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承纲先生印象
1960年至1964年，我在贵州大学中文系念书。四年间，教过我的老师，至今我都没有忘记，而且对他们有所了解，唯独江承纲先生，我对他虽一直没有忘记，却了解甚少。
当然，作为学生，至少对老师的身材、外貌和授课是了解的。江承纲先生身材高而瘦，总是忧郁寡欢的样子，每每上完课就离开教室，很少与人言语，尤其是对学生。但他的文艺理论课上得很好。对于那些既无实践经验、又无社会阅历的年轻教师来说是无法上好这门课的。记得有位年轻教师的讲义，几乎全抄马列主义、毛泽东论文艺的段子照本宣科，引发学生笑话。他火了，说：“讲毛泽东文艺理论，不抄毛泽东抄谁呀？”可是当时年纪四十多岁的江承纲先生讲起这门课来，学生都爱听，他轻言细语，使人如沐春风，他慢条斯理，让人觉得如数家珍。不知不觉中，五十分钟就过去了。听说，他早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受过马列主义教育，所以上文艺理论课是他的拿手好戏。
而于我，江承纲先生还有特别之处，就是他满口的遵义话，让我听起来如同家人在摆龙门阵。如此说来，江先生是我们遵义人了？不知道，也未听谁说过。我们的老师有外省来的，如张汝舟先生是安徽人，李白华老师是湖南人。开初听他们的课，语言上是有些障碍的。而赵伯愚、李叔元和王应祥等先生是贵阳人，他们的语言一听就懂。唯孟光宇和江承纲两位先生的语言，使我们来自遵义方向的同学倍感亲切。
大学毕业离校后，每遇上留校工作的陈世屏、张德昌等同学，我都要向他们问起我的大学老师，问他们是否康健，是否还能上课？
1968年秋天，噩耗传来。陈世屏同学来遵义出差，告诉了我一个不好的消息，他说：“江承纲先生于四月X日投花溪河自杀了！”他还说：“其原因嘛，大概是历史问题。”那时，对于江承纲先生是否遵义人，我仍不得而知。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我一直纳闷的是，江承纲先生为什么会这样去死？他受到了怎样的对待？他死后，学校又是怎样对待他的？
几年前，我读《遵义师范学院校史》，从中看到1936年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34名遵义热血青年中，有“江成刚”三个字。这是不是就是我的老师江承纲呢？他真是我们遵义人吗？我有些疑心。
近年来，县档案局高其陞君常对我提到江承纲先生。他说江先生就是我们鸭溪镇金刀坑附近岗村口人。我仍有些疑惑，是真的吗？他说，肯定是真的。
最近，其陞要我为老师写点什么，我欣然同意。他还让姜华修君带给我一本杂志《贵州作家》（19XX年第九期），上面有贵州大学中文系徐达先生（也是我的老师）的一篇文章《谦谦君子，离奇人生》，记述了江承纲先生二三事。拜读之后，方才全然明白了我的老师江承纲的大致经历。
江承纲，鸭溪镇岗村口人，大约生于1920年。1936年后，受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在红军长征的感召下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曾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读书，接受过革命文艺教育。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回到遵义。解放初期担任过贵州省作家协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担任过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代理主任，1958年调贵州大学主讲文学概论并担任文艺理论教研组代理组长。
江承纲先生的问题是在关键时刻走错了一步，即他不该从延安私自回遵义。在回来的途中，遭到国民党马步芳的拘捕和逼供，年轻的江承纲并不知道党的任何机密，马步芳释放了他。没想到江先生竟因此落了个“叛徒”的罪名，在“文革”中受迫害而死。
还好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江承纲先生的问题结论为人民内部矛盾，受到了正确的对待。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历来是用一技之长。江先生的一技之长没有得到正常的使用和发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