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溪工商百年发展及反思
旧时代工商所闻
从鸭溪工商的相关文献看，鸭溪在清季的工商业兴起是依托于黔北、黔中食盐在此集散。据《贵州省志·文物志》、《遵义新志》载，鸭溪自古就是黔北食盐集散市场。在清中期，每月就有6000石食盐在此由人工集散。周祖文《十八世纪及其遗产》载，在清季，“国家将近12%的国库收入来自于盐，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都由（政府认可的）专卖商人管理，他们再把盐税交给国家。”从而防止了食盐走私。所以，食盐集散作为官商专营商品，对鸭溪工商业带来许多商机的同时，工商区位的提升更是不可小看。
鸭溪此时比黔北其他集镇的经济更为发达的是——
纺织印染业十分兴盛。石柜台到陶家坝子的新街、陶家坝子到平街的马家巷子都是织布印染街。前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有一两个碾布的石碾子遗留在这两条街边。集镇工商业循于前店后作坊的生产经营模式，石柜台、陶家坝子、马家巷子及柴翁路皆是棉纱和布匹交易的黄金地段，甸子上和石家湾居民多为纺织印染之家。此外，场镇周边还有不少家庭纺织坊。鸭溪作为黔北的工商重镇，据说有的鸭溪布是作为遵义布的一部份销往西北。其时镇内有寺名嫘祖庙，就是鸭溪纺织成为遵义境内一大行业，为供奉纺织蚕桑始祖嫘祖而建。
据《遵义新志》记载，这时的鸭溪是县内（今天遵义两城区加遵义县）唯一具有千户人口的大集镇。
工商如是发达，常住居民之多，所以成为黔北四大名镇之一。
民国时期，周西成主政贵州，修黔渝公路，为了汽车运盐，1928年，将公路从马家湾开叉支向鸭溪以西的白腊坎，更加凸显了鸭溪的区位优势。鸭溪的运输业、通讯于是得到空前发展，私家汽车、私家电话进入商业行为（详见他文）。进而使工商业更上一层楼的，是鸭溪的工商业务多与省城贵阳往来。
随着公路开通，鸭溪场址即由西向东沿公路扩展，商业中心也逐渐移向平街、税厅、下场东升街一带。在公路开通之初，发生过这样一桩换房故事：胡掌柜的旧房在石柜台对门，生意十分兴隆，刘掌柜的新房在平街邮政所对门，门庭冷落。胡刘两家是亲戚又是同行，刘看重胡的商铺生意好，胡看到刘的新商铺有潜在商机，于是，两家将房屋互换。不过十来年，石柜台一带生意冷落，平街一带的生意兴隆起来，胡刘两家亲戚因之不亲了。这实例足见鸭溪的商业中心在随交通便捷而移动。这就恰如今天的商业中心在从平街、供销社向财溪路、黎明路、迎宾大道北移一样，趋利者都涌到了大路两边。
民国时期，鸭溪的大商巨贾有私家汽车和电话，一般说来是占了地利。但是，我们更不能忽视鸭溪在这时期有一批与时俱进的工商业主，凭着干练的经营能耐和卓越的胆识为鸭溪工商的兴盛增光添彩。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申树青、彭锡章、赵可君、杨丕臣、何清荣、何清华、罗树青、杨民生、王文钦、黄兴凡等。笔者在此提起他们，皆因他们大多是白手起家，从社会苦力到工商业主，靠的是勤奋、智慧和诚信而成为工商界的成功人士，而且大都敬教劝学，不然，其时鸭溪的教育规模就不可能和县城（今红花岗城区）比肩（见《贵州志·教育志》、姜华修《鸭溪教育古与今》、赵世泽《我的父亲赵可君》）。所以，他们的创业精神、从业品质和敬教之举都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新中国成立后，贵州食盐用汽车运输，不再依靠人背马驼。古盐道废圮，鸭溪失去食盐集散的优势。政府从法规上强化禁毒，鸭溪失去了毒品种植制造和集散的市场。“洋布”代替“土布”，纺织业全国“洗牌”又将鸭溪的纺织业“洗”掉。更为可惜的，是一大批具有企业家素质的工商精英，在政权更迭中被迫退出工商业或成其附庸。
市场和人才都失去，也就意味着鸭溪工商发展难以为继。在下一节可看到，解放后三十年间，鸭溪镇不仅无私家汽车、私家电话，更重要的是工商业不堪回首，有制度约束的一面，也有企业自身无能力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与时俱进的一面。
三十年工商所见
本节所指三十年，系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三十来年。
这里着重分析的工商对象是集体企业（私企在这时期已不复存在）供销社、食品站、酒厂等垄断性经营的企业。
我在《敬业精神与实业发展》（《贵州经济报》1994-5-19）一文中曾指出：“垄断企业既无助地方工商业的发展，也无助工商俊才的培育。”改革之初，供销社被个体经营者轻而易举地挤垮，可见一旦垄断不再，饭碗也就不再。这既是社会资源回到合理流通的写照，也是社会体制开始回归公平与公正的体现。
此期的集体企业有造纸厂、竹器社、棕器社、农具厂、运输社（马车）、修配社、缝纫社、印刷厂、油厂、铸造厂、糖果糕点厂、百货合作店、饮食合作店等等。政府把这些企业称为“二轻企业”和“集体商业”，其规模依旧（员工不过二三十人），经营观念也狭隘。由于这些企业基本上是没收民国时的私营企业或“公私合营”而来，资产没有任何扩大，只是企业负责人由政府任命，将原先的工商业主取而代之。这些负责人多为“工农干部”，对企业有一点守成能力，但缺少企业发展眼光和开拓能力。这一点，从下面几例可以证明：
上世纪50年代，纸张隶属卖方市场。鸭溪区及周边拥有造纸资源，鸭溪造纸厂完全可以扩大规模，从手工造纸转向机械造纸，从造皮纸转向造办公印刷书写用纸。可是，该厂的负责人和技术骨干从没有想过扩建和产品更新，甚至该厂在十多年后因既缺资源又无市场而停产时，这些人的头脑里也只有“皮纸”二字。足见制度的解放并没有把这些默守陈规的经济观念解放出来。
在民国时期，鸭溪“荣华酒”不只在省内有“二茅台”之称，在遵义、贵阳长期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解放后，“荣华酒”在省内消失，继之出产鸭溪窖酒。短暂的辉煌后，鸭溪窖酒渐渐丢掉遵义、贵阳市场。上世纪80年代，鸭溪窖酒质量持续下降，再加上假酒的冲击，萎缩更快，销量大减。须知，酒在这时期一直是紧俏货。
到了“文革”时期，鸭溪的“二轻企业”被劣汰或处于劣汰中，鸭溪修配社受遵义市五金公司的扶持转产生产电焊条。据该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私下说，如果该产品产质产量达到五金公司的要求，五金公司将进一步扩大产量，有意在鸭溪搞一个小五金产地。这本是鸭溪工商绝处逢生的良机，但是，没想到修配厂产的焊条，头两批在五金公司聘请技师的传授和监督下，产品获销售者及用户好评，但聘请的技师一走，却一再因质量差而最终被五金公司抛弃。尔后，我时听修配社的员工只怨五金公司苛刻，却从未听到这些人反省自己产品的质量。
“文革”中期，适逢农业学大寨，开山放炮需大量的导火索。造纸厂此时处于瘫痪状态，在上级的指示下，该厂更名为“化工厂”生产导火索。该厂员工吃了两年饱饭，整农田、修水利的高潮一过，又瘫痪下去，再也没有从销路拓展和产品调整上下功夫。
鸭溪鞋厂由鸭溪缝纫社转产而来，生产“北京”式布鞋，由于质量式样可和北京产的媲美，产品由遵义市百货公司包销，因之扩建。可全机械化制鞋机买来后，因管理水平和技术力量难以提升，达不到全机械化的管理和操作要求，从而由内讧导致该厂瘫掉。
上述事例可见，鸭溪的工商业在这三十来年并非没有发展机遇，而是自家没眼光、欠缺拓展能力，才把一个又一个发展良机弄丢。表象究之，是企业自身无能力及时调整产业与时俱进，这样的企业作为计划经济的衍生品，本质上就存在制度制约的一面。
鸭溪是1941年就成立了商会的，其价值体现在维护工商业主的权益，对帮派敲诈和权门勒索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这个商会也随旧政权的终结而告终。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体工商和私营企业是改造对象，也就是政策抑制行业。1952年，鸭溪区工商联合会成立，从《遵义县工商联合会的历史道路简述》可见，区工商联在这30年间没一件维护个体工商权益的事例，对个体工商的发展促进就更不存在。当然，该会也没这方面的权力，它作为行业组织，能做的事，就是为类似“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方面的政治运动对个体商贩展开“思想教育”。个体工商是被视为“不劳而食”的“剥削者”来改造，成为教育对象。这是工商联的工作成绩，因此写进《遵义县工商联合会的历史道路简述》。
一个省内驰名的工商重镇，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遭遇这等折腾，自不再是现实意义的工商重镇。无怪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言道：“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因此，鸭溪“二轻企业”在“文革”期间总体上名存实亡，严重的社会失业形成一个群体，美其名曰“待业青年”，他们成了为公路道班锤石子的劳动大军。基于要生存，通街的老弱妇幼为磷肥厂编草口袋，也可称为一道“风景线”，壮年男丁则作泥水匠或作临工在外求生活。800来人的建筑工匠中，不乏手艺精湛的技师级人才。一到改革开放，这800来匠人均弃手艺而做起商贩和其他来，所以，今天在鸭溪街上难找到一个街上人是泥水工技师。
这就使我们不难察觉，很多人不能正确地理解行行出状元，以致行行都出不来状元。
三十年工商所历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我亲历其中。
改革开放后，鸭溪工商业兴起。商业上，个体经营逐渐将鸭溪供销社取而代之；工业上，因为鸭溪窖酒供不应求，县区乡领导为了经济大发展，倡导建酒厂，于是在一夜之间开办乡镇酒厂达十三家之多，设计规模都在年产200吨至500吨之间。这些酒厂是银行主动贷款给乡里办的，只是建厂不过一年，因银行信贷紧缩，政府在联合名义下将这十三家酒厂划作鸭溪窖酒厂的附属——名曰“集团”。鉴于鸭溪窖酒厂以低于本厂成本价收购这些附属厂的酒，以致这些附属酒厂在鸭溪窖酒厂最兴盛时也是半死不活。而鸭溪窖酒厂更名酒业公司后渐走下坡路，最后，公司一瘫，这些附属厂随之而瘫。这一摊子瘫痪企业虽归政府和银行“兜起走”，可鸭溪工商业从此低迷难振。
改革开放后的鸭溪工商兴起，在这三十年的发展里，主要表现在“一切向钱看”。鸭溪酒厂在这方面特别突出。改革之初，名优酒系社会首选礼品和宴会首选佳饮成社会风气，鸭溪酒厂乘此风，在短短的六七年内由一个三十来员工的小厂壮大成一个二三千人的国家二级企业，产量由年产几十吨发展到近万吨，产品知名度由地方驰名全国。可就这样一个驰名全国的品牌，在三四年内由一个县的支柱产业变成破产企业。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鸭溪酒厂已面临破产，数千名职工眼巴巴的穷等着下岗。国酒茅台打算兼并鸭溪酒厂，这本是鸭溪酒业起死回生的良机，可县里和该公司好歹不从，使国酒茅台转向对习酒厂的兼并。所以，有破产研究者认为鸭溪酒厂是一个很有“骨气”的“贞节”企业。尤其是看到习酒再度在全国畅销，谈起习酒又富甲一方时，有人还讥笑这习酒是“改嫁”了的。
究其鸭溪窖酒的兴衰，窃以为——
1.鸭溪窖酒在上世纪80年代能打响全国，主要在于常务副厂长王福林把握住该厂的发展战略和全国经营攻略，所以在几年内将一个小作坊发展成国家二级企业。王出身商业世家，是一个具备企业家素质的能人。不幸的是，王在将要接任厂长时，病发而英年早逝。之后，鸭溪窖酒在发展上飘忽于“深一脚、浅一脚”的踉跄之步。
2.就管理而言，在高层管理中缺乏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意识，其共同点是没有“产品消费层次定位”概念，这就是为什么鸭溪窖酒在市上只有一个模糊概念：中级酒。由此，可证管理层欠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能力。
3.从产品品质讲，用调制工艺代替酿造工艺，这也是个硬伤。
《千年古县遵义·鸭溪窖酒史话》说：这时“在白酒主管高层和白酒理论界也有一种声音……生产工艺也要改，以最低的成本，创更高的效益”。因此才“用食用酒精勾兑高度白酒”。轻工部相关部门和《消费者时报》为之专函要求鸭溪酒厂立即整改。但市场上流通的仍然是用食用酒精勾兑的鸭溪酒王系列酒。一定的理念抉择一定的未来，这正是鸭溪今天输出的劳动力（打工仔）都在焦虑和明白的道理。
而今，再生的鸭溪酒业在高速路边打出广告，要把鸭溪酒业打造成年产5万吨酒水的企业。不管怎么说，笔者衷心希望鸭溪窖酒再度飘香全国，中华老字号是县内其他企业可望而不可及的，更不要说这里面包含着多少工商干才的创业心血。愚以为，眼下的鸭溪酒业真正需要的是品质的提升和公信力的再塑，这才是该企业发展壮大的关键。那么，重建企业文化仍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课题，而企业文化的着眼点，还在诚信至上。
未来工商之展望
要想从鸭溪工商的兴衰吸取成功导向，鸭溪窖酒的兴衰史至今仍在诉说：着手经济社会的发展，其目光如果就局限在多整几个钱，这个社会既不存在规模经济和持续发展，也挣不来像样的钱。进而言之，规模经济和持续发展的内涵是强劲的文化活力，先进文化所以决定先进的生产力。这恰是我们鸭溪的工商业有所欠缺的，所以，不甘落后的鸭溪人在近十多年里已有不同程度的反思。
将这反思化为行动的，不止是鸭溪小城镇建设、房地产开发和运输业，名优小吃更在追随诸先进。鸭溪在全县乡镇中规划和规模建设都展现出领先气象，其他行业也在逐渐认可企业活力乃企业文化的派生。如今，鸭溪已有规模企业12家，规模下企业60余家，生产经营正常。而且，无论是外来投资者，还是本土创业者，都无一例外地特别重视打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在不断深化企业文化上下功夫。到2012年，全镇工业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均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这，正是鸭溪工商业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