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蒙嘚嘚马蹄声
真没想到,偏处乌蒙山区,历来被视为贫困之贵州中最为闭塞落后的黔西北地带,居然是古代中央王朝开拓边疆、经略云贵的文明脚步最早踏进的地方。
我为自己对这一块地域的历史过于隔膜而抱愧,为它在长久岁月中处于冷落地位而慨叹,也为它未来的开发前景期盼不已!
金秋八月,黔西北已觉凉意袭人。对于旅行,这恰是好季节。我们从贵阳出发,沿着过于苍老的贵毕公路,过黔西县、大方县,到毕节市,又折往织金县,对这条线上的文物古迹作一次走马观花似的漫游。我们匆匆穿行于巍峨的群山之间,徜徉一处处乌蒙山区特有的人文景观,苒苒物华,莽莽古道……倾听历史悠远的回声,品味文明创造史的艰辛与辉煌。那整修一新的气势雄朴的奢香墓,那收藏丰厚的奢香博物馆,让我流连忘返;那远离毕节市尘、躲在大山深处,坐落在藏龙卧虎山岗环抱的大屯彝族土司庄园,更透露出叫人解读不尽的神秘感。庄园门前的拴马石残迹,进门那毁圮的昔日轿房,向来访者显示当年庄园的气派。我们还游览了织金县城精巧的古建筑景点、黔西县彝族民族英雄奢节的“烈姬冢”。这真是一次神思驰骋的文化旅行。
这样的旅行,这两年我经历过三次。省政协宣传文化委员会搞文物考察,去年去了安顺地区、黔东南自治州,这次去毕节。我真成了新冒出来的自告奋勇的文物恋了!确实,几次文物考察,使我愈发觉得,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外部世界对贵州的认识太不全面、太不公允了。贵州不是什么文化沙漠、蛮荒之区。这儿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姿,她是祖国古文明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祖国尽管因有古长安、洛阳、齐鲁、中州,六朝古都等物华天宝而傲视世界;然而,这些都不可能替代贵州多民族多元性的历史文化的独特性。认识贵州省情,不能不认识贵州历史文化;开发贵州丰富资源,不能冷落了难得的历史文化资源。
贵州历史文物,各地有各地的特色。安顺地区以汉族移民和本土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屯堡文化为特色;黔东南以苗族、侗族风情和建筑为特色,又以镇远历史文化名城体现了黔东前沿地带与湘楚文化、中原文化交流汇合,形成贵州历史文化的多色风采;而这次看到的黔西北,则是以乌蒙山区悠久灿烂的彝族文化圈为特色,屹立于贵州多民族文化总汇之中而独领风骚。
对于黔西北彝族历史文化,我是门外汉。但是,就从这次粗粗涉猎、匆匆过眼中,已经够让我强烈地感觉到美不胜收了。如果说,黔西北彝族文化圈有着与贵州其他地区不同特色,又与川西、滇东等著名的彝族历史文化有所区别的话,那么,这儿的彝汉各族人民共同开拓乌蒙古道,促进王朝开边,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可能就是她弥足珍贵的独特异彩。它像一根红线,贯穿于黔西北历史文化之中。这是黔西北彝族文化圈光华照人的亮点,也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和贵州文明壮丽画卷的一段精彩画面!
当我们的祖先在黄河流域热闹异常地演出一幕幕政治军事争雄活剧时,黔西北这块远离中原的地方,还静静地躲在万山丛中,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那时,这里的深山老箐里,不仅盛产史书称为“状甚美”的好马,而且大象出没,还曾有“象兵”参加征战。中央王朝用认真的眼光注视到这块土地,是在秦代。我们只知道李冰父子以修都江堰扬名千古,其实李冰还是一位中国最早的筑路专家。
秦设蜀郡后,便命令李冰及其子,从成都修一条道路直通欲道县(今四川宜宾)。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眼光继续南移。当时中央王朝的政治、军事中心在西北,修通从四川到云贵的道路,便是秦始皇经略西南雄心勃勃计划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于是,就命令常从宜宾修路,向南经贵州威宁,进入滇境,抵达曲靖,全长近千里。由于这一带山高谷深,在峭壁悬岩凿路,“采薪焚石,浇水爆破”,工程艰险异常,所以只开五尺宽的山路,史称“五尺道”。
秦王朝太短促,它的经略大西南的任务,不能不由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继续下来。秦汉时代,川西、贵州、云南这一大块疆土称为西南夷。汉武帝经略西南夷,一面叫文质彬彬的司马相如修西夷路,从蜀中通西昌,南抵云南;另一方面,又派武将唐蒙修南夷路,沿“五尺道”旧址,入毕节,向东深入贵州腹地,达牂牁江畔,直下两广。当时王朝非常重视修路,有一名官员因为修南夷路不力,就被唐蒙问斩于成都。可见修路真乃王朝开边之要务,非同小可!由于秦汉时代中央王朝对西南的经营主要依托四川,所以靠近川南的黔西北,成为王朝势力进入云贵必经要冲。古代文明较早进入此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今,留在毕节地区的文物古迹中,有众多的汉墓。这是汉朝开边拓疆者魂系乌蒙的明证。在奢香博物馆里,我们看到出土文物蜀汉的“坐兽石”“石虎头”,可以遥想当年中土文明南下乌蒙,是以何等的雄姿,威镇边陲!有一口大钟,与人等高,那是明代成化年间的遗藏。大钟下角,有一处被敲破的残孔,那是“文革”“破四旧”的“战绩”。当时此钟曾废弃于垃圾堆中,1981年2月,史学家史继忠、何静梧等人冒雪将大钟挖出,后收藏于大方县文物管理所,现陈列于奢香博物馆。大钟纯系黄铜一次浇铸而成。钟钮姿态横生,造型奇特,似龙非龙,神气活现。史氏认为这是“表现彝族人民勤劳勇敢、刚健雄伟的性格”。钟体的铭文,有的因风雨剥蚀已无法分辨,上部铭文尚依稀可见。全系阳文,有彝文和汉文两部分。中有“朝暮德鸣,以镇一境”等字样。从这口大钟,不仅可以看出当时水西彝族社会的经济水平,而且可知那时佛教早已传入水西。在一块青白色的“马蹄石”面前,我久久端详。那是古驿道的石块,一尺见方,中间被数百年的嘚嘚马蹄留下深深凹陷。我伸出指头轻轻叩之,清脆有声。据介绍,毕节地区古碑刻中,记载修路修桥的最多。其中异常珍贵的是著名的彝汉两种文字合璧的《大渡河桥碑》。石碑原竖于龙场九驿重要通道之一的大渡河口。彝文共达1972字,汉文676字,为研究古彝文之极有价值的石刻。还有那明嘉靖年间的彝汉文《千岁衢碑》。千岁衢是一条开山辟岭而成的天梯险道,人称比之剑阁栈道毫不逊色。这许许多多冰冷的古物,无言无语,却使人似乎得到活生生的生命感悟,仿佛窥见我们祖先披荆斩棘、削崖凿石,创造乌蒙山区文明的艰辛历程。历史巨流卷到了明代,出现了奢香!奢香是以修路留下千古美名的。她修通从贵州水西到四川的路;修通横穿东西的龙场九驿,密切了水西彝族与中原的联系。这些事迹,稍知贵州历史的,大都耳熟能详。在文物考察和阅读史籍中,我深感奢香修路包含很深的意义。它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交流碰撞的积极产物,是落后地区民族主动敞开宽阔的胸襟,愉快接纳中原文明的历史抉择。因此,奢香不仅是一位传奇人物,也是民族精魂,她象征着民族进步之路。
由于历史上西北、东北游牧民族周期性的武装南下,使中原早期的文化中心不断向东南迁移。相比之下,西南的重要性相对减色。所以,唐宋以后王朝对黔西北的开拓较少。但是,到了明代,情况有所变化。鉴于元代忽必烈由川入滇黔直逼南宋后院的教训,使明清重新重视西南。两朝在西南的军事屯兵及政治上的“改土归流”,揭开了中原开发西南的历史新篇。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后就很重视水西彝族。他说:“如水西霭翠不能定,虽有云南不能守也。”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奢香顺应历史潮流,显示出了其远大眼光。她与那些拒绝先进文明、固守一隅、不求开放的短见者相反,明灭元后,她与丈夫水西土司首领霭翠率先拥护明王朝。由于奢香的支持,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明军得以顺利通过水西地区,迅速进军云南,对统一全国起到积极作用。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当朝廷派驻贵州统军的将领马烨不执行朱元璋的民族政策,寻衅将奢香抓去,剥衣鞭打,企图以辱激起各部反叛,以便出兵镇压时,水西四十八部首领“咸集香军门”,“愿尽死力助香反”。然而,奢香以大义为重,不为所动,公开表明“反非吾愿”。一面和贵州宣慰副使宋钦之妻刘淑贞一起劝阻各部首领和民众,一面由刘淑贞赴京报告事情真相。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朱元璋召奢香进京,本着对西南土司的一贯政策,安抚奢香,将马烨召回京师治罪,平息了事态。奢香返回水西后,立即组织力量,从今施秉县境开辟偏桥经水东、过乌撒、达乌蒙的道路;又开辟从偏桥向北达今瓮安、湄潭诸境之道。同时又开龙场九驿于水西境内,全程四百余里,自今修文经黔西、大方至毕节。这样,贵州就有了南北两条、东西一条通道,纵横全省,连接湖南、四川、云南,客观上增进了汉族人民与西南各兄弟民族的联系,对西南边陲的巩固,祖国的统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如今,历史丰藏灿然犹在。以奢香墓为代表的诸多历史文物成为黔西北人民的瑰宝,也是国之瑰宝。不论是她的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历史价值,还是她的教育作用、借鉴作用、科学研究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用战略眼光把乌蒙山区的交通建设提到极高地位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已故的领导人。
在我黔西北之行中,当我走过毕节通向四川叙永的公路,不禁心潮起伏,追思当年这位可敬可亲的人。毕节人民不能忘记,1983年12月31日,胡耀邦同志从泸州坐汽车取道叙永抵达毕节。当时天寒地冻,中央办公厅要他坐直升飞机,他执意不肯;坐火车,他也不干。他说那样就看不到沿途毕节“干人”。他满怀深情地说:“交朋友莫忘交穷朋友,走亲戚莫忘走穷亲戚。”当年我聆听过他的这番很带感情的话语,至今宛如昨日,声犹在耳。那次,他坐车到毕节,感冒发烧,却仍与毕节地区同志座谈。1984年元旦,又抱病乘汽车从毕节到贵阳。路过大方老鹰岩,路面封冻,老百姓形容“凌得像玻璃板亮晶晶的”。靠着在最滑地段铺碎石,车子才艰难地开过去。他在面包车内,双手向铺石子的工人们拱手作揖致谢。这次一位彝族基层干部向我讲起当年情景,禁不住眼角还含着泪花。
毕节地区有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部旧址等革命纪念遗址,这次我们都去参观了。当然,胡耀邦毕节之行,没有留下什么纪念遗址。但是,我觉得,他在毕节人民心中,留下的是无形的丰碑,人民对自己忠诚儿子的长思碑。
那次,耀邦同志在贵阳多次与贵州党政领导同志讨论开发贵州、开发大西南,特别是兴修大公路、发展西南交通的设想。在花溪宾馆的会议室里,我看到他执著地俯身观看铺在地上的大地图,指划着说:“你们看看,你们几个省交界的路,断头路多的是呀!”当时有人答话:“我们贵州断头路就有462公里。”胡耀邦抬起头,眼光明亮,语气加重地说:“西南三省主要干部脑子里要装这个账!”那次,他纵谈了修大公路的战略意义,提出要“公路恋”,要修富民路。
这次我们去黔西北看大屯土司庄园,曾走过从大方到四川纳溪的宽阔的大纳公路,它就是当年在胡耀邦提议下于近几年修成的。在贵州全省领导干部会上,耀邦还引用了两千年前秦始皇进四川的例子,说那时修几百公里栈道,打木桩,两千年前可以做的,现在难道不应该做得更好吗?
去黔西北前,我拜访了贵州彝族学者、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余宏模,他送给我一本大屯彝族土司庄园的主人余达父的《雅堂诗集》。参观大屯土司庄园时,我见到过这个“
雅堂”。那是这位彝族诗人的书斋。室内空荡荡的,尚待陈列。昔日他在这里读书吟哦,以一位“生于荒裔,而耽文学”的少数民族诗人,雍容举步登上当年贵州诗坛。国学大师罗振玉在日本东京金地院僧舍曾为余达父诗集作序。
这是余达父形容乌蒙山区险山恶水的诗句,看出在这环境里,交通状况对一方疆土兴衰之息息相关。黔西北的古道开拓,几经兴衰,都为黔西北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发展之所系,也与中原政治军事大局、全国大环境变迁密不可分。这似乎是无言的古物向今人诉说的一条历史经验。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全方位扩展,随着人们的视野扩大,从全国大局、亚洲大局、世界大局来观察西南的新西南观的建立,西南已不再被视为偏居一隅的边缘地带,而是中国向东南亚开放、走向欧亚的前哨阵地。从地理位置看,西部是欧亚大陆的脊梁,是世界最高的陆地之一。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西部可以称得上“大观园”,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共存,多民族的文化在这里衍生,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这里共处。从经济前途考察,西部是自然资源储量丰富的地带,在资源日渐匮乏的今天,西部这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无疑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充满希望的阳光地带。因此中国西部在世界版图上是制高点,东西方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脚步声都正从欧亚大陆的沿海地区向这里迈进。
党中央以长远的全局的战略眼光,已作出了重视西部开发的历史性决策。
无疑,这是新信息,预示着一个诱人的前景。
前不久,笔者采访毕节试验区,曾见到一位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写的建议书,建议国家从四川隆昌修一条到贵州黄桶的铁路干线。认为这是重建南方丝绸之路设想的一个部分。建议书讲到三国时诸葛亮为开发西南而修栈道;明代奢香开辟驿道,这些都是促进经济发展、稳定西南政局的历史经验。“不同的是,今天已有条件运用现代化手段解决交通问题……”
时光以千年计,以世纪计,流转不息,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文物记录着过去。论古总是为了知今,更为了未来!
如果说,秦汉以至明代,我们乌蒙山区能够出现过五尺道、唐蒙道、奢香道;那么,即将来临的21世纪,难道不会出现辉煌的开发黔西北的前景吗?
当代的乌蒙人,跨世纪的乌蒙人,定将在世界版图的制高点上,用大手笔建造出旷古未有的走向东南亚、走向世界的新的乌蒙路!
1995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