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珍故里说郑珍
郑珍，字子尹，号柴翁，遵义鸭溪人，有“西南硕儒”之称。笔者就郑珍的幼时家境、迁移之因及成就，针对现有成说，提出不同看法。
家境推敲
郑珍幼时家境，据郑珍《郑学山小传》中说：“谷仓沿着围墙环列若干间，住宅四周花竹药圃数十亩。”但笔者以为《郑学山小传》所言不实，难以自圆其说。
郑珍的祖父郑学山是郑珍十岁时去世的，郑珍十一岁去遵义城读书时，还是变卖郑母的首饰来缴学费的。而且，以后是靠郑母纺纱种植收入来上学读书。这在郑珍的《母教录》和自叙诗中皆有载。郑珍十三岁就不再在遵义城头读书，退学了。《郑珍评传》说：“退学原因不可考，也许是家庭经济拮据吧。”不是也许，正是家中靠借贷过日子，据莫友芝《郑母黎孺人墓志铭》记，其时因借贷遭人暗算，郑珍的父亲郑文清陷入负债境地。
这就告诉我们：郑珍的祖父郑学山去世后，郑珍的父亲郑文清懂医但不善经营，成天嗜酒迷钓，可谓不务正业。坐吃山空，以致不过一两年时间，家境日趋贫困而债务缠身，只能出卖仅有的几亩地。据此推敲郑学山健在时的家境以及在天旺里鸭溪河梁庄（今名荷庄村）大不过就是老房产加几亩田地，也就是河梁庄的一般乡绅兼医生。若是一方富豪，家道再败落，按“大船打烂还有三千钉”的常例，也不致坐吃一两年后就走向举债过日子的境地。说郑文清不务正业，是他不顾医生职业成天嗜酒迷钓，此外，郑文清并无其他败家劣迹，也就是说，郑学山健在时压根就不是地方上的大富豪。然而，《郑珍评传》的祖业记述，可见郑学山在世时是一方富豪——郑家虽自奉俭约，但“学山为人慷慨，有客来访，常杀猪羊款待；临行，贫苦者还赠送盘费。”读这段描叙，除感受对富豪的夸耀外，笔者在想，一个行医持家的中草药医生，就是来个一两桌客人，杀鸡宰鸭再到场上买个一二十斤猪肉——河梁庄距鸭溪场不过四里路，大可叫食客饱吃几天再走，再慷慨再富有也犯不着杀猪又宰羊。
在过去的民间，有可能常杀猪羊的，一是屠夫，二是占山为王的山寨，此外便是吹嘘，郑珍对其家境实际上是一清二楚的。
最为离奇的，是《播雅·郑秀才传》引用《郑学山小传》意，说郑学山临卒，取出大约万两白银的借券烧掉后，对儿子说：“子孙才，能自食；不才，滋害人耳。”此说虽是赞颂郑学山的“美德”，也展示了郑氏不同寻常的富有：有万两银借出者，家中必然还蓄有万贯家产。然而如前叙，家中并无万贯家产。郑学山明知自己死后，孙子的学费并无万全保障，却将上万的潜在的钱成全他人而不管孙子成人与否，这在正常人家的父子交接班中，就亲情的至爱而论，是说不过去的。
在此要指出的是，郑珍《郑学山小传》中有一句前后矛盾的话：“当珍生时，家已非昔。”既然十年前“家已非昔”，何来万两借券？
《播雅·郑秀才传》这个传奇制造得太离谱：忽略了晚清的一两银相当于如今的人民币150～200元，万两白银即是上千万元。一个平民百姓，能有这样大的家当？
有个别文友常拿这两则经不起推敲的传闻夸说郑学山父子德行和富有，我只有一笑应之：其时，遵义城头的名医都不是腰缠万贯者，更不要说一个乡村医生了。当然，国人制造“祖上阔”，自古盛行，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多少吹嘘里，不知人在江湖，慷慨和仗义疏财虽是个人张扬社会名声的一大手段，却是家庭积累的克星，民间所以有“十个疏方九个穷”之说。郑公学山或就属于这类慷慨和仗义疏财者。
在此，我推敲河梁庄郑家境况，旨在究其郑氏迁出鸭溪河梁庄的真正原因，无意穷究相关著述的可疑之处。
迁移之因
郑珍14岁随父母离开天旺里河梁庄迁居乐安里垚湾，亦即由鸭溪迁新舟禹门。这时的郑珍，已读近十年书。其迁居原因，有一种说法，说鸭溪其时赌风盛行，郑母效仿孟母择芳邻而处的风范，于是迁新舟。十年前我去沙滩参加一个笔会，纪念馆的讲解员还拿这些话来自夸。沙滩人如是讲解，是依据《郑母黎孺人墓志铭》说，“时里氛极恶，博道、饰骰、饰囮，反掌牟人巨产……纵酒、啖、博、嚣跃、寻干戈。”这可谓郑珍借莫友芝的笔对天旺里社会风气的直白。
我当时听纪念馆讲解员如是道来，只有暗自好笑。读《中国全史·习俗史》（下卷）和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即可看到莫公笔下所写不过是清末社会风气的一个缩影，乐安里焉能独善？此况，不单郑公没有意识到国家处于没落时代，个别郑珍研究家也没认识到这是时代没落的写照，跟着看“点”不看“面”地抄袭，借以说事，未免促狭。
据莫庭芝《清故处士郑君子行墓志铭》有载：“然溪东西人家，事无巨细，咸咨谋之，里党或亲族争斗、骨肉参商者，必待君至……”这就告诉我们：夷牢溪两岸“里党或亲族”仍有“争斗”，“骨肉参商”，这其实就是世风日下的表现，但还没说成“里氛极恶”。郑氏感受不到，是一家迁乐安里后，因黎家势力，使郑氏社会地位得到转换。这一转换，不单不受社会势力的欺负，还可能被社会势力敬畏，自然也就感受不到“里氛极恶”了。这时回想起在天旺里当弱家时受轻视冷落，必然倍感天旺里的社会风气太败坏了。这，不过是角色转换的不同感觉，不是社会风气有什么差别。
《郑母黎孺人墓志铭》言故里的伤风败俗，不难察觉郑公对故里的愤懑，无视了苦难是培育强人的最佳教材，故认识不到这是故里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恩泽。作为经学大师的郑珍，守其章句，迟于通变是谓遵循道统，但作为诗人的郑珍，却没对故里寄语以移风易俗的关爱和期许，窃以为有负故里恩泽。
因此，郑珍借莫友芝之笔贬写故里的风气败坏并记入墓志铭，只能证明郑公早年因家道衰败而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一员。又不甘示弱而为举家迁移找一个体面的理由来讲，说因鸭溪的社会风气极坏而迁走，算得上最体面的托词。
网上的《贵州名人》说：“郑珍出生在遵义西乡天旺里一个仅有几亩薄田的农家……为了给他提供较好的学习环境，他的父母在一八一八年放弃了西乡的田产，把家搬到东乡乐安里的垚湾，”这里的“放弃”，当是郑珍父母债务缠身被迫“放弃”，决不仅仅是陪子读书。
要是郑母确实因鸭溪社会风气败坏有碍郑珍成长而迁移，按常理应该是郑珍上学时，不应是郑珍退学后的14岁这一年。
结合上述可证，郑珍一家迁离鸭溪的真正原因——
一、家道衰败，郑文清不谙世故，被“阎王债”去家产，不得不迁离河梁庄。黔北人所言的“阎王债”就是《郑母黎孺牟人墓志铭》中所言“反掌牟人巨产”的具体手段。如果郑文清未陷入这个套，就不会由西乡佃东变成东乡佃户。须知，这样的角色转换，无论是谁，都难以接受。
二、郑母说：“我园庐涎是旧矣，奈何必殉子孙坟，馁先人鬼乎！”（《郑母黎孺人墓志铭》）即证明因借贷被族人算计了田产，祭祖的地方都没了。因此，郑珍一家迁居垚湾后，过着租地来耕、结庐而居的佃户日子。佃东变成佃户，毋说心理遭受的打击多么沉重，关键是那时的佃户家子女是读不起书的，因母亲的明智之举使自己享受到良好的教育并最终出人头地，才是郑珍把母亲比作孟母的情结所在。
郑珍一家迁移后和河梁庄族人往来不多。郑珍多年后返故里祭祖坟什么的，寄住点均在场上亲戚唐成杰家（见郑珍诗和唐成杰诗）。这就不难理解郑珍为何自谓“东乡人”，忌言自家是西乡天旺里河梁庄人氏。读《郑珍家集》，郑珍及后人多用明季旧名“水烟田”来代称“天旺里”，要不是《郑珍家集》中的图片有道郑珍的祖坟在鸭溪，只读《郑珍家集》文字，还真读不出这郑氏六代先人的祖墓在鸭溪，也还不明白郑珍出生于鸭溪。
三、有富域可投，这时郑珍的外祖父刚从官场告归，虽是乡里的退休县令，却是遵义城头的名流，更不要说其大舅还是云南的在任知县。更重要的是黎家在沙滩广有田产，可谓富甲一方。
不管怎么说，郑母是英明的，郑珍迁居乐安里后，依附母党享受良好教育，在“学而优则仕”的光环下自然而然地成为遵义府乃至贵州文人圈和官僚阶层的一员。
迁居是郑母明智的选择，在过去叫归宁依附。郑珍依附母党，迁垚湾后，租种他人之地，结庐而居，二十年后又有了自己在子午山的房屋田产。后来的郑珍研究家们谈起郑珍一家迁移原因时，多以天旺里社会风气恶劣来说事，如《郑珍评传》一书淡化了家庭财产争夺与人心险恶。又如《贵州名人》、《沙滩写意》等等文章索性干脆隐去郑文清遭族人算计家产，只说社会风气差是郑母举家东迁的根本原因。事发总由内外因素凑成，偏执一端，必然有失公允和本真。
小成流芳
鸭溪在地理位置上既不“襟三江”，也不“带五湖”，自谈不上人杰地灵。然而在近、现、当代，于行政上有地师级、在军队里有省军级类的人物倒也世代有出，学者、教授、博士、科学家等也不乏其人，大商巨贾更是应时而生。但用孔老夫子的人才标尺来衡量，这些仅属建功立业的小成者，而立言流芳，有一定影响的历史人物，首推郑珍。
这出人才跟出珠宝一样，广产玉的地方非异宝不足为奇，但在不产玉的地方能挖到一块玉却是万分难得的稀奇。郑公属后者，是故里良才，西南巨儒，但为官不大，就任过的也不过从八品训导小吏。同治二年特旨以七品知县分发江苏，因患口腔溃疡晚期（亦说喉癌）未赴任，不是“无道则隐”。郑公以经学闻名于世，名列《清史稿·儒林》，是因著作等身，在世时就享有经学大师的美誉。
谈起郑珍的成就，地方文人都会赞谈起他主纂（莫友芝协助）的《遵义府志》。梁启超先生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赞之为“天下第一府志”。此书一刊行，即在省内受时贤赏识，“或谓府志第一”。可惜这位颇具史才的贤达没在史学方面更上一层楼。我读《清史稿·郑珍传》和《郑珍评传》后，认为郑公若把穷究经学、训诂的精力和智慧拿一部分投放在史学研究上，今天我们提及的郑珍就不啻是地方上研究的名人了。
郑珍名列史册而得以流芳，主要是小学训诂、经学有成。
小学训诂虽是经学的附庸，却是经学家的必修之课。郑珍的小学训诂取向，除说文外，还认定有历史语境的古文字仍有可考价值，为之搜集《说文解字》遗漏的古文字作考作释。这是拓荒之活，一般难有成就。难能可贵的是，郑公一生锲而不舍，即令在贫病交加中也没有放弃这一研究。其小学的“形”“声”“义”说，在当时就影响海内的训诂学。今天，虽说公认的清代《说文》大家中没有郑珍，当代出版的《说文解字》（诠译本）所用五十来家参考资料也没有郑珍的。郑珍说文虽然也不复致用，但《中国文字史》对郑珍说文的引用和认可，足证明郑珍小学训诂的历史性贡献。对此，黄万机先生在《郑珍评传》中已有褒扬，无须再赞。在纪念郑珍诞辰200周年时，我曾作联以颂：
早年间，我翻阅《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时没见郑珍的名，以为是编辞典的疏忽了。郑珍作为经学大师，那上面至少得挂个名。后读《清史稿·儒林·郑珍传》，有道：“珍师承其说，实事求是，不立异，不苟同。”进而言之，郑珍经学多属重复型。如对程朱理学的研究，虽有己见，但循于儒家“道统”，即“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萧绎《金楼子·立言》）以致成为戴震理念的重复，也就不可能从“人欲即天理”去否定程朱理学的欺世之谈。再如对儒家的“仁”，同诸儒一样置身于“仁”的“灯下黑”，看不到“仁者，其弊以愚”，自不可能揭示愚忠正是专制统治所需的工具。诸如此类局限再加上“文字狱”的背景，郑公自不可能在经学研究中获得惊世见地，正是“六经注我”未见“我”。此说，是笔者站在新文化的立场，看到一个没落时代对郑珍治学导向“腐儒只知摘章句”的一面。但是，当我们循于传统文化的道统和封建王朝的政治理念来看，“实事求是，不立异，不苟同”正是郑珍的学术品质的可贵之处。所以，郑公其时作为西南经学家中的引领人，国内屈指可数的学者，使贵州文化及黎氏教育因之得到海内首肯，显然就是郑珍学术对贵州文化的贡献。
黄万机先生对郑珍经学的评赞，立足新文化现有成就论，看似“多多赘也”，但从历史背景去讲，可见郑公引领贵州文化跃上国家级台阶。就文化的展望而言，笔者以为对没落文化的必要研究，至少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和借鉴。譬如，清王朝大搞文字狱，无非是强化“一言堂”，纪晓岚们在“一言堂”之下搞的文化大发展成为文化倒发展，就因“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国语·郑语》）结果也只能像《镜花缘》中的“百花齐放”，不过是号召下的空放罢了。
郑珍诗文，记得在纪念郑珍诞辰200周年时，多少骚人墨客撰文礼赞其诗其文。纪念前贤，一片赞颂，自在情理中。然而承道义说是非，以乡愿口舌尽溢其美，笔者反倒觉得有损郑公清德。
谈起清诗，一句“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钱仲联《论近代诗四十家》）气壮山河。分明是说郑珍诗在清代诗坛首屈一指。事果如此，当是郑珍故里求之不得的。好在郑公等先贤治学诚一，实事求是，耻于自大。其时因地域闭塞、文化落后，视角狭隘，往往病在言有尽则意便尽，故在海内广泛流传的作品不多，全国著名的就更少了。
诗人著名、伟大与否，取决其诗作是否能流传于国内外。这是中国诗坛至今仍在遵循的古规。一首诗要得到广泛流传，不仅仅讲究平仄，更不是用语花哨，明人朱承爵说，诗之真味贵在意境融切含不尽之意，可谓论诗卓见。许多诗人跟我一样明了这个道理却做不到，说到底还是境界不够。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说杜甫是史无前例的大诗人，就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境界，之前的诗人达不到。在“究可哀”的清代，也只有龚自珍这样的高士才有“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惊世之语，境界何等高远。清季黔诗抖不出这动天地、感鬼神的诗语，正是缺乏“吟鞭东指即天涯”的气魄。诗人龚自珍之所以著名而且够格，也就在于这样的诗作在世上广泛流传。
郑珍诗无歌功颂德、无病呻吟、言之无物的馊味，正如其诗所说“文章之妙避直露，自半以下成霏烟”。（《白水瀑布》）然而，士“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钟嵘《诗品》）前些年，钱钟书先生之所以把钟嵘的“诗可以怨”拿来说事，意在士非玩偶。诗正是文人安贫乐道的兴奋剂，郑珍诗可谓这类典型：“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或群，或怨，以乐其和，以表其清，励志洁志，以别玩偶。这，正是郑珍诗及弟悦坳诗的品位所在。
论说，一个经学大师应是一个有历史影响的思想家，然而，郑公治学抱残守旧地迂于道统，也就意味着把学问做死了，这就决定了思想难以深邃。郑公身处时代变革前夜，其思想至死未见一点改革之念，拿黎庶昌在光绪二年（1876）的“万言书”作比，郑公远不如黎公思想先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经学大师的悲哀。也告诉现代道学家：抱残守旧，自无建树。钱穆先生所以强调做学问须做“活的学问”。学问之活，窃以为活在其文传递某种信息的同时，还须传递某种智慧或某种精神。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郑公对中国文字和贵州文化的贡献，是在那个板荡的时代，他作为文化落后地区的儒生堂堂正正地做到国家级学者的份上，引领了当时的贵州文化向全国看齐，这就是《易经》所说的“天行健”。因之才有“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遵义”的历史现象。然而，对这清末的贵州文化现象，今天的遵义人引以为骄傲时，还当追随诸先进——向全国看齐，昨日光环不等于今日依然。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郑珍一家迁离鸭溪是贫困所逼，起因于“族圮”下的族人争夺财产不择手段（《先妣黎太孺人墓表》），与鸭溪其时的社会风气无直接关系，如有关系，这就是家道败落，必受社会歧视和欺凌。但是，社会本质存在弱肉强食一面，虽说弱者必然“被吃”，但弱者不甘“被吃”，世间强弱也就不断出现角色转换，和“丛林法则”所道“狼永远吃羊”是两码事。这，可谓社会的发展机制。据此，应看到郑母东迁有依附更有图强。
一个“族圮”群体虽是助长社会丑恶的温床，但族中财产算计仍是常见的家族纠葛，郑公把家族纠葛转嫁到社会风气，是叫社会代过。只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既是瑕不掩瑜，何忌瑕瑜互见。
《郑母黎孺人墓志铭》再造孟母择邻说，是基于“孝行”增值。这是那时的士大夫们所流行的种德技法，也是那时的士大夫阶层极需要的价值观。那时的士大夫热衷此技，是孝敬上司得从自家的老爹老妈做起。但是，郑母效法孟母之不同处在：郑母归宁起因于家产被族人算计，在河梁庄已无立足之地，是没有选择余地的选择。
二、郑珍经学虽和程朱理学一样已成历史，但不影响郑珍在历史上的学者地位。郑珍诗虽不可与清诗中的上乘比肩，却是一个零落秀士的心迹流露，其中不乏社会溃乱和时代没落的可靠记忆，可谓黔北的历史碎片。
细读郑珍诗文，还可看到一个文人要别于玩偶，清贵的源头还在励志洁志，耻于自大，不把平庸视为经典，更没把花拳绣腿看成天下无敌。
郑公一生“好学也已”，肩挑道义播文化，在说文上拓荒有果，《遵义府志》在全国府志中堪称一流，经学有史载。受到故里虔敬的，当是郑公执着的治学精神和一生清贵。
三、“哲人虽远去，典范在夙昔。”故里鸭溪特用郑珍的号将“场堡”一街命名“柴翁路”。鸭溪在这一百多年来，其他街道大多换过名称，唯有这“柴翁路”一名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这一文化表象，自不是“里氛极恶”之乡能意识得到和表达得出来的。
这份乡里情绵，正是郑珍故里对郑柴翁的最佳纪念。推而广之，凡是社会贡献杰出的乡贤，乡里定有不同形式的纪庸褒赞。
文脉如是绵延，自是这文脉在激励鸭溪人文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