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溪甜酒
甜酒，古名醴，《诗·周颂·丰年》有云：“为酒为醴，烝畀祖妣。”可见此食在三千年前的周朝已有而且还是祭祀的食品。在今天的鸭溪，甜酒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文革”前，鸭溪魏家甜酒可谓饮誉省内的名小吃。那时，凡到鸭溪来的外地客人，大多要到柴翁路魏家甜酒馆吃一碗甜酒。魏家世代开甜酒馆，到魏明德时卖甜酒已发财，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初被划为“地主”成份。虽说是“地主”，但我幼时所见到的魏明德，一直就是掌勺卖甜米酒的店主人。
“文革”时期，因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准小商小贩个体经营，魏明德被迫加入合作店。之后的十年间，他在合作店里备受歧视和打击。一因“地主”成份而成为“阶级敌人”，二因店里酿制的甜米酒不如过去他在自己家里做的质量好，被视为有“秘诀”藏在心里不拿出来，是“存心挖社会主义墙脚”。店里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也不是凭空诬陷他，他在合作店酿制的甜米酒确实不如私家经营时酿制的好。他个人也承认这个是事实，但他从不承认这是“反动的技术权威”搞什么“阶级报复”，更不是“存心挖社会主义墙脚”。我作为他的友好近邻和晚辈，就此事特问过他，他说这是合作店的原料达不到他的酿制要求。
他在私家经营时，酿酒用水均系雷家坡的井水，糯米是本地精白糯米，而且每缸只酿糯米10斤。我在开办酒厂时，曾将雷家坡井水、陶家园子井水、自来水送去化验，结果表明雷家坡井水的硬度只有6度，是真正的天然纯净水。合作店酿制甜酒全用陶家园子水井的水，此水硬度达27度，而且含硝特重，不宜酿酒。店里用的是糙糯米，每缸酿制五十来斤，发酵温度极不好掌握。如此强人所难，恰如叫太上老君撂开炼丹炉改用开水壶炼丹。
“文革”后，政府虽允许个体经营，魏明德再也没有开店了，这时他垂垂老朽，儿女们都在外地从事其他职业。我问他为什么不教两个徒弟出来，他听后先是笑而不答，接着是一阵苦楚的摆头。
魏家甜酒就此消亡。鸭溪甜酒和其他地方甜酒也就别无二样：在碗则难免成团漂浮，入口是尾酸押舌。一般人不这样看，想必还在甜酒是黔北人家大都可酿制的，魏家甜酒消亡与否无所谓。
魏家甜酒的色香味，是黔北其他甜酒难以媲美的。魏家甜酒从色上讲，其“散籽”度恰如合江开水米花糖，浮在汤面颗粒分明，莹白如玉粒（俗称“化糟”）；一碗热甜酒在手，即有一股蜜香扑鼻；甜酒入口则天然爽口，和荔枝味可有一比：甜里微酸化甜腻，酸在口中不泛酸。甜酸带馨香。这番甜香味，皆从微妙的酿造而来，决不是额外加糖——魏家甜酒店从不在甜酒里添加白糖、蜜糖等甜食。
魏家甜酒因这几个特点引来无数食客。1965年夏天，毛主席长征时的警卫员陈昌奉以山东军区司令员的身份重走长征路，一行人来鸭溪专程到魏家甜酒馆吃甜酒。其时我正在魏家闲耍，听陈司令员说，三十年前吃过魏家甜酒，这次来鸭溪就想再吃魏家甜酒。
《千年古县遵义·鸭溪甜酒》篇说，魏明德抱了一钵甜酒到区公所，去招待陈司令员。此说不实。这是不知魏明德开店卖甜酒，更没到魏家吃过甜酒，道听途说或想当然。在我的记忆里，陈司令员一行不过数人，在鸭溪觅踪极为随便。我们一群小孩可跟可随，不存在“清道封路”，税厅一带是当年红军的活动中心，是陈司令员觅踪的重点，陈司令员一行在税厅寻看一番后，即顺便到魏家甜酒店，像普通客人一样吃了甜酒还付了钱。魏明德卖甜酒有一套精制的餐厨具：青花瓷反口大碗，铜锅，铜勺……煮甜酒的水必用雷家坡井水，甜酒里要佐少许以糯米面做成的汤圆或鸡蛋，若把这些东西拿出甜酒店是挺麻烦且极不道地。更不要忘了，在1965年夏，层层级级的权力斗争在“四清”运动中趋于白热化，干部搞特殊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要挨批斗的。
《千年古县遵义·鸭溪甜酒》篇载，“1958年邓小平来遵义视察，闲谈中还问道：‘鸭溪甜酒还有没得？毛主席都表扬鸭溪甜酒好嘞。’”这是可信的。甜酒本是四川、贵州、湖南的寻常小吃，红军长征时，毛、邓都在鸭溪驻节且不止几天，自然少不了吃魏家甜酒。吃后久而不忘，足证魏家甜酒赛川渝胜三湘。
不管怎么说，一个寻常小吃，能令人如此思念，岂不叫人称道？
魏明德是一位微笑服务的和善之人，其胖乎乎的身材、令人可敬的笑容，和时下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董浩难分伯仲。给人的印象虽说是极随和，但在骨子里也和董浩一样，带着一股执着的敬业精神和高人一筹的手艺，这不仅是我和他作近邻几十年的个人看法，更是他的甜酒饮誉黔北的根本。用《货殖列传》的话来说：“此皆诚一所之致。”
笔者在此提起这个地方小吃，旨在提请现在的风味小吃持艺人，在注重德艺和守望诚信的同时，传承也是一件十分不易的大事。我在《瑞士行》中礼赞卢塞恩的“传统之家”，“传统之家”是一家具有150年历史的私人餐馆，其可贵之处是父传子的厨艺在这150年里一直代代相传，成为世界各地名人品尝瑞士美食的最爱。可谓德艺和诚信代代传承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