭文局部拓片
殷末，青铜器上未有超过50字的铭文，数十字的铭文也仅有几例。商代铜器的铭文内容也较简单，一般不含有重要的意义。铸铭文的目的在于标记器铭族氏，识别用途。
如“戈”、“天”、“子渔”标记铸器氏族或铸器人；“父乙”、“母丙”表明器为祭祀父乙或母丙而作；“寝小室盂”则表明存放地点和使用场所，所以这个时期的铭文一般都铸在器物的不显著部位，如爵、斝的鋬阴，尊、觚的外底，鼎、甗的内壁，簋、卣的腹底等隐蔽之处。
西周时期是青铜铭文大发展的时期，不论是铭文的性质、内容、形式、数量，甚至书体等方面，都较前有了很大的变化。
西周早期，铸铭之器骤然增多，铭文内容丰富多彩，像何尊、矢令尊、大盂鼎等记述了贵族们接受周王的训告和册命典礼的鸿篇巨制，屡见不鲜。在大量的青铜器铭文中，记载着王室的政治谋划、历代君王事迹、祭典训浩、宴飨、田猎、征伐方国、政治动乱、赏赐册命、奴隶买卖、土地转让、刑事诉讼、盟誓契约以及家史、婚媾等，都是反映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礼仪情况的重要资料，具有明确的书史性质。这些铭文资料，可以证信古史，补苴史书的缺佚，对于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和上古语言文字有着重要的意义。
周代青铜器铭文的这种变化，是和周初的政治形势相关联的。周人灭商以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便尽力加强礼制建设。作器铸铭，本质上也是礼的体现，他们利用大量的青铜礼器，铸以长篇铭文，来颂扬祖德，刻纪功烈，记述周王锡命，传遗子孙后代。其作用，一是用以形成奴隶主贵族的权威。西周早期的贵族都是灭商以前的宗族子弟或者以贵族辅助文王伐商灭纣时有功于王室，随着武王的军事胜利，被分封授爵成为大的权贵。他们把自己的功劳和父辈对王室的贡献，以及周王的锡命铭铸在青铜礼器上，就等于获得了地位和职务的证件，具有护身符作用，以便维护他们的权威。二是加强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是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周人维护巩固其内部和加强统治的一种手段。其核心就是严格的宗法承袭关系。西周时期王臣都是世官，靠祖先荫庇获得地位和特权。他们在青铜器铭文和祭祀活动中，追述祖先的功绩，告祭自己的荣誉，都是为了加强自己在宗族体系中的地位。
西周虢季子白盘铭文拓片
春秋时期，周室东迁，五霸兴起，周王朝的权利逐渐分散到列国诸侯之手，他们各霸一方，各自为政，冶铜铸器各得其便。因此，这个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也表现出了较强的随意性，其内容和格式与西周时期不尽相同，一般多为联谊婚姻、夸耀祖先之类。
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社会之衰落，礼制开始崩坏，封建地主阶级兴起，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变化，加上当时的简册书帛通行，文字应用日渐繁多。镂于盘盂琢之金石终不如书于简册方便。所以，这个时期的青铜铭文，长篇大作不多，书史性质的更为少见，铭文从格式、体例，以至于刻铸方法、书法艺术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变化。战国中期以后，铭刻终于转到“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作用上去了。
青铜器铭文从商代早期产生，经过晚商的简铭期、西周的长铭期，到战国晚期衰落，大约经过了千余年的发展变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区，形成了各自的风格和程式。商代中期和晚期的铭文格式比较单调和固定，西周早期铭文尚无规范统一的格式，颇少沿袭；穆王以后，册命渐多，书史若有定格；西周中晚期，铭文布局基本上程式化了；春秋战国时期铭文格式比较单调，记述也较为自由。
商周青铜器铭文的格式归纳起来约有十二种，现分述如下。
徽记：商代早期青铜器上开始铸造的铭文就是徽记，其作用就是为了标识器主。
祭辞：仅记被祭对象，如“父甲”、“母戊”、“祖己”或祭祀者族名、私名、官名及器名等。
册命：册命铭文的格式主要包括时间、地点、受册命者、册命辞、称扬辞、作器、祝愿辞七个部分。
训诰：诰形格式包括时间、地点、受诰者、诰辞、赏赐、作器等部分。
记事：盛行于西周，数量最多，题材丰富，有记功、获赏、从征、出使等。
追孝：商周时期奴隶主贵族非常重视祭祀祖先，他们通过铜器铭文夸耀自己祖先的业绩，吹嘘自己祖先的美德，以此来行孝道，其目的就是要维护世家的尊荣地位，永世享有特权。
约剂：约剂主要有“治民之约”和“治地之约”。“治民之约”是有关税收、买卖、诉讼等内容；“治地之约”是有关土地的使用、分配和转移等。这些事情都与个人和家族的财产权利有关，是大事。
律令：属于约剂的一种，它不是个人之间的，而是政府的法律条令。
符、节、诏令：属于非彝器的铸铭法令。如兵符、节、传、诏版等。
媵辞：青铜礼器中除礼器外，还有一部分媵器，也就是陪嫁品。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中特别流行。当时诸侯和大夫们为了维护彼此的政治地位和利益，或者小国求助于大国的保护，往往通过联姻来加强他们之间的关系，组成一定的政治集团，故媵器大量出现。媵辞格式一般有时间、某人为某人作媵器及祝愿辞三部分。
乐律：西周时期出现，记载乐律的名称，即记载各种律名、音名、变化音名之间的对照关系，是研究我国先秦乐律和音乐史的重要材料。
物勒工名：“物勒工名，以考其诚”，这是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铭文的特点。其格式一般包括器主、铸造作坊的职官、工师、工匠，有的还有器物置放地点、容量和重量等。
另外，青铜器铭文还有一些个别的格式，如中山王兆域图铭等，不及备载。
铭文的内容主要分为四个具有代表性的时期。
商代前期，有了青铜器铭文的萌芽，如河南郑州出土的铜罍肩部有“黽”字和二里冈出土的铜鬲上有“亘”字。殷商后期，青铜器铭文较多见，但多为1字、2～3字、10多字和数十字不等。族氏铭文则常用1字。殷商金文更多地反映了祭祀与战争，但也有短铭，反映了奴隶主的统治和上级对下级的赏赐及征伐、宴飨、狩猎等内容。
西周散氏盘铭文全拓
西周是青铜器铭文发展的全盛时期，而这时的青铜器铭文内容主要反映西周的社会阶级关系、土地制度的变化、战争的状况、国家的各种礼仪制度、职官名、计时法等内容。此外，西周青铜器铭文还涉及策命、赏赐中的名物制度等。
东周青铜器铭文内容除了反映了某诸侯国的铸器特点外，还反映了该国的历史情况。如列出世系、作器颂政、邦国关系、国史述记、音律等。
秦汉时期，铜器铸造已少有礼器，因此，铭文记事、记功、颂祖等内容基本消失，即使有铭文，其性质也随之有了一些变化。如诏书、诏版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
商周青铜器铭文的书体，一般称为大篆或称籀书，也有称为古籀的。它已经是一种很成熟的书法艺术，向来为研究书法的人们所重视。
铜器铭文是按照墨书原本先制出铭文模型再翻范铸造出来的。由于商周时期青铜铸造技术精湛，铭文字迹一般都能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墨书的笔意。
商代铜器铭文一般为一两个字，十字以下的占大多数，较长的铭文仅有几件，总的来说铭文的字体较长方，笔道雄劲遒美，行气疏密有致，结构严谨，情势凝重，各篇都有自己的风韵。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风格。一种笔势雄健，体形丰腴，笔画起止多显锋露等，多用肥笔，另一种则运笔有力，形体瘦筋，笔画多挺直，不露或少露锋芒，肥笔甚少。
大篆
西周早期的铜器铭文书体总的情势是清秀隽美，笔道首尾出锋，有明显的波磔，其结构严谨精列，行款章法自如。细分有三种不同的风格。第一种风格是瑰异凝重，以成王之世之尊、康侯簋、康王之世的大盂鼎铭文为代表。其中大盂鼎铭文的书法造诣为最高的一品。它的拓本摹本至今尚被书法大家所珍视。第二种风格是雄奇恣放。这种铭文是继承商代末期书体风格发展而成的，典型的作品有成王之世的保卣、康王之世的大方鼎铭文。第三种风格是质朴、平实。这种风格的铭文以武王之世的得簋和王亡簋铭文为代表。
西周中期的铭文向着书写便捷的方向发展，已逐渐形成了一种笔道柔和圆浑的风格。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以穆王之世的登尊、登卣铭文为典型。其字迹中依稀可见肥笔，运笔舒展，字体间架亦较自然，但早期那种瑰异雄奇的风格已经消失。第二类是质朴端庄，笔画波捺，两端平齐似圆箸，故书法家称之为“玉箸体”。这是中期最流行的书体风格，如恭王之世的墙盘、永盂卫盘铭文，孝王之世的大克鼎等铭文。铭文古奥典雅，字体朴实遒劲，行款疏朗而整齐，笔势圆泽而厚实。第三类书写草率，结构松散，代表性的作品有穆王之世的强伯簋、强伯鼎铭文等。
西周晚期的铭文字体趋于规范。书体可分三类。第一类以厉王豁簋、豁钟和宣王之世的毛公鼎铭文最为典型，字体优美，书写便捷，笔迹圆润，结构和谐。第二类以宣王之世的虢季子白盘铭文为代表，笔法刚劲，笔势匀称，似横成竹，有意求工，颇具崭新的艺术风格。这种书体应该是籀文。第三类是承中期第三类发展而来，间架松散，书写草率，如1975年陕西本岐山出土的此簋铭文。
春秋时期，平王东迁，王室衰微，列国兴起，所以铜器铭文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
早期，秦人即在宣王时的籀文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字体，这种字体方正瘦劲，书写方便，既有观赏性又有实用价值。宗姓鼎、秦公钟和秦公簋铭文，是这一书体的典型作品。春秋晚期到战国前期，是社会大动荡大转变时期，学术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此时的铜器铭文也异体朋兴，千姿百态，蔚为大观，黄河下游的齐、鲁、中山、徐等国盛行细长之体。文字繁简并用，书法清新秀丽，代表作品有许子妆簋、王孙遗者钟等铭文。春秋末年，还出现了以写兽虫作为装饰的美术字，即所谓的鸟虫书，这种书体一直流行到战国前期，奇诡多变，极难辨释，代表作品有王子午鼎、越王勾践剑、王子干戈等铭文。
西周散氏盘铭文拓片局部
青铜器的历史价值主要由铭文来体现，青铜器铭文是我国现存的最古的文字之一。我们知道，商周时代距今已那么遥远，由于社会发展，历史变迁，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文献极少，只有《尚书》、《诗经》和《春秋》三部书。就是仅有的这些书籍，经过历代传抄，已不是原来的面貌，因此要想根据这些资料对上古历史有比较真切的认识是很困难的。而青铜器铭文内容丰富，特别是篇幅比较长的铭文，史料价值最高，因为它是当时人们现实生活的反映，没有经过后世的修改，保留了当时的真实面貌，因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正如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序中所言：“说者每谓足抵《尚书》一篇，然其史料价值殆有过之而无不及。”下面从几个方面来说明。
1.记载重大历史事件。周武王伐纣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关于伐纣的具体日期，《尚书·牧誓》曰：“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成》：“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灭商在甲子日，由于记载十分具体，引发研究者的疑窦。而《逸周书·世俘解》也说：“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逸周书》曾受到疑古学派的极大怀疑，所以学界对武王是否在甲子日伐商有很大分歧。1976年陕西临涧零口乡零河西出土西周初年青铜器利簋，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腹内底有铭文32字。铭首曰：“珷征商，惟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锡（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大意是，周武王征伐商，在甲子那天岁星当头的早晨灭亡了商。辛未那天武王在阑地，赏赐给官员利铜，用来作祭祀祖先檀公的宝器。其重要意义在于印证了上述文献中关于武王灭商在甲子日，又恰逢岁星当空的记载。我国学者进一步结合天文学进行研究，确定了周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45年3月27日，从而解决了中国古代历史纪年上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西周成王时，据文献记载，曾有迁宅洛邑一事。如《书序》曰：“成王在丰，欲室洛邑。”《史记·周本纪》曰：“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屯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不过司马迁在《周本纪赞》中认为当时成王仍都丰、镐，未迁洛邑。但《吕氏春秋》等书也说成王营居于成周。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成王时铜器何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腹内有铭文122字。铭文开头便说“唯王初迁宅于成周”，证实成王确实迁居到洛邑。尽管目前学界还有不同看法，但何尊的问世，毕竟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实证。
2.为失载或记载甚少的上古国家提供了宝贵资料。1974～1981年，宝鸡市博物馆组织人员在当地发掘一大批墓葬，出土的有铭铜器显示它们是西周□（弓鱼）国墓葬，但文献上并没有记载，可见这是文献失载的一个诸侯国。出土文物表明这个方国具有很高的工艺铸造技术，如果不是铜器上有铭文，我们无从知道它是哪一国。
1977年，河北平山县发掘中山王墓，出土中山王舋鼎等众多精美的青铜器。其中中山王舋鼎铭达469字之多。这是战国时期最长的铭文，对于研究中山王国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文献中关于中山王国的记载很少，连王室世系也不清楚。而鼎铭则揭示了前后衔接的六代中山王的世系，从而为深入研究中山国历史奠定了基础。
3.关于分封诸侯的记载。商周时期，天子为了统治国家，将国土分封给诸侯，诸侯再往下分给各级奴隶主贵族，构成金字塔式的统治层次，有助于维护奴隶制度。文献中缺少分封时礼仪制度的具体记录，而铜器铭文中比较详细。
中山国古都建筑图
例如1986年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初期大墓出土的克盉，高26.8厘米，口径14厘米。盖内与器内沿内皆有铭文43字，大意是周成王对太保召公奭说，你对我很忠心，奉献食物给我，我封克（召公奭的儿子）为燕侯（“令克侯于燕”），派羌马及驭通知克巡视燕地，收纳燕地的土地及官员，可因此作祭器。铭文印证了《史记·燕召公世家》的记载，并确证琉璃河发现的古城为西周初燕国国都之所在。
又如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西周康王时期的宜侯矢簋，高15.7厘米，口径22.5厘米。腹内铭文有120余字，记载了康王将虞侯矢改封于宜，并赐给矢土地和人民：“锡土：厥甽三百□，厥□百又廿，厥宅邑卅又五，厥□百又四十。锡在宜王人□又七姓，锡郑七伯，厥□□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夫。”提供了周初分封的具体资料。
4.关于赏赐奴隶的记载。例如清代道光初年陕西岐山礼村出土的西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腹内壁有铭文291字，记载了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998年）赏赐给奴隶主贵族盂：“锡汝邦司（管家奴隶）四伯，人鬲（奴隶）自御（赶马的）至于庶人（种田的）六百五十又九夫。”即一次共赏赐给盂1709名奴隶，数量之大是惊人的。
5.关于奴隶买卖的记载。中国古代文献中缺乏关于古代奴隶买卖价格的记载，而西周中期的曶鼎铭文却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唯一的资料：“我既赎汝五夫效父，用匹马束丝……用百锾。”即五名奴隶的价值为一匹马加一束丝，或值一百锾铜。说明在西周奴隶社会，奴隶还不如牛马值钱，奴隶的地位比牛马还要低下。
6.关于土地交易的记载。例如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西周恭王三年的卫盉，高29厘米，口径20.2厘米。盖内有铭文132字，其中有“矩伯庶人取瑾璋于裘卫，裁（作价）八十朋，厥贮，其舍田十田。矩或取赤琥两、□□两、□□一，裁廿朋，其舍田三田”。即裘卫用价值贝币百朋的玉器和皮毛换取矩伯的十三块田地。但铭文下面又提到，这件事还要报告伯邑父等执政大臣同意，伯邑父等执政大臣还要派官员来参加受田。这说明西周初期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土地国有制，到了西周中期已经开始动摇，这是西周中晚期奴隶制开始没落的具体反映。
7.记叙周王对臣下册命典礼。这种铭文数量很多，现以山东省博物馆珍藏的颂簋为例。颂簋高31.1厘米，口径24.4厘米。其铭曰：“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宫，旦，王格大室，即位。宰弘佑颂入门立中庭，尹氏受王命书，王呼史虢生册命颂。王曰：‘颂，命汝官司成周贮廿家，监司新造贮用宫御。锡汝玄衣□纯、赤绂朱衡、□旗，攸勒，用事。’颂拜稽首，受命，册佩以出，返入瑾璋……”共计152字，详记册命典礼的时间、地点、受册命者与佑者、王命的内容，受命者还要返纳玉币等，较古代文献诸如《左传·僖公廿八年》所记周襄王策命晋文公的典礼还要详尽。说明西周中晚期时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册命典礼制度，为研究西周的礼制及官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8.记载周王室对少数民族的征伐。例如清代道光年间陕西宝鸡虢川司出土的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盘，高40.8厘米，口纵86厘米，横137.3厘米。内底有铭文111字。即“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宝盘，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工，经维四方，搏伐□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嘉子白义，王格周庙宣榭，爰飨，王曰：‘伯父，孔□有光。’王锡乘马，是用佐王。锡用弓彤矢，其央。锡用钺，用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寿无疆。”铭文记载周王命虢季子白征伐西北的少数民族
9.记载周王对臣下的训诰。例如，传清代道光年间陕西岐山县出土的西周宣王时的毛公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器内壁共有铭文497字，这是中国古代青铜铭文中最长的。其内容是周王在锡命毛公时，对毛公的五次训诰。铭文谈到当时西周社会已是“□□四方，大纵不宁”。为了挽救周王室的危机，要求毛公率领下属官员，勤劳政事，不要沉湎于酒，不要侮辱鳏寡，辅弼王位。反复叮咛，忧心溢于言表。与《尚书·文侯之命》相似，而实较《尚书》为胜。
10.记载法律判决书。例如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西周中晚期的铜匜，高20.5厘米，流至鋬长31.5厘米。器与盖连铭，计157字。铭文内容是记录一篇法律判决书。□的下属牧牛因为与□争五夫败诉，最初被判墨刑及鞭千，后来受到赦免，罚铜三百锾，鞭五百，并立誓今后不敢再扰乱□。□将此判决书铸在青铜礼器上，这是文献所载：“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周礼·秋·司约》）的具体例证。铭文为研究西周时期的法律提供了生动的资料。
11.关于商周军制与战争的记载。据金文可知，西周王室直接控制的军队有殷八师、成周八师、西六师。将领出征，其族人随同出战。敌方以淮夷、
青铜器的历史作用还有许多。上述仅举数例，以管中窥豹。至于青铜器的具体价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尤其是青铜杰作，乃国之瑰宝，价值连城。容庚所著《商周彝器通考》第八章名为“价值”，摘录了宋代以来有关青铜器的价格。严格地说这只是一时的价格，而不是价值。摘取几段如下。
金石学家张廷济像
战国鄂君啓节
由以上所述可知，无论是在文化艺术，还是在科学技术及历史价值方面，中国古代青铜文化艺术都是处于前沿和顶峰的，它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