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赵可君
我的父亲赵可君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读书用功，不管读私学和官学，成绩都十分优秀，长大后教书育人，在老家四川省合江县创办过私立学校，精讲古文诗书。
受新思想的影响，父亲对社会发展很关心，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支持广大青年走革命道路，我的叔叔和他的不少学生就是在他的鼓励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当时贵州的地下工委决定在贵州遵义县鸭溪镇组建一个革命的地下联络站，由我的叔叔负责，我的父亲为掩护他们开展工作，不得不离开合江来到鸭溪。那个年代鸭溪很热闹，是川盐走水路进入贵州的转运站，父亲在盐号上谋得一个职位后，得以在鸭溪立足。鸭溪商业兴盛，是黔北四个发达地区之一，文化教育上略显不足，整个鸭溪场只有一所中心小学。很多学生小学毕业后就在家闲着，要想升入中学很难。父亲感同身受，萌生了办学的念头。在鸭溪，父亲的书法颇有名气，他无偿给左邻右舍写碑文、匾额和各种商业招牌，逢年过节，免费为他们写对联，在邻居中口碑不错。也吸引了一些爱好书法的青年登门求教，他毫无保留地帮助他们，为他们讲解古文诗书。茶余饭后，走访了当时有名望、热爱教育事业的各界人士和那些想学习的年轻人及其家长。在有利的条件下大造舆论。在鸭溪孔庙庆典仪式上，当地文化水平最高者、浙江大学（湄潭）毕业的王鹤年提出办学的想法和思路，父亲当场附议，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支持。在政府的鼎力支持下，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校址就选在文昌宫（即孔庙），鸭溪史上的第一所中学——自强中学成立了。
在一个封建思想残余的社会，女孩子念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父亲四处奔走，试图说服家长让他们的女儿进入学堂，未果。在这种情况下，五婶雷肇中适时来到了鸭溪，这是一个出生在织金县城书香人门第的大家闺秀，也是一个曾在贵阳女中读过书、有着强烈反叛意识的新女性，是当时进步女性的代表。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教书只是五婶的公开身份，她的真实身份是鸭溪地下联络站工作人员。到鸭溪后，她的一举一动很是引人注目，成为当地女青年羡慕和崇拜的对象，她们主动和她接触，五婶则适时地向她们灌输新思想，教她们唱歌，组织宣传队到街头搭台演唱，在五婶的影响下，许多女青年态度鲜明而坚决地到学校报名读书，投入到新教育活动的滚滚潮流中。在我的印象中，肖登群、陈文朝、罗永分、杨家素、周厚儒等人成为新教育的受益者。后来，她们中的部分人成了我的老师。鸭溪没有女中学生的历史得以彻底改变。自强中学也越办越好，在得到当地政府和地下党的支持后，父亲决定在文昌宫后面的大操场前建一个民教馆，这个木结构的房子，一半作图书馆，一半作教室，五婶给大家上音乐、体育课，还教女同学们织毛线、刺绣等女工，同时为她们讲革命道理，引导她们走进步的道路。解放后，这些学生大多参加了革命工作。
抗战胜利后，新一军曾短时间驻扎在鸭溪街上，新一军中娃娃不少，大多操着外地口音。其时，鸭溪街上也有不少年龄小、不能入学的孩子无人管束，家长们尤为担心，生怕他们耍野了心收不回来。五婶在和父亲商量后，决定在鸭溪小学开办幼稚班，这事得到了区长付振华的支持，区政府为此还拨了笔专用经费，开鸭溪学前教育先河。进入幼稚班的孩子学习唱歌、跳舞、拍皮球，养成了勤剪指甲勤洗手的良好卫生习惯，也学会了必要的礼貌常识。
在父亲和五婶的教诲下，我们姐妹学习都很努力。解放初，姐姐赵世莲考上北京大学，是鸭溪考上北大的第一人。五婶的儿子赵世朝后来成为定居美国的电脑科学家；出生于鸭溪的赵海燕后来成为美国的生化博士，小弟成为新闻博士，常回国讲学。后来，五婶和五叔随他们的儿女到了美国定居，但他们的心还在中国。四川老家合江希望小学就是赵海燕出资建的，我相信，如果父亲泉下有知，他一定会很欣慰的。
父亲扶贫济困，待人真诚。有几个受伤滞留鸭溪的老红军想开理发店，却因囊中羞涩陷入窘境，父亲出资为他们开了理发店。鸭溪解放时，父亲带领学生和群众到下场口去迎接解放军。初解放，鸭溪匪患猖獗。父亲参加了剿匪反霸，并和解放军一同到土匪窝劝降。他和学生一起下乡搞土地改革。他们的工作队驻在天旺乡的木恩寺，他在庙墙上题诗赞扬土改政策，为山门题写对联赞此间风景独好。后来，我去找过，可惜文革中被毁掉了。
父亲的学生有不少人后来参加了革命工作。那时，在鸭溪的大街小巷，老人小孩都会亲切的叫一声赵老师。
父亲生病时，贵州省长周林曾亲自到医院看望他。
父亲一生劳累。1954年农历正月因病辞世，享年五十四岁。他的死在鸭溪引起了轰动，各界人士都来悼念他，各级领导、生前好友、街坊邻居、农民朋友、还有他的学生都来了。灵堂设在平街，锣鼓队、戏班子自发前来祭祀；老人们在灵堂唱孝歌；穷人、叫花子自发组织起来打莲花落；为了表达对老师的悼念，一个叫张吉的学生用纸扎了一只雄伟的白鹤；王鹤年老师作祭文悼念他在鸭溪办教育的贡献及他生前做的好事……热闹了三天三夜。出丧那天，街上的两个锣鼓队为父亲送葬。
我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感到骄傲！
今年清明，五婶的女儿赵海燕从美国回来给您扫墓了。
父亲，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