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蟠鹤立
一、河北、辽宁、吉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青铜器
这些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以青铜短剑和各种动物纹饰牌为特色，包括兵器、工具、农具、生活用具、车马器和装饰品六个类别，具有浓郁纯厚的地方风格。从年代上来看，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到春秋早期。出土的地点主要有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宁城南山根、赤峰红山后，河北省的平泉东南沟，辽宁省的朝阳十二台营子等。
战国伫立羚羊形青铜杖首
兵器中以短剑居多，其他则为刀、矛、戈、剑鞘、镦、镞、盔、盾等。工具主要是斧和凿。农具有镐和锄。车马器有衔、銮、泡、环、络饰等。装饰品有方扣、圆扣、耳坠、联珠形饰、铃形饰、人面铜牌、兽面铜牌，以及各种动物纹饰牌。生活用具有匕、匙、镜、针筒等。其中，一些鎏金铜牌饰，美丽异常，十分珍贵。
青铜容器主要出土于宁城南山根101号墓，器形有鼎、簋、簠、鬲、双系壶、豆、觚、双联罐、勺等。其中的长锥足鼎独具特色，敛口浅腹，口部有环形耳，圜底下有三个很长的实锥足。鬲为敛口短颈，口沿上有两个鼠形小耳，裆部较平，下有尖锥足。双系壶为小口短颈，鼓腹圈足，肩上有小环耳。豆的盘中接连一浅腹罐，双联敛口圆腹、平底，盖呈半球形，两罐的腹部由两条平行梁连接在一起，顶上各有一个马形钮。勺的柄呈“丫”字形，柄作男性器形。
战国虎噬羊纹青铜饰牌
这些青铜器主要表现了本土的地域特点，同时不乏中原文化因素的影响。如南山根出土的柱足鼎、蹄足鼎、双耳簋、簠及其花纹，镜、柳叶形矛，夏家店12号墓出土的二穿戈，平泉东南沟出土的等腰三角形锋的戈，都是在中原地区常见的式样。南山根出土的双系壶、觚、勺、斧、凹腰柳叶式矛、凹腰柳叶式剑，弧背凹刃刀、盔以及车马器等，都是受到中原文化影响而铸造的变体器物；长锥足鼎、鬲、双系壶的形制，也见于赤峰红山后的陶器中。双联罐、豆、盾、各式剑及其花纹、剑鞘、三刃镞、镐、锄、大部分车马器和各种饰牌，都具有独特的地方风格。
根据史书记载，这一地区在西周到春秋是山戎的活动区域。《史记·齐世家》记载齐桓公北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齐世家》也记载山戎侵燕，以及燕不能支撑，求救于齐。由此，可推测使用这些青铜器的主人或许是山戎、东胡部族。
二、晋北、陕北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
齐桓公像
在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和宁夏、陕北、晋北等地，通过田野考古发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青铜器群，它们皆以各种各样的动物纹样饰牌和圆雕动物装饰品为特征，极富地方民俗文化和艺术魅力，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专家认为这些青铜器属于匈奴族文化系统。这些青铜器可以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它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北方地区游牧民族的历史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战国双牛纹青铜饰牌
匈奴族文化系统的青铜器主要包括兵器、工具、车马器具和装饰品4个类别，迄今尚未发现农具和礼器。其中青铜短剑、鹤嘴镐、小铜锤，各种各样的动物纹样和圆雕动物装饰品以及马具最多，最有特色，也最为精湛。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匈奴族文化系统的青铜器，以内蒙古杭锦旗桃红巴拉、乌拉特中后旗呼鲁斯太、和林格尔范家窑子等地墓葬出土物最多最为重要。此外，土默特旗小涧沟门，凉城县毛庆沟和宁夏固原鸭儿沟等地也出土了这个时期的青铜器。
这个时期出土的工具和兵器主要是鹤嘴镐、小锤、刀和短剑。鹤嘴镐又称为鹤嘴斧，一端是扁刃，另一端呈鹤嘴形，中部厚实，有椭圆形銎，以便安柲；圆銎斧，呈狭长的条形，弧刃，銎一端有一短柱状突起；刀为弧背凹刃，柄扁平，后端有孔；短剑颇富特征，直刃有背，剑格突起，扁茎，首一般呈两兽头或鸟头相对形，也有作双环形的。另外还有锛、锥、凿、斧、戈、镞等。戈、斧、镞多为中原式。马具有马衔、马镳、络饰、鞍饰、扁环等。装饰品种类繁多，尤其以带扣、环饰、联珠形饰、鸟兽头形饰，以及动物纹饰牌最为典型，这些饰物往往成组出土，如桃红巴拉的三马纹饰牌和范家窑子的虎咬兽纹饰牌，长安客省庄出土的武士搏斗纹饰牌，呼鲁斯太出土的立鹿形饰牌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典型遗存艺术品，蕴藏了独具特色的地区风貌。
战国双马撕咬纹青铜饰牌
战国后期的匈奴文化系统的青铜器以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玉隆太、速机沟、瓦尔吐沟、杭锦旗阿鲁柴登，宁夏固原杨郎，陕西神木纳林高兔、李家畔等地出土的为代表。这些地方出土的战国后期匈奴文化系统的铜器鹤嘴镐、弧背曲刃刀仍然具有早期风格。短剑略有变化，剑首的双兽或双鸟头相向形，变成了双兽或双鸟头连成双环或单环形。
战国铜鹿
装饰品中的饰牌较前期发达，有几何纹饰牌、鸟纹饰牌、马纹饰牌、涡纹扣形饰牌，种类繁多，式样各异。其中最为讲究的是动物纹长方形饰牌，有浮雕，有透雕。动物纹的种类有马、鹿、虎、盘羊、狼、驴、鹰等，以鹿为最多。它与同期的金银动物纹饰牌的风格完全一样，富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其中属精品的有呼和浩特附近出土的盘羊饰牌、屈足鹿饰牌，内蒙古博物院收藏的双虎夺鹿纹饰牌、鹰袭鹿纹饰牌，以及固原杨郎出土的虎背驴纹饰牌等。这一时期最为引人注目的艺术品还有圆雕动物饰件。这些饰件大都是套接在杖首、辕头或装饰车軎，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在圆銎前端做成圆雕动物头像，有羊头、鹰头、鸭头、狼头等；另一种是在方銎座上做成圆雕完整动物形象。动物的种类有鹿、羊、羚羊、牛、驴、马、豹、鹰、兔、刺猬、犬等，神态逼真，形象生动，造型以写实为主，同一种动物姿态各异，变化万千，有静有动，有立有卧，或昂首或低头或嘶鸣或远眺，工匠极其熟练地掌握和捕捉动物的神态，故刻画的动物皆栩栩如生，如玉隆太的盘角羊辕饰、羚羊饰件、鹿形饰件、立兽饰件、立马饰件，西沟畔的鹤头饰，速机沟的羊头饰件、狻猊饰件、狼头饰件、屈足鹿饰件，神木纳林高兔的刺猬饰件，中沟的立犬饰件等。此外，还有单独的圆雕动物造型，如玉隆太的五件雌雄卧鹿、速机沟的四件雌雄立鹿、瓦尔吐沟的卧状绵羊、神木李家畔的四件伏兔等。这些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动物形象，有的还采用了鎏金工艺，高贵、华丽，颇具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是研究古代匈奴族的文化、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的珍贵文物资料。此外，西沟畔等地出土的铜镜、车軎、戈、镞等器物，明显地体现了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
战国龙首匕
上述这些极具地方文化特色的艺术品，是该地区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不朽的艺术杰作。
三、成渝地区出土的青铜器
成渝地区位于四川盆地的中心区域。商周青铜器的主要出土地点有彭县、新繁、成都、郫县、峨眉、峨边、广元、绵竹、广汉、双流、芦山、犍为、重庆、巴县、涪陵、奉节等县市。
巴蜀两个国族的遗物以兵器最有特色，容器和乐器也有自己的风貌。巴蜀式兵器中的戈、剑之类的形制，有着强烈的模仿西周早、中期或更早时期的兵器的倾向。如以戈为例，有长条形有阑直内式、阔援有穿直内式、阔三角形援直内式、狭援甚阔本直内式、兽头援本长胡直内式、狭援长胡直内式。只是因为形制相传的年代久远，所以才会或多或少地有些变样，总的来看，当时的铸造技术还是比较精湛的，有的戈竟然铸造得非常相似，可以鱼目混珠。另外，巴蜀兵器钺和矛也颇富特色。巴蜀式剑有柳叶短式和柳叶长式两种。值得一提的是巴蜀文化青铜器，尤其是兵器上常有的笋形、心形、鸟形、虎形等各种铭记，这些铭记的属性还不太清楚，有的说它是一种符号，有的说它是文字。
商人面铜像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的两座商朝墓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多达900余件，其中立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形面具、兽面具、瑗戈、神树、神坛等都具有地方本土文化特征，其铸造工艺之精湛，令人震撼。另外，还出土了中原地区较为常见的尊、罍、瓿以及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常见的尊。
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的重要特点。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立人像高达2.26米，重180多千克，人像头戴兽面形高冠，身着衣服三层，最外层衣服近似“燕尾服”，两臂平抬，两手呈持物献祭状。这样高大的青铜铸像在商代青铜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同坑出土的大型兽面具宽138厘米，重80多千克，造型极度夸张，方形的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可谓青铜艺术中的极品。青铜神树高384厘米，树上有九枝，枝上立鸟栖息，枝下硕果勾垂，树干旁有一龙援树而下，十分生动、神秘，把有关古代扶桑神话形象具体地反映出来了。
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动物、植物造型为特征。青铜的人头像、人面像和人面具代表被祭祀的祖先神灵；青铜立人像和跪坐人像则代表祭祀祈祷者和主持祭祀的人；眼睛向前凸出的青铜兽面具和扁平的青铜兽面等可能是蜀人崇拜的自然神祇；以仿植物为造型特点的青铜树，则反映了蜀人植物崇拜的宗教意识。以祖先崇拜和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崇拜为主体的宗教观念，构成了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
三星堆出土的这些青铜器，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它们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商代中晚期蜀国青铜文明的高度发达和独具一格的面貌。
巴蜀文化中，一部分青铜器的器形保留了西周早期或更早一些的青铜器的特征，其中有一类是依照原形仿铸的，还有一类是仿造且经过变形的；部分器形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上述两类器物之所以要采用这种形式，可能与巴人参与武王伐商获得殷周型兵器并将其长期流传有关，是小邦国为增大其荣誉而对周文化仰慕的一种表现。
巴蜀出土的青铜容器有鍪、釜、甑等炊器，这些器的耳是用绳索成范后翻铸在器上的。鍪似圜底束颈敞口壶，肩上有一耳或两环耳。釜如敛口的大圆钵，也有两环耳。
巴蜀的乐器有两类。一类是外地传入的，主要是从楚地，如涪陵小田溪出土的一套错金编钟，铸作极精，纹饰特征为楚国器；另一种是形体很扁的甬钟，枚的地位缩得很高，甬上没有旋和干，衡空中设一横梁可悬。这类钟属于巴蜀文化的产物，是变了形的西周甬钟的仿制品。
四川彭县竹瓦街窖藏周初的青铜器有罍、觯、尊等，共出的有带穿的戈，这是战国时代巴人的古式戈，这个窖藏应以所出的最晚器的年代来判断入藏的时间。窖藏的器物，说明巴人曾有长期的珍藏商周青铜器的习惯。蜀国青铜器以前发现的材料不多，近年来有重大发现，需要进一步地研究和探索。总之，巴蜀青铜器深刻地体现了周文化和巴蜀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历史遗存。
四、滇、黔地区出土的青铜器
地处我国西南高原地带的云南、贵州，早在东周至秦汉时期就是西南各族人民居住的地区，出土了数量极多的具有浓厚地方色彩和独特艺术风格的商晚期青铜器。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
云南地区发现的青铜器，主要分布在滇池和洱海两个区域。滇池地区青铜器的出土地点有昆明、呈贡、晋宁、澄江、江川、新平、陆良、曲靖、富民、安宁、禄丰、路南12个县市的39个地点。洱海地区青铜器的出土地点有剑川、祥云、大理、德钦、楚雄、元谋、姚安、永胜、宁蒗、巍山、昌宁等县市。这两个区域的青铜器在器形和纹饰上都存在一定差别。滇池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一般种类较为复杂、铸造精致，合金配比适宜，尺寸合度，尤其是器物上的纹饰装饰集浮雕、圆雕、透雕于一体，极为丰富和生动。而洱海地区的青铜器则制作粗糙简朴，种类也较少，且大多数器物上没有纹饰。大坡那出土的器物，有许多是红铜铸造的。晋宁石寨山墓还出土了汉王朝颁发的金印“滇王之印”。
滇王之印
西汉曲管笙
云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种类十分繁杂，按用途可分为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乐器4个类别。
兵器主要有剑、矛、戈、斧、钺、戚、啄、叉、矢镞、箭箙、弩机、盔甲等。生产工具有锄、镰、锯、凿、削、鱼钩、针、锥和纺织工具。生活用具有壶、洗、釜、甑、樽、斗、耳杯、案、盆、贮贝器、伞盖、枕、镜、扣饰、带钩、印章、干栏式房屋模型、动物透雕饰牌等。乐器有鼓、编钟、芦笙等。在这些青铜器物中，许多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反映了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风貌。生活用器中，如盒、枕、贮贝器以及干栏式房屋模型等，都具有地方色彩，此外，随葬品汉铜棺，长约200厘米，宽约60厘米，高约100厘米，形制巨大，颇具地方民俗特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西汉鎏金骑士贮贝器、战争贮贝器，在其盖上，雕铸或镌刻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各种人物形象，场面有祭祀、战争、杀殉、纳贡、上仓、狩猎、放牧、饲养、演奏、舞蹈等，反映了当时滇国的社会状况，是十分珍贵的民族学、民俗学实物资料。云南铸造的铜柄铁剑数量较多，有长的或短的，剑握铸造采用几何形状并饰乳钉纹等纹饰，极富装饰效果，形制优美。铜鼓是中国南方地区的古代少数民族的重器。云南出土有春秋、战国、西汉的铜鼓，其中，汉万家坝铜鼓、石寨山铜鼓闻名遐迩，极其珍贵。此外，滇文化的兵器颇具特色，剑的形制有圆茎宽平格长三角形腊式、圆茎宽平格圭状腊式、收锷无格式、长三叉格式、短三叉格式、三字形格式、无格式；戈有斜勾援有阑式、狭条援宽本式、狭条援甚宽本式、曲援长胡式。其直内戈的内上或援上常常装饰人面纹和几何纹；匕首在握上常常装饰圆雕人像或动物，极具造型艺术。
云南地区发现的春秋至汉代青铜器，在铸造技术方面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从铸铜技术看，已经熟练地使用了陶范法、失蜡法、分铸法、焊接法等技术。此外，云南出土的青铜器中有的还鎏金，颇显华贵之态，如汉人骑鎏金贮贝器等；有的器物的纹饰装饰采用了细工工艺的细线刻纹，彰显细腻华美之态，这些皆充分体现了滇民族的艺术才能。
贵州毗邻云南之处，根据史书记载，在西汉时曾是西南夷夜郎国的地域。青铜器主要出土地点是黔西北的赫章可乐和威宁中水。另外在贵阳、盘县、兴义、普安、清远等地，也发现有少量的青铜器。
就这一地区目前所发现的青铜器的断代来说，上限为战国时期，下限为汉代。在这一时期，青铜器已经广泛应用于生产工具、兵器、生活用器和装饰品等各个方面。出土青铜器的造型、花纹风格，很明显地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如镜、鼎、弩机、鍪、镞、铜钱、印章等，完全是由中原汉文化地区输入的产品；第二类是与云南滇文化中出土的青铜器造型、花纹风格相同或一致，如贵阳、盘县、兴义、赫章出土的锄，威宁、清镇、普安出土的剑，清镇出土的钺，以及戈、矛、釜和鼓改装的釜、镂花铜饰牌等；第三类如威宁出土的戈、剑、矛等，都与四川地区出土的巴蜀文化的同类器物的风格一致。第二、三类器形都具有地方色彩，属于滇文化系统，并受到巴蜀文化的影响。
五、湘、桂、粤地区出土的青铜器
商大禾人面纹方鼎
湖南、广西、广东三省是中国古代“百濮”、“百越”族系的聚居之地，这一地区出土了一大批铸造精湛的商周时期的颇具本土特征的青铜器。其中一部分青铜器，无论是造型，还是花纹、铭文，均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一致，应是来自中原地区的。而另一部分青铜器，在造型、纹饰上，均具有浓厚的地方特征，是当地人在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下铸造的器物。三省区发现的青铜器，虽有一些共同的文化特征，但又因地域和族属的不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湖南的资兴、衡阳、长沙、宁乡、益阳、常德、石门等地，陆续出土了很多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多达四五百件，如商兽面纹提梁卣、豕尊、醴陵象尊、牛尊、桃江金泉马簋、旅父甲尊、四羊方尊、兽面纹铜斧、夔龙耳罍、鱼纹罍、皿方彝、象纹大铙、虎纹大铙、蛙纹大铙、兽面纹大铙、云纹大铙、龙鸮卣、龙凤纹戈卣、三羊纹鬲、虎纹钺、龙纹立斧铜刀、兽面纹瓿等。其中以宁乡一带出土最多。这些青铜器均为窖藏出土，造型奇特，纹饰精美，铸造技术精湛。西周中晚期以后，湖南地区地方青铜文化的特征较为明显，如西周的双索耳圈足簋形器、资兴出土的侈口圜底垂腹高足变形夔纹鼎和直腹雷纹鼎，都是春秋时代仿铸西周早期的越式鼎之器。稍晚出现了立耳盘口鼎，也是越式鼎的一种。此外，还有战国时期的剑、镞、刀等。
广西出土青铜器的地点分布很广，包括桂北、桂中、桂东、桂南、桂西南等地区，其地域占广西大半境，器形有卣、钟、罍、尊、鼓、鼎、剑、戈、矛、匕首、镞、钺、斧、弩机、匜、筩、镜、羊角钮钟、人首柱形器等。
西汉漆绘竹节铜筒
从上述青铜器的造型、铭文、纹饰特征来分析，广西青铜器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器形、纹饰、铭文与中原地区商周青铜器风格一致或相近的，如武鸣全苏、灌阳钟山、忻城大塘、横县镇尤、恭城会加等地出土的商周时期的卣、甬钟、鼎、罍、编钟、剑、戈、矛、匕首、镞、斧、削，贵县、合浦出土的汉代鼎、镜、灯、印章、弩机等，恭城的蛇噬蛙纹尊和菱形几何纹尊，都是春秋晚期时仿铸西周形式之器。第二类是具有明显地方特征的器物，如贺县、象州、德保、恭城、平乐出土的战国各式铜钺及靴形钺，贵县出土的很有特色的汉羊角钮钟、漆绘竹节铜筒、漆绘铜盆以及羽人舞蹈纹铜桶、竞渡船纹铜筒；百色出土的汉铺首衔环蒸馏器、竞渡船纹铜钺；武宣县出土的战国人面纹铜剑；柳州市出土的西周人面纹铜剑、喇叭形铜器；西林县出土的汉鎏金面具、博局棋盘、鎏金铜棺等。同时，广西出土的数量颇多的汉冷水冲型铜鼓、北流型铜鼓、灵山型铜鼓，其纹饰装饰繁缛富丽，鼓面圆雕题材丰富，颇具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西汉铜屋及其纹饰展开图
广西出土的青铜器，从年代上看，商周春秋战国各期器物都有，最早的属于商代晚期。因此，广西地区的青铜文化是以输入中原青铜文化作为起点，在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地发展，因此在器形、纹饰等方面既有中原风格，又有浓厚的本土特色。同时在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融合楚滇文化因素的一种特殊的当地文化在广西兴起，到战国时期发展到鼎盛阶段。到汉代以后，广西的青铜文化与中原汉文化融为一体。
广东位于岭南地区，与广西一样，在先秦以前，这里也是我国古代南方“百越”族系聚居之地。广东地区的青铜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零星的发现，而大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土于墓葬的随葬品。广东出土青铜器的地点有信宜、饶平、清远、德庆、肇庆、四会、广宁、怀集、佛岗、龙川、罗定、惠来、博罗、连平、海丰、惠阳、龙门、揭阳、佛山、广州以及香港地区，其中主要出土地为西江地区，少部分在北江、东江、韩江及其支流两岸。出土的青铜器包括炊器、容器、乐器、兵器、工具和杂器。器形有鼎、罍、鉴、盉、壶、盘、缶、编钟、钲、
广东发现的青铜器，从造型、纹饰特征分析，也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形相同的少数器物，如信宜县出土的分裆盉，口沿外侈，曲管长流，鋬由两个镂孔的夔龙相合而成，面饰夔纹、云雷纹、兽面纹。它的形制与著录的龙纹盉相似。清远出土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铜罍，形制与花纹也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相同，这说明可能从西周开始，到春秋战国，广东地区与中原地区有着文化交流和往来。
第二类是在春秋战国的青铜器中，很大一部分与长江流域出土的同类型器物相似，如罗定出土的折沿直、盘口半环耳、敛口附耳等式，三实足细长外撇的越式鼎，在江苏、江西、湖南等地均有出土，各式剑与岭北流行的式样一致，连平出土的
第三类是具有浓厚地方文化色彩的青铜器。在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中，越式的盘口鼎和斜支足鼎时有发现，有一部分与桂、黔、滇等地出土的有相同的特点，如德庆马墟出土的椭圆形銎的靴形钺，扇形、斜肩、銎部饰勾连云纹钺和铲形钺，肇庆出土的直筒、双附耳、平底的筒、铜鼓等。另外，如清远出土的短剑，刃圆平，柄上有环首，中为方孔，有立像；一件匕首的握上装饰有圆雕人像。
广东地区的青铜文化，是在商末两周时期受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发展起来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同时反映了广东地区的青铜文化与岭北青铜文化相互融合和相互影响。
六、苏、皖、浙、赣地区出土的青铜器
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省地处长江中下游和太湖、钱塘江、鄱阳湖流域，系吴越文化的分布地区之一。
在江西的清江流域，发现了一批相当于商朝早期和中期之际的青铜器，有兽面纹斝、虎耳扁足鼎、兽面纹卣工具和兵器等，并发现了铸造工具和不知名容器的石范。如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475件青铜器，包括青铜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和杂器。特别值得一提的双面神人青铜头像，神情神秘诡异、威严慑人，是巫师贯通天地之神器；鹿耳四足青铜甗，重78.5千克，体形巨大，气势雄浑，奇美诡异，为青铜甗之最大者，有“甗王”之誉；虎耳虎足青铜鼎，把虎的神性和对虎的崇尚表现到了极致，可谓虎之王者，是文物之奇珍，国家之瑰宝；具有温食功能的青铜温鼎，可谓今日流行于大江南北的火锅的鼻祖；伏鸟双尾青铜虎，表现了当地独特的虎崇拜，是商代江西本土文化最具代表的青铜器之一；嵌红铜云纹青铜钺，身巨体重，象征地位的高贵和权力的显赫，是我国现存最早采用错金属工艺的商代器物之一。这些器物既有典型的商代青铜器，也有经后人加工或改造过的，这种器的形制、纹饰既具有本地特色，也带有南方民族独特的创造性，如瓿形鼎、折肩鬲、假腹盘、三足卣、双面神人像、伏鸟双尾虎。其中兵器的形式与陕、晋等地相同。
吴越青铜文化的分布地区，主要在长江以南。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乐器等青铜器出土的数量也不少。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西周康王时代的宜侯矢簋，便是著名的青铜器。丹徒大港母子墩的一批青铜器中铸铭“伯作宝尊彝”的方座簋，更是西周中期偏早之器。此外，还有武进淹城内城河出土的三轮盘、匜及七件句
窃曲纹
在安徽屯溪的墓葬中，出土了铸铭的西周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尊。这些吴越文化特色浓厚的青铜器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模仿西周器，但是形制或多或少已变了形，这是大多数；一类是当时设计的新式样，是少数。第一类的有鼎、簋、尊、卣、双耳扁壶、盘、匜等，器形模仿一般很少能严格地保持西周的式样，鼎为浅腹斜支足；簋为多敛口有肩浅腹双耳式，且双耳有的成为两道镂雕的棱脊；筒形尊腹部鼓出而呈圆或扁圆形；大口垂腹尊器体极阔；卣的肩部特别丰满而使整个造型显得偏高而且臃肿；盘多直口紧附耳和直圈足等，都是不甚精确或很不精确的模仿件。另外，这些器物除个别以外，器壁都比较薄或很薄，这和中原地区西周器乃至春秋早期器是全然不同的。此类仿铸的器，其纹饰没有什么规定的格式，如屯溪卣的纹饰为不太相似的仿西周凤纹卣的式样，鼎类亦是如此，其余大多数器上的纹饰，都是吴越文化分布地区所特有的式样。这些纹饰以屯溪和丹阳出土的器最为集中，主要有以下一些形式。一、传统窃曲纹的变形，同地所出的鼎即有这类纹饰的前型，为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的通行式样；二、窃曲纹的复杂变形和交连；三、双勾式的窃曲纹的变形和交连；四、交连和不交连的变形兽纹；五、棘刺纹，密集的方格状的简单线条中有棘刺状突出；六、动物变形的几何纹等。设计式样新颖的青铜器有盂形器、方缶等，纹饰与以上大致相同。
上述青铜器经过化学分析，含铅量均较高。铸造如此精细的纹饰，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加大量的铅来增加液态青铜的流动性，则浇铸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和春秋晚期至战国的纹饰精美器壁甚薄的青铜器皆含有大量铅的原因是完全相同的。
吴越文化中的青铜器，和巴蜀文化中的青铜器颇有相似之处，有西周早中期的，也有大量东周时代的仿制品，当然也有不依赖于模仿的地区特色浓厚的器物。有很早的器物，也有很晚的器物，但所仿铸的选择标准，都是西周早中期之器物，这也是非常相似的。春秋早中期的吴器，则完全没有地方色彩，与中原毫无二致。经研究证明，吴越文化式的青铜器，一般不早于春秋早期，晚期约在春秋战国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