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里的学校
山很高，高得顶住了天。大山的膝盖上，五间青瓦盖顶的土坯房站成一排，半月形的土坝子被踩得溜光，锈迹斑斑的铁片被铁丝吊在一棵桂花树上，四个民办教师，一群燕子般来回飞奔的孩子，这就是三十年前的安家山小学。
地里的庄稼收割完毕，开学的日子也就临近了。在崎岖的山道上，一队队小小的身影排成蚂蚁出征的阵形，背着鼓鼓囊囊的袋子，大小高矮不等的一行人，在暖洋洋的阳光里，忐忑、兴奋、蹦跳着向同一个地方汇集。袋子装着稻子或苞谷，充抵半个学期的学费，学校是收购站，老师们是收购员，他们收下粮食，也收下这些天天在深山里放牛打滚的野孩子，用知识来哺育，用耐心来打磨。
从懵懂婴孩长成七八岁的少年，不是每个孩子都有幸走进那五间土坯房。老师们称量了粮食，还会称量孩子。考核的方式极其简单，仅需用自己的左手绕过头顶摸自己的右耳，或者是用右手摸左耳，以能够摸到为合格，否则将有待定之虞。初来报名的孩子里，有许多没有大名，父母皆大字不识一个，只取得像狗毛、水牯、牛崽、二妹、三妹这样的小名，老师还得负责给这些孩子取一些文绉绉的学名。
报完名回到村子里，被几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孩子拦住去路：“你去报名读书了？”满心欢喜的我挺了挺腰板，眼里闪耀着亮光，炫耀地点头作答。他们脸上露出了深深的羡慕和失落，黯然地退到路旁。我早就知道他们不能去读书的，他们的家里都有着无法缴纳学费的理由，更有着必须在家帮衬的必要。
学校离家很远，远到要以里来计算路程，所以伙伴们每日吃过早饭后结伴同行。我们在山间土路上奔跑，但是经过一段凿在悬崖上的路时却格外小心。路面极其狭窄，偏偏在中途还有一块圆石凸出来，得小心翼翼弯下身子从巨石下穿过，实在让人心惊胆战。崖上的这段路两旁长满了茅草，有调皮的孩子用路边长长的野草拴结在一起，隐藏在茂密的草丛里充当绊马索，也隐藏起无法预料后果的危险。
学校的房子孤零零地伫立在山头，几根黑褐色的木柱极像大山身上几根瘦骨嶙峋的排骨。而四面光秃的操场坝，则是我们释放过剩精力的最佳场所，坝子的边缘爬满了地瓜藤，织一张绿色藤网护着土坎，夏季会结出香甜的地瓜泡。学校的后面长着一丛丛蘑菇似的小松树和皮糙质硬的青冈树。龙眼大小的青冈子，往往被我们摘来做小陀螺。一种笨笨的山蜂会在低矮的松树针上酿蜜，一粒粒白色结晶体让松树的针尖上开满了朵朵指甲盖大小的晶花，撸下来直接丢进嘴里，有一股浓浓的香气和甜蜜。这些资源对于一大群孩子来说，是不够共享的，一直秉承着先下手为强的原则。
然而满山皆有的野生植物，也并不足以提起我们的兴趣。
当校长用石块敲响那块音色低沉的破铁片，几间缺门无窗的教室里，就呼啦涌出一群快乐的笑脸来。
男生扎堆打“本钱”、斗鸡（撞膝盖）、飞拱背儿。其中又以打“本钱”的居多。女孩多参与跳绳和跳板儿，一条粗大的草绳被抡成了椭圆形甚至圆形，可以跳出许多的花式来，双人、多人、单绳、双绳、穿花、跳转，能够想到的花样，就有人能做到，整个泥土操场，一片欢腾。
安家山以安姓村民居多，无形中安姓学生就有了一种优越感，对其他村寨的学生排斥心理很强，因此安姓学生欺负其他村寨学生的事件时有发生。各村寨的外姓学生也联合起来与安家山的学生对抗，从而形成了两个帮派，一帮为安家山的本地帮派，另一个大帮是由各个村寨的学生组成的“同盟军”。几番交火难分高下。安家山的孩子想出了一条控制水源的“毒计”。学生们都没有水壶，一天疯玩下来无不口干舌燥，就会去村里的水井饮水。安家山的孩子们洋洋得意地守着井口收费，每人每次缴纳一张纸作为水费。那缴做水费的纸张，只要是完整的就行，反正也是用来叠“本钱”的，不讲究质量。也有仗义的安家山学生，会偷塞几个“本钱”给平时要好的其他村寨同学，因为不能带头坏了“规矩”，所以有些友谊就转入地下。
上课是最为无聊的事情，我们的眼光大多时候都停驻在墙壁上爬行的蚂蚁上和老师衣服口袋别着的钢笔帽上。一块黑板钉了两条木腿靠在土壁上，老师随时可以借用第一桌同学的高板凳做讲台。下了课，老师们也没有可供休息的办公室，就坐在学生的板凳上抽着呛死人的草烟或是发呆。
在学校不论怎么疯闹，总是不能尽兴，每当玩得不亦乐乎时总被那烦人的破铁片声响催进教室里去，放学理所当然成了我们翘首以盼的美事。
平时不苟言笑的欧老师，因为教学严格且好打学生的板子而引起了“公愤”。他家在学生放学的必经之路上，因此便长期遭受恶作剧般的报复。房前屋后的果子，地窖里存放的红薯，无不被作为掠夺的目标。欧老师及师母无奈，每天于放学之际分别把守房屋的两头。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保住了枣子柿子，他家存放红薯洋芋的地窖，由于离房屋有百米之遥且被一个山包遮挡了视线，损失就十分惨重，有学生跳进地窖里把红薯大包大包地偷出来，终于引起了欧老师的愤怒，他每天手持竹竿，虎视眈眈地守在地窖口，学生们也就消停了几天。
因为有跳进地窖爬不上来的傻小子被欧老师亲自押送回家，屁股被打得开花，“土匪们”暂时收敛了许多。然而，欧老师毕竟是半工半农的民办教师，不能为了几个红薯不管坡上杂草丛生的庄稼，所以受灾情况在短暂的缓解过后变得愈加严重。学生们也学得精明起来，再不干那种被他瓮中捉鳖的傻事了。我年纪小，被安排放哨。其余的孩子们找来树枝、竹竿等物，将一头削尖，直接插进红薯，将其从窖里提起来，十分快捷有效。等欧老师一发现，顿时作鸟兽散。我只管做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强行抑制住怦怦蹦跳的心，悠悠然从他狐疑的目光下走过。在学校我表现尚好，欧老师也算喜欢我，尽管不善表达的他从未当面对我说起，但是从他没有对我举起过教鞭，我早就明了这一点，他当然不会怀疑我也会和那些“报应娃儿”们“同流合污”的。
父亲进了一次城，回来的时候给弟弟买了玩具枪和汽车，给我买了花衣服和一把谁都没有拥有过的花伞。当我在一个细雨飘飘的晨光里，撑开小花伞满怀激动而又故作镇静地走到学校时，一帮屁股上缝着两块大补丁的小子，远远地就开始用手指刮自己脏兮兮的小脸，一边高声叫嚷“新娘子来喽”，一边还推出一个长得清清瘦瘦的小男生，让他来给我接伞（意为接新娘）。他在那帮坏小子半是玩笑半是强迫的怂恿下，真的忸怩着到我面前，伸手来抢我手里的花伞。我猛地把伞收拢，伞尖直朝他的肚子捅了过去，他一声惨叫倒地痛呼。见我发飙，那帮小子顿时跑得一个不剩，此后居然再不敢招惹我。
这样的时光在日月更替里过了三个年头，当新的一季稻谷收进仓，我不再去大山深处那个冬天漏风夏天漏雨的学校上学了。我坐在了城市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听着老师用我听不懂的普通话授课，看着同班的孩子们光鲜的衣着和鄙夷的目光，我开始无比想念安家山的一切。
新的校园也有大大的操场，下课后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跳橡皮筋的、丢手绢、丢沙包的，充满了欢声笑语。而我，孤零零地趴在教室外的栏杆上，羡慕地看着。
进城后第一个期中考试，我考了全班第六。还未来得及欣喜，就被老师揪到了办公室，他不敢相信一个偏僻山村转学来的孩子会考到前几名。他阴沉着脸，严厉地训斥我，要我交代是如何作弊的。屈辱的眼泪汹涌而下，面对我瘦小的身子，他满脸鄙视地拍了我几巴掌，推搡了几下，让我把家长请来。看着老师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看着缩头缩脑在办公室外看热闹的同学，听着她们窃窃的嘲笑，第一次，我有种被抽掉骨头的无力感。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游走于老师和同学排斥和怀疑的目光里，心里翻腾着我要回去的念头。但是我知道，那已是不切实际的幻梦，我开始强烈地怀念安家山小学，怀念每一个我的脚步量过的地方。
回安家山看看，是我埋在心里多年的愿望，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一个人收藏着我的心事，我的秘密。
终于，我回来了，带着我的痴念，还有满心的疲惫。
可是当我沿着新修的水泥路行至学校曾经的所在地时，我瞠目结舌。眼前是鳞次栉比的楼房，平整的路面，哗哗的自来水和砖楼里皱纹深深的老人，一派富裕起来的景象里，我的记忆轰然倒塌了。
我不知道是该欣喜还是悲哀，安家山小学那五间校舍不见了踪影，操场、教室、桂花树都被钢筋水泥淹没了，明晃晃的白瓷墙砖折射着太阳的亮光，黄灿灿的阳光被折射后一片炫白，炫得我直眼晕。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我突然无比深切地体会了贺知章那时的心境。这里已经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知道我飞扬跋扈的童年，也无处安放我的想念。
童年的伙伴现在都分散在祖国各地，在一片片钢筋水泥聚成的“森林”里穿行，而后他们把那些“森林”移植到安家山，留下自己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又再一次返回那些大“森林”里，继续着忙碌的生活。安家山原本那些低矮残败的瓦房现今所余甚少，被挤兑得像林子里长出来的牛屎菌，温暖的灶火被无烟无尘的电磁炉取代，面对一片整齐却冰冷的高楼，我不知道这冰冷会不会渗透了人心。
我正犹豫该不该马上离开时，一个晒苞谷的老婆婆带着一个三四岁左右的小男孩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我上前搭讪，询问安家山小学现今置于何处了，老婆婆豁着牙笑了：“早就没得了，民办小学十多年前就取消了，我家孙孙们都去那边学校读书。”她对着一个方向努努嘴。
聊了一些不着边际的内容后，我突然打算拜访一下欧老师，向婆婆询问欧老师的住址，好半天她才反应过来我打听的欧老师是欧某某的父亲。“死了，好多年咯。”老婆婆一边用木耙子将摊在地上的苞谷犁出一条条纹路，一边漫不经心地回答。
“安××呢？”我问的是曾经被撺掇来给我接伞的那个男同学。
说起安××，老婆婆的眼睛陡然亮了一下，咂吧了几下皱皮橘子一样的嘴，拔高了声调：“也死喽，到广东打工在工地上摔死的，赔了十几万哩！”老婆婆一脸的羡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