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盐入黔与鸭溪
一、从《背盐歌》说起
川盐入黔的情形，就川盐上茅台码头后所费的人力，运盐工人的背盐歌，就是鲜活的纪实——
这支《背盐歌》是背盐巴的脚夫——“盐巴老二”的口头创作，历史久远，在盐路上广为流传，只是没有人给谱曲，人们想怎么唱便怎么唱，有时也就是即兴哼出一二句。
哼着这支歌，人们不禁要问：为何要去茅村背盐巴？茅村的盐巴从何而来？为什么盐巴要运到鸭溪去？运到鸭溪的盐巴又往何处运？等等问题。还得从贵州的食盐供应和需求说起。
我们贵州不产盐，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贵州人所需食盐大部分从四川运入。
据《仁怀厅志》载：“淮浙之盐熬，波闽粤之盐积卤，淮南之盐煎，淮北之盐晒，山东之盐有煎有晒，宁夏之盐刮地得之，解州之盐风水所结，滇蜀之盐汲之于井，黔近滇蜀，独无盐。”
又载：贵州“惟黎平一府引粤盐，余皆引蜀盐”。乾隆元年（1736），川盐运黔设四大口岸，即永岸（四川叙永）、仁岸（贵州仁怀）、涪岸（四川涪陵）、綦岸（四川綦江）。光绪三年（1877）四川总督丁宝桢在向朝廷呈递的《筹办黔岸盐务官运商销折》说：“就黔岸而论，从前川盐行黔，由永宁县前进者为永岸，由合江县前进者为仁岸，由涪州前进者为涪岸，由綦江前进者为綦岸。”
各岸运道分述于后。
永、綦、涪三岸简述：永岸，每月定销十四傤，经永宁河运至叙永县后，分两条陆路运进：一路首运毕节，再由毕节运威宁、水城、盘县等处；另一路首运至大定（今大方县）瓢儿井，再由瓢儿井分发大定、普定、织金、纳雍、郎岱等处。本岸陆运皆人背马驮。綦岸，每月定销十八傤，经綦江河运至桐梓松坎，再分两路陆运，一路运至遵义销区，一路运至正安安场销区，皆为人背马驮。涪岸，每月定销二十傤，由涪州（今涪陵）水运到贵州江口、思南再陆运，靠人背马驮运至黔东各县。
仁岸运道情况：从仁岸引进的川盐，每月定销二十二傤，销量为四岸之最。主要运销贵阳和安顺，分两路主线，一条经鸭溪至刀靶水（六十华里）、刀靶水至扎佐（一百八十华里），扎佐至贵阳（六十华里）。另从仁怀长干山分出一条支线，途经遵义县太平场、金沙县苦茶园和安底、息烽县九庄、扎佐至贵阳，全程马帮驮运。还有一条主线是经打鼓新场（金沙县城）、烂泥沟运至安顺。盐巴从鸭溪运至贵阳、新场运至安顺皆为人背马驮。此二条主线以鸭溪运量最大。各岸傤额是按光绪初所供人口每人每天食盐三钱计算的，每傤重量在自流井起运时为十万零八千斤。
历史留给我们的《背盐歌》，即产生于茅台至鸭溪的盐路上。这条盐路建成至今已有近三百年历史，今人称之为“古盐路”，有人可能会问，这条盐路在哪里呀？怎么没看见呢？告诉你吧，这条路或许就在你的身边或脚下。但现在几乎已经快见不着踪影了，因为有的路段被覆盖在宽阔平坦的公路下面，有的早就融进了耕地，有的虽然还依稀可辨，但已没入荒草野棘之中。在鸭溪附近还可以找出一段来，那就是紧靠鸭溪西面二三里地的豺狗坳。这段路大约有一二里长，石梯与泥面相间，三至五尺宽。这里过去的确是豺狼出没的地方，行人过此，非三五结伴不行。路上石板被人踩得十分光滑，随处可以见到一个个圆形的、酒杯口大小的、足有寸余深的石窝，那是当年的盐巴老二们将背杵钉在石头上歇气，成年累月形成的背杵窝。
二、仁岸水陆交通略说
川盐从仁岸入黔的第一步是水运，即通过赤水河上的运载工具，把四川自流井的盐巴，运到贵州仁怀县的茅台村起岸。
赤水河即仁怀厅河，唐称赤虺河，在仁怀境内段称茅台河。赤水河源于云南镇雄县，流经仁怀、习水、赤水三县后，于四川省合江县注入长江，全程420公里，沿途河道情况十分复杂。如赤水至猿猴河段，滩大水急，河身窄；猿猴至二郎滩段，滩多、滩险；吴公岩有滩堵塞，不能通航，全靠人背；马桑坪至茅台村有两个大滩，河身窄，水陡，船到时必须将盐起一部分上岸，待船上滩后，再把盐巴搬回船上。人运、船运都十分困难。
清以前，茅台河以筏运方式运载盐巴，适应当时贵州地广人稀，经济落后，对盐的需求量不大的自然经济的需求。
清以后，特别是乾隆盛世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发比明朝更快，四川自流井的制盐业尤为发达，欲寻求更广的盐巴销路。临近的贵州省正好成为川盐的广阔市场，因此疏通赤水河航道，使较大的船只能顺利通行，以增加食盐运输量，成为当务之急。
乾隆十一年（1746），朝廷拨银四万两用于疏修赤水河，但工程量浩大，非短时间能完成。一百多年来一直处在不停的疏理中。光绪四年（1878），清政府又一次拨款二万多两对赤水河进行疏理。民国初期至新中国成立，疏理工程一直在进行。据《仁怀县志》记载：被称之为咽喉之地的吴公岩险滩是解放后才由专业航道队炸开的。除政府拨款疏理河道外，清代贵州还设立河工局，在遵义、赤水一些地方购有田产，每年收租数百石，专为打滩修路作开支（此办法民国时废止）。一次又一次地疏通赤水河，在于使赤水河的运输能适应于不断萌发中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客观需求。
赤水河上波涛汹涌，运盐船只往来如梭，船工号子唤声震天。兹录一段以飨读者：
嗨哟啫来！嗨啫！嗨哟啫来！嗨啫！众位船工，嗨啫！要齐心哟，嗨啫！拉断纤索，嗨啫！淹死老板，嗨啫！才有出路，嗨啫！打翻老板，嗨啫！才能出头，嗨啫！……
川盐从仁岸入黔的第二步是陆运。盐巴经水运到茅台码头，全部起岸装仓，等待陆上运输。陆上盐路的建筑同样十分重要。
乾隆时期增设了两条盐路，一条从茅台至鸭溪，一百五十华里；一条从茅台至新场（金沙），同样是一百五十华里。这里只说茅台至鸭溪，这是仁岸川盐入黔的主要通道。乾隆五十九年（1794），地方绅士、社会名流、富商巨贾共同出资并经理修建了这条路。此路起于茅台，沿途经过杨柳村、南坳、烂田湾、石子坝、两路口、蚂蝗沟、怀阳洞、庙林场、鸡拔坎、水渡河、坛厂、明广寺、坛丫口、三十湾、二郎岩、长干山、李村、倒流水、青坑、枫香坝、白腊坎、四牙坝、豺狗坳，终点鸭子口（先为兴隆场）。乾隆之后，从嘉庆到光绪对盐路的修补扩建一直未间断过。路边、桥头，随处可见竖有石碑记载当时修路之事。现在这些石碑有的风化了，大多是被毁坏了的。
水陆盐路沟通后，茅台河上游的最后一个驿站茅台村，成了川盐转运的大码头，每年盐巴中转量达一千三百万担（每担一百斤）。民国之初，仁岸每月有二千三百担盐巴中转。茅台商贾云集，十多家盐业商号集中在这里，如“同仁富”、“同裕厚”、“丰和荣”等。各商号所建盐仓林立，搬运工人装仓、发货、起运，不舍昼夜，热闹繁忙。盐运的带动，使茅台这个小小的渔村兴旺起来，其中酿酒业最为发达，如今誉满全球的国酒“茅台”与盐运不无关系。茅台村成为没有场期日日集贸的所谓“白日场”，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的。
在陆路上搞转运的苦力人，大多用专做的背篼、背架和背桶之类为工具背运盐巴，因为这条盐路比蜀道还难，有的路段真是难于上青天，所以无人敢挑担。从茅台到鸭溪的盐路上，农闲时每天大约有三千多盐巴老二在运盐。他们大多来自川南黔北盐路边的乡间，多数是农村中无地和地少的农民。如果加上船工、纤夫，人数就更多了。盐巴老二们以十多人、数十人不等为一帮，自由结单，由“单头”率领，找人担保，承运盐巴。所谓“单”，说来就是一张纸条，领单叫“领飞纸”，所以人们又把单头称为“飞纸头”。盐巴开出后，这一帮盐巴老二各自根据自身的体力情况，能多背的多背，不能多背的少背，总得把这单盐巴分背完。有的人背一包，即一百六十斤，有的人背三丫，即一包的四分之三，也叫三个或三戥；有的背半包，即八十斤，也叫两丫、两个或两戥；个别劳力强的人可背包半二百四十斤甚至两包三百二十斤。盐巴背到目的地交货后，盐巴老二可获得“脚力钱”，即运费。由于币制的不统一，运费的规定是“以盐运盐”，即以盐巴本身为运费，采用递减的办法。如仁岸从合江运一百八十斤到赤水，只交一百六十斤；运到土城交一百四十斤；到鸭溪、金沙交一百三十二斤；到刀靶水交一百二十四斤；到贵阳、安顺交九十六斤。除了人力背运，还有专业的马帮驮运。十匹、二十匹为一帮不等。马驮运费跟人背同样计算。那时候盐路上运盐人流和马帮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有呼叫声、吆喝声、呻吟声，背杵与石头相碰的“的哒”声，有马匹发出的嘶叫声、马帮铃响的叮当声，还有人或马被摔下悬崖的惊叫声，此起彼伏，一路喧嚣。无论人背或马驮，盐巴不能有任何闪失，更不能隐藏不交，否则必定追究。轻则扣除运费，重则追查责任，直到倾家荡产，也要如数赔偿。地方保甲负有追查责任。民国时期，正式编入运盐队伍的盐巴老二可以免除兵役。
三、说说盐运认商制度
这里，有必要说及盐运的认商制度及执行制度的历史概况。
乾隆元年（1736），川盐入黔四大岸，实行认商制度，即允许私商在纳税之后运销。制度一出，各岸盐商十分活跃，财源广开，国库充裕，人民不缺盐吃，地方安宁。进入清朝中后期，形势发生了变化。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以不法的鸦片贸易为基础，开始侵略中国。到1840年，终于爆发了鸦片战争。道光帝割地赔款，中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时的四川，盐运制度废弛，运销混乱，食盐逐渐为少数私商控制。咸丰年间，贵州境内号军事起，四处杀掠，百姓死亡离散者众，盐的利益垄断在官吏和大盐商手中，造成人民贵食淡食，有的甚至吃不起盐巴。有文章写到：“一般劳动人民，将盐块用绳系着，吃时将盐块放在菜碗中打几个滚，即又捞起，称为吃‘打滚盐’。百姓中有‘吃盐当过年’之说。”
光绪三年（1877），贵州织金人丁宝桢调任四川总督。他深知清朝政府国力空虚，又亲眼见到贵州百姓吃盐的困境。他一面想开辟财源，一面又想着为百姓解决吃盐问题。他认为贵州盐务有整顿的必要，主张对盐业实行垄断制度，进行规范。在当时资金匮乏、厘卡林立和商人串通作奸的困难条件下，宝桢上奏朝廷，请求改革贵州盐务，遂派四川道员遵义人唐炯督办盐务。唐炯又推荐遵义人华联辉协助，在四川泸州设置盐茶督署，在自流井设置官运局，确定官督、商运、商销，招商认销。为保证当时“官督、商运、商销”制度的实行，有十项规定：（1）限定各岸盐商家数；（2）四岸各划销区；（3）杜绝私运侵销；（4）发给盐引；（5）指定运道；（6）规定包口重量；（7）制定各岸盐商组织系统；（8）核定销售盐价；（9）成立盐军安定营；（10）设置河工局。
以上办法实施后，盐运得到规范，每年盐税收入大大增加，各岸盐商不敢明目张胆抬高盐价，给人民带来一定好处。
清政府被推翻以后，民国初期基本上沿袭了清朝的“官督、商运、商销”制度，但时有变化。由于时局复杂多变，战事迭起，直接带来盐务机构的变化和盐制的混乱，官商勾结，相互兼并，囤积居奇，盐价上涨，甚至达到斗米换斤盐的昂贵程度。
以仁岸为例。民国五年（1916），政府取消官督、商运，听凭私商自由贩运。此时期茅台有盐商九家：“丰和荣”、“同仁富”、“祥庆”、“同裕厚”、“协和昌”、“合祥”、“人合公”、“新记”、“华昌”等。其时，政府只管收税，盐价由商人决定，伸缩性极大。民国十六年（1927），周西成主黔政，实行认商制，仁岸盐商十家：“衡厚”、“裕通黔”、“仁记”、“金裕”、“德谦”、“庆丰”、“利记”、“裕兴隆”、“华昌”、“永清仁”等。周西成之后，毛光祥主黔政，仁岸盐商由前面十家兼并变为八家：“四通公”、“裕通”、“利记”、“华昌”、“集大成”、“同盛”、“祥记”、“大成裕”等。民国二十一年（1932），毛光翔、王家烈内战，毛去王来，盐价抬高。民国二十四年（1935），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时，在茅台打开“合裕祥”、“裕利祥”、“永丰裕”、“永兴隆”四大盐号救济民众。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由南京迁至重庆，孔祥熙执掌贵州盐政，仁岸盐商亏蚀很大，遂告歇业，改由大业公司接办（当时大业公司已经占有仁、綦、涪三岸）。大业公司挂出牌子叫“贵州仁边销区官盐运销营业处”。其时贵州商人认为黔盐应该由黔人办，起而与“大业”作斗争。经过几番周折，“大业”的背景人物孔祥熙才不得不让出仁岸，交由贵州商人经营。“大业”撤出仁岸后，仁岸总商号定名为“利民”，但仍挂用原来的牌子。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冬，“贵州仁边销区官盐运销营业处”的牌子挂到了鸭溪场，营业处迁到鸭溪开展业务。
四、集散之地鸭溪概说
鸭溪，又名财溪、柴溪，道光年间又称鸭子口。乾隆八年（1847），贵州总督张广泗议开赤水河，拟扩大引入四川自流井食盐，以解决贵州缺盐的问题，这无疑给茅台和鸭溪带来发展商机。所以鸭溪场的形成与兴旺，绝非偶然。
鸭溪位于遵义县境之西，紧靠雷家坡脚，迎面是黔北特有的大田坝子大岚田坝，其东面是遵义，南面是贵阳，西面是金沙，北面是仁怀，地处运盐道路的交通中心。在鸭溪场形成之前，其北面二里之外的大银顶南麓，大岚田坝中央先有一条小街叫兴隆场。兴隆场的遗址长百余米，现已被鸭溪酒业公司征地平场挖掉了，其存在的历史时段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可以肯定比鸭溪场要早得多，是古时候这个地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历史见证。街虽然不大，但同样担负了川盐入黔的集散任务。盐巴老二们经过四牙坝，跨过永镇桥（庙阁以西跨后水河的石桥，建于康熙四十三年即1704年），进入兴隆场后，将盐巴交仓入库。由盐巴老二重新组帮结单，人背马驮，从兴隆场出发，分两路承运转销。一路途经鸭子口、小平桥（蔚文桥）、石板场、刀靶水，沿川黔古道过乌江、经扎佐上贵阳。也有盐巴老二直接从茅台村经鸭溪口背去贵阳的，全程四百五十华里。另一路途经凉桥、七里沟、平阳坝、巷口场、泥桥，从西门入遵义城。
鸭子口与兴隆场相距二里许，盐巴从四牙坝运去兴隆场再运到鸭子口，显然多绕了一段路程。由四牙坝经豺狗坳去鸭子口上贵阳更为捷径。于是鸭子口渐为兴盛，附近建起了马店、客栈与盐仓，逐渐形成街道，但不知从何时起称“鸭溪口”。这大概就是鸭溪场的最初形成。这一来，盐巴老二们从豺狗坳背着盐巴过来，可以不去兴隆场而直接到鸭溪口；运去贵阳、遵义的盐巴也开始在鸭溪口发运。随着经济发展，鸭溪场规模不断扩大，兴隆场的集散地位与作用逐渐被新的鸭溪场所取代。咸同年间，号军来扰，兴隆场渐成废墟，留下的只是石块、瓦砾与传说。鸭溪口的产生是历史的跨越，是资本主义经济在鸭溪萌芽的象征。
民国二十四年、二十五年（1935、1936），贵遵公路建成通车。随后，民国三十五年（1946），衔接贵遵公路的鸭溪至马家湾段公路亦相继建成通车。至此，鸭溪向贵阳遵义运销食盐及货物，可以不用大量的人力畜力，而是用汽车直接运去。去贵阳的公路从鸭溪经马家湾、刀靶水、乌江、息烽、扎佐至贵阳，去遵义的公路从鸭溪经马家湾、忠庄铺至遵义。老路从此不再繁华。
川盐还可以从鸭溪运金沙经烂泥沟销安顺。原来从茅台村、梅子坳、鲁班场、五马口、岩孔至金沙的老路，也渐渐萎缩。
关于鸭溪的盐号，说法不一。清末至民国，前后大约有十余家。民国初期，比较出名的是四家，即“永兴”、“太和”、“席兴”、“隆兴”，分别在鸭溪的上场、中街和下场，每月集散盐巴6000担左右。
民国三十三年（1944）冬，仁怀“利民”总号原在茅台村的“贵州仁边销区官盐运销营业处”从仁怀迁至鸭溪，鸭溪所有盐号均告歇业，合并入“利民”。该营业处总揽一切盐运业务。其时匪盗猖獗，贵州省府派有一支武装力量进驻鸭溪，称“盐防军”，负责盐运安全。
随着盐运兴盛，外地商人不断进入鸭溪，鸭溪场成为黔北大阜。早先以江西、湖广移民居多，清末及民国时期多为川籍人士，或经商、或为艺、或授徒，还有传教的洋人。他们把发达地区的农耕技术、经商理念与传统文化带到鸭溪来。把资本转移到鸭溪，搞投资开发；把先进技术转移到鸭溪，发展生产，使鸭溪场镇很快走向繁荣。如酿酒业、织布业、印染业、印刷业、医药业、食品加工业、餐饮业、各种手工业、运输行业，大多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清末至民国时期，鸭溪还是鸦片集散的大市场，无论是产自省内西部的“西土”，还是来自云南的“云土”皆居为奇货。鸭溪街上，客栈、马店、商店、烟馆、茶馆、饮食店鳞次栉比。每遇赶场天，满街人涌如潮，人声鼎沸。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教育文化的发展。清末鸭溪开办了小学，民国时办过中学。一些人文活动场所，如文昌宫、川主宫、万寿宫、湖广庙等相继建立。鸭溪的枢纽地位，适应了盐运；盐运又促进了鸭溪发展，终使鸭溪成为黔北四大场镇之一。
鸭溪附近的乡间，至今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清咸、同年间，号军作乱，白果湾、柏杨杠的人，爬到大银顶上躲避匪患，没有盐吃。夜间人们从大银顶上下来，到兴隆场街上的老盐仓里，撬取盐巴浸渍过的地楼木板，将其捣碎成细块，熬取盐水食用。真是苦不堪言啊！笔者幼小的时候曾经见过川盐。川盐不像现在人们食用的精制食盐那样雪白、精细，而像一些大大小小的青石块，称为锅巴盐，大的有一百多斤，小的如碎石。食用时，必须把它碎成小块或细末。笔者也亲历过缺盐之苦。幼时家贫，吃不起盐巴。没盐时，便叫喊着要盐巴。大人只好寻了一块形、色如盐巴的石头放在碗中滚着说：“有了。”这哪里哄得了！
诞生在鸭溪河梁庄的清代诗人郑子尹在《巢经巢诗集》中有诗曰：
这是对贵州人民自古以来常见到的“断盐”之苦的真实写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首先抓住贵州亟待解决的吃盐问题，从沿海运进大量的优质食盐来，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价钱极为便宜。这从根本上结束贵州缺盐的苦难历史。川盐入黔，到此为止！“一缗两斤弱”、“斗米换斤盐”成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