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逝的花灯
现代音乐已丧失了它的优雅，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源于我对故乡花灯调子的独特感受。它没有现代音乐的噪声与花俏，是那般的古朴、欢快、清朗、健康、吉祥，也是那般的优雅。
每每怀想起家乡的花灯戏，一张张消逝的面孔，仿佛从岁月的陈潭中冒出来，一一闪现在眼前，依旧那般鲜活，那般生趣，他们分别是：摆子公张文，廖公孟怀，张公明星，郑公帮其，王公远禄，田公景云。
一班人都已作古，他们与死于怪病的田公景明一起，创建了周家寨花灯班子，是一群真正的文化草根。他们识文断字，但文凭仅限于乡间私塾；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泥腿子，浑身土里吧唧，但歌舞起来照样风情万般，老树一样的粗手摇起扇子来，照样文气十足，老牛般的嗓子唱起曲儿来，照样幽婉抒情……一时找不到很好的词形容我对他们的印象，总之，他们在戏里戏外全然两种人格：平时隐忍，戏里浪荡；平时沉郁，戏里旷达；平时木讷，戏里神气；平时孤僻，戏里开朗。要是没有花灯，我还没法窥见他们百味杂陈的山里人生。
记忆中，最新跳出来的一个面孔，是田公景云——我的老兵大伯。
“呔——”一声阴阳怪气的大叫之后，他不知从哪里一步跳出来，踩着矮子步，来到舞台中央，一串独白随兴而至：
众大笑。老兵大伯平时笨嘴笨舌，不知他哪来的灵气，编出这般好段子。
幺妹身着花裙子上台，满脸娇羞，踩小碎步，扭小屁股，打蒲扇，那背影的确是一个妙龄女郎的好身段，可一转身，大家差点笑岔了气，因为幺妹原来是一瘦老汉——张公明星！
在一阵欢快明朗的二胡过门之后，张公尖着嗓子，边舞边唱：
伴随着二胡优美的旋律，两个山野老汉，一旦一丑，一文一野，嘻哈打笑，眉目传情。
大伯踩着矮子步，像公牛调情一样围着“幺妹”打转，动手动脚的，形象极为猥琐，冷不丁还凑上去猛亲一口，看热闹的妇女们一边笑一边骂，大伯反而更来劲。
田公景明病逝之后，摆子公成了周家寨花灯班子带头人，俗称灯头。每年正月初五，他就开始组织班子成员进行排练，上述片段，便是我记忆中的一次排练场面。花灯的道具皆为临时手工制作，十二只用竹条和红纸编制的灯笼，里面放着简陋的煤油灯，便称花灯，加上一对铜锣铜钹，两支二胡，就是草台班子的全部家当。
张公当年患肺病去世，第二年，一个十五岁的美少年姚强被训练出来，扮起了幺妹，而众多小孩子的加入，使花灯草台班子的阵容更加强大，小小的我也是从这一年起，成了正式的跟班成员，任务是跟三个少年轮流扛着一盏花灯。
这年正月初八，我们举行了隆重的出灯仪式，焚香烧纸，燃烛祷告，众人一起唱起了《出灯调》：
花灯队伍一行八十多人，浩浩荡荡地从寨子中开出，伴着清新活泼的锣鼓声，十二盏花灯在夜色中飘舞，将寒冷的正月渲染出一片祥和与温暖。
花灯所到之处，户户开门迎接，并以钱财相送，仁义之家放鞭炮、燃花烛、敬香茶、煮米酒、摆宴席，像招待送亲客。花灯分丝弦灯和锣鼓灯，最排场的是丝弦灯，唐二与“幺妹”变着套路，逗出一串串乐子，让人百看不厌，二胡拉出的旋律时而如山间流水，时而如百鸟和鸣，优美极了。大人们婉转抒情地领唱，小孩们扯开嗓子起劲地和，所有人都参与了一台戏，这便是花灯的好玩之处。比如，主人家奉上了烟酒茶，我们小屁孩也有份，个个被烟酒刺激得精神亢奋，便豪情万丈地扯开嗓子唱：
如果主家当年牲口养殖不顺，或者家人有疾，就得替人家扫五瘟，众人一起故意提高声音，吓走瘟神：
俗话说，到哪山唱哪山的歌，这花灯还真有些讲究，唱什么调子得看主人的喜好，慢慢地，我们小屁孩也看出了一些门道。对一般的人家，我们唱《十二月》《扫花台》《开财门》《谯楼打鼓》；对有学子高考的人家，我们唱《求功名》；对摆出燃烛仪式的人家，就要唱《燃烛》；对桌上摆出神像的人家，要唱《敬四神》；对有茶水敬奉的人家，必唱《采茶调》；而对大摆酒席招待的人家，就得将《采茶调》唱出几多花样来，分别是《观音茶》《姊妹茶》《虫蝗茶》《贤文茶》《古人茶》。几个丑角轮番上阵，各显奇才，让我见识了这些山野草民内心非凡的才情：廖公做过大队支书，斯文高雅，神色温和，活脱脱一个土地公公；郑公年轻时曾有过与草寇不清不楚的传闻，但他戏路纹丝不乱，沉稳得像一个正气凛然的将军；王公含而不露，唱词精准，手法多样，俨然一个世外高人；摆子公外表阴沉凶恶，但他歌声如溪水一般幽婉，内心细腻多情，一言一行颇具感召力，无疑是整个班子的灵魂人物。
从正月初八到元宵节，周家寨的花灯班子夜夜歌舞，风雨无阻，玩遍了九寨十八弯，收获了不少的赞誉，也收获了不少的银钱。这些银钱在元宵节上也变成了酒肉，供大家尽情享用。
在一寨人的歌舞狂欢中，十二盏花灯化为灰烬，飘向天庭，而正月的欢乐仍在继续着。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摆子公去世，花灯班子缺少了得力的组织者，一年不如一年，到80年代末，村中青壮年纷纷加入了“杀广”大军，年轻的幺妹也跟着“杀”出去了，周家寨花灯班子便宣告彻底解体。
从此，那一盏盏承载我童年无数欢乐与梦想的花灯飘逝了，一如我山野里五味杂陈的人生，留下的只有无穷无尽的欢乐记忆和长长的感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