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队里的老知青
继胡兄
要忘记和他一起生活的日子是很难的，就像不可能忘记蓝天、翠峦、碧水和阳光一样。他比我大四岁，我习惯称他为继胡兄。
他是最先到我们生产队落户的知青。
说实在的，对于这些到农村的城里人，当时，无论他们的内心怎样的不平，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在心里都产生过几分嫉妒。他们从小吃国家粮，见多识广。到农村锻炼，县里还发给了他们榻花被条。他们拥有牙膏牙刷，劳动布、的确良做成的衣裤，夏天防蚊用的“万金油”，冬天御寒用的“蛋壳油”，连屁股周围和两腿膝盖上的补巴都是用机器扎得圆溜圆溜的。特别是他们吃了我们的粮食，还夺走了我们的爱情，农村姑娘首先看中的是他们，他们毕竟是城市人，最终要回城工作，尽管这些“小白脸”在时代中落难。
我对继胡兄的崇拜之情，始于一个晚秋的上午。生产队长安排我俩上山找木料做犁具，我们走进了那一片森林。秋后的森林像一个老者，平静、沉稳、处处是枯叶，一些隐藏的东西也被暴露，只能偶尔听到几声鸟鸣。我们沿着林间小道穿行，我在前边，他在后边，我一路上挑挑选选，他一路上问这问那，我在厌烦中想摆脱他，觉得不能输给这个从未干过农活的城里人，我轻车熟路，两腿利索，把他落得远远的。我把木料挑选好后，才回头去喊他，可他早没有了踪影。森林里只剩下了我和那一群鸟儿。我只好一个人扛着木料往回走。回到村庄，发现继胡兄手持斧头，正在他砍来的木料上巧工细做，兴高采烈。
没有想到，继胡兄不但会木工活，还会雕龙刻凤。他做的犁像一件根雕，雕刻了一条龙和一只虎，我问他：“你为什么要画龙画虎？”他答：“龙虎不争斗，好汉无着落。”说完后，开心地笑了笑，我在沉默中也点了点头。听说他的木工和雕刻技巧是初中时从一位农村木匠那里学来的。
打那以后，这些城里人的聪明才智，渐渐在我心里留下痕迹。特别是他那幽默的性格，让人容易接近。他喜欢与人开玩笑，即使有人把玩笑开得过火，他也总是笑笑，从不计较，只是习惯性地摸着后脑勺，那笑声温柔而敦厚。
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
那是一个“瓜菜代”的年头，除了饥肠辘辘，似乎一切都没有。在农村，他没做过惊心动魄的事情，很普通，人们对他的看法也很平常，只知道村里有一个很老实，很听话的知青，而他的内心深处却有许多难言之苦。因为政治运动，当第一轮明月挂上他梦中的天空时，他却发出了低微的叹声，从下乡那天开始，他的期望就只有寄托在这个小村庄了。那年月，这个村庄的天虽然是明净的，但夜幕拉开时，却没有月亮，只有满天的星斗。当初，每逢夜晚，只有我伴着他，常伫立在窗前，或走上山冈陪他数着黑色夜空中那密集的群星。
尽管我们的接触颇令我周围的人们感觉几分惊奇，但我时常在为他的前途寻找着希望，特别是他那一头黑发过早地脱落，就像大规模的水土流失，显得如此荒凉。
后来我才知道，他父亲曾担任过国民党军队某部营长，很早就死了，他从小跟着姐姐长大，初中刚毕业，县知青办第一个登记了他的名字。当时，像他这一类人，在白昼越来越强烈的阳光下，自然没有其他知青下乡时的待遇，没戴大红花，没有锣鼓送上车的动人场面。
他的住房独自立在村中的半山腰上，紧守路边。那时，虽然生产队也很贫穷，却把他的房舍做得门面新颖明亮，不遮不掩，真像一户农家。后来我看他太孤独了，每到夏天的晚上，收完工，除了看公社电影队在村中轮流放映的电影外，其余时间我便领着一群年轻人常聚在他的家里吹牛。天长日久，我们的年龄虽然参差不齐，却成了一个无形的整体。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家开始听他讲故事，他讲的大都是城里发生的人和事，还有从书本上看来的，有些故事很动人，深深吸引着我们。那时，我们这群年轻人，都把自己蜷缩为一支香烟，整日地吞吐着那段时光，他是我们唯一的知己，我们只要一天没有和他在一起，心里总是痒痒的。他对人热情，家里无粮，也设法招待我们。他的锅里差不多每天都弥漫着红苕的味道。记得有一次，他讲《水浒传》中的宋江，嘴里滔滔不绝，就像老师给学生上课，一讲就是一个时辰，把“宋老革命”歌颂得要死。讲者无意，听者有心，那年月又恰逢“批林批孔批宋江”，不知是哪个该死的家伙到公社团委书记面前打了小报告。后来公社开全体团员会，他挨了批斗，还把他父亲的历史联系起来批，团委书记说：“宋江在日本鬼子面前投了降，毛主席劝他多次，他都死不悔改。这个大汉奸，连毛主席他老人家都看不起，你这个小小知青还去歌颂他，莫非是你父亲与他有往来？”弄得台下一阵哄堂大笑。可他却缩在一个角落里一点也不敢吭声。那次要不是一位区委副书记保他，恐怕至少要把他押送到全区范围内的批斗台上。
此后，他门前的年轻人渐渐少了，只有我俩相依为命。他在孤独中淡泊人生，争取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为了真正能在那片广阔天地里“脱胎换骨”，他像淤泥中的荷花，选择在枯草丛里，从冬天的瘦枝败叶中间俏拔而出。他很快学会了犁田、插秧和一些精耕细作的农活，和贫下中农拉近了距离，每天像“愚公”一样地劳动。生产队要修大寨路，造大寨田，我俩理所当然地加入其中。一天，我们提前到了工地，我将盛满的一挑泥巴，大约二百斤，摆在他的面前，嘲笑他没有力气挑起来。他不服，定了定决心，弯腰用力，由于他把它想得过重，劲使大了，腰部猛一颤动，我听见了他那骨节的响声，这一声响，让他在医院整整待了一个月。伤愈后，为了加强锻炼，每天天还不亮，他就早早起床，肩担两只水桶，从山腰的水渠担起一挑水，来回三百米坡地，右肩膀担不住了，试试左肩膀，日复一日地磨炼。后来他全身增加了不少力气，挑担也自如了，还成了生产队的强劳动力。他的这一事迹，还得到了区委副书记的口头表扬，领导的亲自表扬使他激动了好一阵子。
1977年，那些历史清白的知青大都回城了，有的参了军，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分在自己想去的单位，我也离开了农村。继胡兄是最后一个回城的。他被分配在一家快要倒闭的集体所有制单位。而今他虽然下了岗，日子清贫，但他常提起那段往事。去年春节，我俩还专门去了他曾住过的地方。可当年的住地已成了废墟，藏在一片杂乱的草丛中。听说是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整体坍塌的，断裂后的梁柱和破碎的砖瓦已被人捡拾净尽，在后来没人住的岁月中，运往别处派上了用场，只留下了一堆仅有脚背高的黄土屋基。残垣断壁之间，尚能寻见当年的痕迹。
德贵
我们是同龄人，我常叫他的小名——德贵。
那时，刚踏出校门，我就任大队团支部书记，在那间并不宽敞的队部办公室里，第一次参加组织生活，就是讨论知青德贵的入团问题。
初上任，不太了解情况，只知道他是随父母下乡的，在审核他的入团申请时，似乎一切都较顺利，可就在政审一栏卡了壳。其实，早先我就想到，凡是全家从城镇下放到农村的，政治上或多或少都有些问题。果然，他的表上这样填着：1945年父亲任过两个月的伪保长。母亲的兄弟1960年在某大学被划为“右派”……尽管一些人根据他的一贯表现努力争取，但始终意见不一，最后还是把他入团的事又一次搁了下来。
此后，我和德贵渐渐熟悉起来。他说不能入团，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有时我还开导他几句。再后来，我们相处的日日夜夜里，他总是把我当成知己，说他有什么缺点，叫我当面指出，他这句话，好似在我身上生出许多先前未有过的感想来，总觉得他虽然政治上有问题，但为人诚恳，谦虚上进，大队部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第一个推荐了他。
乡村的夜格外宁静，到了黄昏四周就静得近乎苍凉。那时，我们排练节目多半是在晚上，刚刚脱去一身的泥浆，就马不停蹄地打着火把晃晃悠悠地向大队部走去。
我们的宣传队以样板戏为主，每次排练，门前都聚起一群人，观众对样板戏内行的忒多，唱腔念白一招一式都烂熟于心，出不得一点差错，德贵唱功好，唱京剧，细声柔腔，庄重动听，是队里的台柱，观众们都喜欢他，说他是足智多谋的“杨子荣”，又像血气方刚的“李玉和”，总之，演什么像什么，地地道道的正面人物材料。
那阵子，每排一台戏，大都是走马灯似地在本大队各村寨巡回演出。
一天，我们正在村里演出，队里突然接到公社通知，区里要举行文艺比赛，要求节目精干，政治色彩强，要我们抓紧赶排。为争夺名次，我们加班加点，不分昼夜，人人都尽最大努力把节目练好，大队干部看了我们的排练，满意得脸上一片笑容。群众夸我们，比赛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总之，一片赞许声。可是，就在临近比赛的前一天，公社管宣传的干部来了，首先找到我，谈话的主要内容，一是节目中主角重新安排，二是比赛必须要获得名次，为全社人民添光彩。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上午接到上级通知，演革命样板戏，凡是家庭政治面貌不清的，不能演正面人物。听了他的话，当时我真的抓瞎了。队里只有德贵政治上有问题，怎么办，如果顶撞，不但拿不到名次，反而要挨批评，如果执行，节目质量又达不到要求。左思右想，最后还是把他从“杨子荣”换成“座山雕”，从“李玉和”换成“鸠山”，这样匆匆地参加了比赛。
虽然那次得了全区倒数第二，全队人员并不后悔，可德贵的心灵承受的痛苦和精神压力，是不堪言说的，他凭白受那些辛苦与委屈，越想越恨，他没有哭，泪被怒火截住。那晚，区里集中总结，他也没有权利在那里逗留，为了陪他回家，我也请了假，一路上，他的脚步不断踏进泥里，水花、泥浆溅满了鞋袜，他却一点也没有感觉出来，回到家里，已是深夜两点，像往常一样，他妈妈还在那盏孤独的煤油灯下缝补衣裤，等候儿子归来。老人看到我们进屋，打开锅盖，拿出红薯做成的夜宵递给我们，问道：“你们演出拿到名次了吗？”此时，他无法拒绝妈妈的问话，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只是微微点点头，一副笑脸迎向妈妈……
吃完夜宵，我们和衣一头倒在床上，准备休息，我一上床，就欲闭眼，可德贵又坐起来，在床沿边点着一根香烟，并不吸，呆呆地看着烟头上那点蓝烟，忽然一串串的泪终于流了下来，这时，我也不知道该向他说些什么。
那一年，部队征兵，一位首长满意地亲自把我接到部队。
分别，使我和德贵的相聚成为遥远的事。
那个夜晚，月白风清，香飘四野，我们宣传队的一大伙人，在我家里挤得满满当当，吹拉弹唱、笙歌齐鸣，气氛热烈欢畅，在这快活的时刻，我左寻右看，全队到齐，可唯有德贵没来庆贺。
第二天，我胸戴大红花，在一阵鞭炮声中起程，在村口与乡亲们一一握别，回头难舍地向村中张望，忽然在村后的垭口处，德贵直愣愣地站在那里，右手举得高高的，此刻，我猛地推开人群，径直地向他的方向跑去，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都没有更多的嘱咐，但他好像有什么话要说，许是难以张口。我望着他，用眼睛鼓励他，他才压低声音告诉我：“我想报考学校，因为当兵没有我的份。”我肯定地点点头。
他笑了，笑得泪光闪闪。
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一所师范学校，再后来，他又以优异的成绩留校做了一名教师。
岁月流逝，往事悠悠，二十二个风风雨雨的春秋，每当我们在一起回首这段往事，德贵总是一笑了之。
其实，他又有什么可说的？
小李姑娘
初识小李姑娘，是在当年全区一次知青会议上，我作为回乡青年特邀代表参加。
那是一个夏日炎炎的上午，开完会，我和一群女知青在小溪边乘凉闲聊，只见小李姑娘远远坐在一边默默地倾听大家谈论着什么，她不像别人那样表现出分外的惊喜，只是面带沉静的微笑望着我们。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衣着朴素，微黑而透红的脸蛋上显出几分腼腆，一米六几的个子，一条黑油油的长辫拖在背后，真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闺女。
此后，每逢乡场，我总会在街中碰见她，每次她都是身背背篼，手拎竹篮，为她们知青点上承办伙食方面的事务。我对这些城里来的姑娘总是怀着一种既崇拜又嫉妒的复杂心态。一天，雨后的街心泥泞满地，人群拥挤，我领着一伙回乡青年走近她，故意在小水塘里猛一跺脚，水花、泥浆溅满了她的全身，逗得我周围的几个弟兄一阵开心大笑，站在旁边的老太婆见这情景，指着我们破口大骂。然而小李姑娘却一声未吭，只是转过脸来淡淡地看了我们一眼。
打那起，我反而以一种惭愧的心态崇拜着她，最初当然是些漫无边际的想法，只觉得她是一个颇有教养、内涵的姑娘。她的懂事成熟，是与她的家庭背景有关的。她父母都是地主出身，她初中还未毕业就因家庭问题辍了学。
尽管她的家庭历史有问题，我知道我已经暗恋上她了，我也明白我和她绝不会有什么结果，也许她根本就看不上我，而我们在政治上的不同身份，也不能容许我们走在一起。我只觉得每次碰见她，就莫名地精神亢奋，马上极自然地凑上去与她搭话。她们这些城里姑娘，虽让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望而生畏，但我们却心仪已久，我似乎正在走向她，走向真正的爱情和向往的人生归宿。为了使她对我感兴趣，我开始学起城里人来，不再蓄学生头，定期或不定期把自己那一绺浓浓的长发用钳子烧热烫卷，去缝纫社用一块新布把破烂的裤子屁股两边补上两个圆溜溜的巴，衬衣的口袋里也挂上了崭新的钢笔，母亲为我做的锁裤也改成了西裤，大热天衬衣也往裤裆里扎。公社每次放电影，我一进场，没去打听片名或找座位，首先去寻她的身影。只要发现她在哪里露面，我就一股劲地往那里插，挨在她和另一个人的中间坐下或站着。拥挤时，我又使劲地往她身边靠，用半个身子去感觉她，顿时半个身子的血管全都活跃起来，脸涨得通红，心跳得“咚咚”响。通常一场电影看完，仍不知片名和内容。
一个偶然的机会，区里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参加县里会演，我和她同时被抽去队里，我们便有了较多接触的机会。在《红灯记》第三场戏中，我饰演“李玉和”，她饰演“李铁梅”，我们“父女”俩配合默契，居然成了队里的台柱，有人说我俩是天生的一对搭档。每次排练间隙，我们常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在那段日子里，我也知道她已经喜欢上了我，在我面前也越来越大方，有时开玩笑把她惹急了，她握了双拳在我身上轻轻地乱捶，每次都捶得我全身痒痒的。在公众场合，我们都没有更多的表现，只是从对方的眼神中读懂了彼此的密码。我们的那些微妙，像一幅油画，明中有暗，暗中有明，她的心如初放的花蕾，等待着我去采撷。
一个深秋的下午，我们走进了森林边的那块草地，里面长满了半人高的茅草，茅草的茎叶已经风干，变得枯焦，脚踩进去，咯吱咯吱地响。草丛里偶尔见着一些山菊花，小李姑娘最喜欢采摘那些星星点点的菊花，不一会儿就采了一大把。她拿着手里的花朵兴奋地对我说，她从小就喜欢农村，说乡下有淳朴的乡俗，忠实憨厚的乡亲，生动活泼的乡趣，酽醇浓烈的乡情。她要像山菊一样扎根在农村。我问：“你爱我吗？”她点了点头。我看得真切，她羞了，两腮映出了一片红晕。一阵笑声散落在那花丛中，像种子散落在黝黑的土地上，犹如山菊一般娇媚可爱。那天，我们快乐得像一对小鸟，展开羽翎唱着歌，陶醉了山野，陶醉了山野的小路，也陶醉了柔美的晚霞。
可是，就在我们的爱情正含苞欲放之时，悲哀和喜悦同时降临在我的头上。那年应征入伍，我样样合格，就是和小李姑娘的恋爱关系不能过关。政审时，公社武装部长走进了我的家，他说：“小李姑娘家庭成分不好，你不解除婚约就不能参军。”武装部长的话，如霹雳一声，把我震得头昏脑涨，我徘徊在选择的十字路口，与她解除婚约我心疼难忍，不解除我将失去前途。左思右想，最终我还是选择了分手参军。
临行的前一天傍晚，她在我常挑水返家的路口挡住我，眼角噙着热泪对我说：“我的心慢慢会好的，你安心去部队吧。”然后递给我一条亲手钩织的白纱线衣领，说一个人在外洗衣方便些，说完便转身离去。我无言以对，呆呆地立在路口，目送她似乎抽搐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远方。回到家里，我在灯下细看那饱含深情的一针一线，泪禁不住流了下来……
在部队上，我异常苦闷彷徨，像一只孤雁，往于春夏，返于秋冬。我恨她家的历史为什么不像《红灯记》中的李铁梅的爹爹和奶奶那么清白、闪光。我给她写了几次请求谅解的信，但她一直未回。大约她已注定了天涯四处漂泊，后来听说，她与一位家庭成分不好的上海知青结了婚，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过往经历，犹如风雨落花，悄然凋零，飘飘逝去。很多年以后，她回过一次老家，她的儿子亲自驾着“奔驰”车回乡祭祖。她穿戴很华贵，但神态仍像当年地地道道的农家闺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