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溪由来闻与说
地名及地理变迁
鸭溪场镇肇起何时，虽无文字记载，却有遗迹可推，“千年鸭溪”之说系今人之说。待考。我以为，鸭溪自古作为黔北、黔中食盐集散市场，只稍考证仁怀古盐道有多少年，鸭溪成集镇也就有多少年。可以说，没有盐运就没有盐道，没有盐道就没有食盐集散市场。一个食盐集散市场的条件，不是任何地方都有的，也不是任何人或组织可以任意设置或改动的。
鸭溪最早的场是天旺里兴隆场，场址在现在的鸭溪中学和杭瑞高速之间大岚的田坝中，小地名葛麻池。上世纪80年代末，葛麻池一带还留有庙阁和建桥碑记等兴隆场遗迹。兴隆场去遵义是走七里沟、平阳坝古道，这也是其时金沙、仁怀去遵义的必经之路。兴隆场的地理优势在于黔北、黔中食盐自古在此集散，地方工商业也就基于这一地理优势而兴盛，因之成为天旺里经济和行政中心。
《千年古县遵义·古镇鸭溪》说这时“场镇居住30来户人家百许人”，应是明代鸭溪的常住人口，据《贵州省志·文物志》载，在清初至中期，每天有200石食盐由人工运输在鸭溪集中与散去。清季每石120斤，每天进出集镇的人，单盐运工人就应在300人以上，征税、管理、押运等常驻人员也应在100人以上，这些人在集镇上都是要食宿的，如是，为之服务的从业人员就决不是30来户人家能搞得下来的，更不要说还有其他工商从业人员和驻军（在清季，“鸭溪汛”即正六品鸭溪常年驻军，民国时的盐防军有“内二警”的一个连长期驻鸭溪）。
据此，《遵义新志》说这时鸭溪是县内仅次于遵义城的千户以上的唯一大镇。应该不假。
咸丰九年（1859），号军由务川凤冈发兵向遵义，咸丰十年攻遵义城未克，便在城周边乡场烧杀掠抢，虾子场、兴隆场便在这场浩劫中先后被焚毁。“旗游烟雾蔽天日，云是黄号贼家营。”“播州二百八十里，只有乐溪属大清。”“万人坟边风雨凄，哀哉死不如鸡狗。”郑珍弟郑悦坳这些诗句，可谓这场浩劫的记实。两年后（1862），太平军石达开部经遵入川，全力攻打乐民城而非西乡最为繁荣的兴隆场，足见兴隆场其时已不成集镇。
兴隆场被烧后，场址南移至今天的甸子上、柴翁路、新街、陶家坝子一带。据说，甸子上、陶家坝子系兴隆场残存的“场尾”，这“场尾”便作为场镇南移的依托。场名亦改称“财溪”。如此南移，场镇更为通达、便捷，亦即这里从豺狗坳西走打鼓新场（今电厂至四桠坝，运煤大道即由这条小路改建而来），北至仁怀，南经安澜桥去懒板凳、经石板去刀靶水上贵阳，东翻马坎直奔遵义城下四川。由此可见交通上已是四通八达。
场镇名称变更，因后水河流经令牌山脚的鸭子嘴是南来北往出入鸭溪的必经之口，故“鸭溪口”之称由此而来并由来已久，而集镇靠近“鸭溪口”，鸭溪之称逐渐习惯成自然。
鸭溪：“鸭子嘴”流溪。小地名“鸭子嘴”由来，是令牌山脚下有一段石河床似鸭子的嘴壳子而名。那座废圮在令牌山脚下古老而大气的石拱桥——蔚文桥，至今仍在叙说当年过客熙攘为利而往的情景。从下场的高坎子到蔚文桥的这段路，正是原样保留的古盐路和当年入出鸭溪口的大道，也是鸭溪街上如今唯一幸存的古盐道遗迹。
史载雍正七年（1729）在此置“鸭溪汛”（正六品驻军单位），如此庞大的驻军，正是基于稳定“改土归流”而设。由此可证“鸭溪”和“鸭溪口”之名至少在清初就有了。“鸭溪”一名在场镇南移之初未作场名，我以为如郑珍诗云：“苞人驱牛鸭溪口，相传邪匪恶鸭声。”这里的“鸭”与“押”谐音，恶其不吉利的就不仅限于邪匪，当是时人对居地纳吉避凶的风水观。
上述变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留心鸭溪来历的本地老者皆可如是道来，笔者据之回忆，遵相关文献整理。
鸭溪由来考证之我见
郑珍、莫友芝《遵义府志》是道光二十一年（1842）刊刻的，其时鸭溪有场名兴隆场，又有鸭溪场，名鸭子口，故在《遵义府志》中有“鸭子口”却见不到“鸭溪”作场镇名。府志主笔郑珍作为天旺里河梁庄人氏，不可能在府志里对故里场名都不了解。也许郑珍离开鸭溪时这场就叫“鸭子口”而不叫“鸭溪场”。所以，我以为“鸭溪汛”和“鸭溪行馆”应视为清初至清中期官方依据小地名定名的国家机构，非集镇名。
号军在咸丰九年～十年（1859～1860）烧毁兴隆场、虾子场，多被地方文史忽略或曲笔阿世。号军，烧杀掠抢的地方匪患，在官府、私家文函及郑珍诗文中均称之为贼，这群人起兵以来竭尽烧杀掠抢之能，不存在“仗义起兵”的内涵。当代有些文章，把号军称为“农民起义军”、“义军”，这是套用当代说史术语。号军自己说是黄号军或白号军，而今天有人硬将它更名“义军”，难免有违史实。也正是因为这类扰民匪患者的存在，才有了鲁屏周一干人大办团练。
幼时听老人们谈的长毛烧杀抢掠，无不是作恶多端之徒。罗定宇先生在《千年古县遵义·邓家营盘散记》中说长毛道浩劫，可谓良知者言。
鸭溪地利宜在可大可小，在小商贩眼里，鸭溪算是好做生意的集镇，商贩所以云集。清季在鸭溪置“汛”驻军，民国抗战时新一军留守处驻鸭溪，皆因鸭溪有军事要塞的地理优势。所以，鸭溪在军事家的毛泽东眼里，是个守可拒敌于四面，攻可出击于八方的军事要塞，红军因之在四面受敌之下，在此进出有三，而且从容驻军一两个月，从而奇迹逢生，这不能说与鸭溪地利毫不相关。然而，我们的地方文史却忽略地利因素没有深入对此进行研究论证。
笔者作为鸭溪人，凭闻作说，旨在抛砖引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