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的面孔

歪屁股·麻雀尾

之前，乌江能通航的段面，大多走两类船。一为麻雀尾，二为歪屁股船。只有江面宽泛平缓的段面，才走架子船。架子船体面 ^[1] 大，同样为木船，但高大，有两层，威风，也舒适，顶层有楼栏，有点类似当今的游船。

事实上，架子船那时也名游船，又名花船，只是乌江航线有几处断航滩，又多急流险滩，其他船过断航滩时还得人工搬滩，否则，十船九打烂。因此，体面大得多的架子船，就没有多大的航行功能，只能在宽泛平缓的江面上游走，命运决定了它只能作游船，只能作花船。

可架子船就一直存在着。

它体面。甚至也威风。

当然，体面的不是架子船。体面的是官吏，是士绅，其次还有土豪。

整个乌江流域，特别是中游以下的江边重镇思南、沿河、涪陵，从来不缺官吏士绅，当然也不缺土豪。甚至有的商贾，曾经还富甲一方。比如盐号，比如其他商号，林林总总，饱暖思淫欲，除了勾结官吏，就是休闲，玩花船。而在峡谷间江面上弄麻雀尾、歪屁股船的人，大多面贴急流、脚踏纤道、头顶一片天，而不知夜里身处哪片江湾。古往今来皆如此，我的不少父老乡亲，南来北往四面打工，不知今夜可有饱饭？

当然，社会也有了长足发展。

当下，在江上走木船的人家已经不多。不是不愿意，而是不可能。一有高速公路，二有快速铁路，三有民航客机，上千公里上万里程往返一日还。只是今年年初，我一老友邵雨仙打电话告诉我，他要分别造一条麻雀尾和歪屁股木船，有篷，不为别的，是为怀旧，为了把玩。甚至还告诉我，船造好后，邀我去江上玩。

我自然高兴。之前好些年，他就外出打工挣了些钱，之后回故里养羊种茶，日子过得还算滋润。一把年纪了还突发奇想，要造两条木船来把玩。我私下想，这事也正常，他家在江边是走船世家。

那地方叫尧民，旧时为苗民长官司，多为汪姓，权杖世袭，一直由汪姓当家。龙底江源于石阡府地，逶迤流来，在尧民注入乌江，其身后有良田万亩，号称塘头大坝，沿岸有修竹，春天开桃花，对岸突起一大山，方圆百十里。山名四角山。在上首东岸有蛮王洞，其对岸是“镇江阁”，是乌江一大险滩，船只过往，稍不注意就船毁人亡。因此，塑大神像镇邪，以保船只平安。坏事变好事，20世纪90年代初，水利专家亲往“镇江阁”勘查，构筑中游骨干电站思林电站。电站蓄水后，坝上百十里水面，一派无限风光，我回老家牧羊山，去湖上荡船，真是流连忘返。甚至定居在上海的兄弟梁老三，也突发奇想，要多挣些钱，弄条机船，即便不从上海驾船回老家，也可以飞到贵阳，在贵阳码头驾船回牧羊山。只要有梦，这事也不难办。比如邵雨仙，本就一村夫，一把年纪了，日子也过不安分，还想到造一条麻雀尾与歪屁股木船来把玩。

我极认真地思考之后，打电话告知邵雨仙，麻雀尾就免了，这类船，在江上还常见，只有歪屁股木船，不见它踪影，至少有三十余年时间。邵雨仙极笃定，他说，要造，就各造一条，歪屁股，主要用作自己把玩，而麻雀尾，租了出去，供别人游玩，收点费，以船养船，甚至还可以养好歪屁股。我就随他去，反正他口袋里也有点钱。

与邵雨仙交好，与我写乌江系列小说有关。我没少去他家，有时，一住就是半月，喝茶，也喝酒，有时还帮他种地，养鸡，有时过年，也去他家。若是夏秋那段时间，二人喝酒喝过了头，还滚到江水里一道醒酒。那时，我和他一样都还没成家，有时也想女人，在柔软与焦渴之间，有时也跟他一道放开嗓子唱山歌：

当然是在夜间，光脊梁光屁股地坐在江边沙滩，头顶有月亮，耳里全是滩啸。那时年轻，有些得意忘形，唱着唱着，各自心里都有些暧昧。后来他出门打拼，有十余年不知他音讯。有朋友告诉我，听说他在沿海挣了点钱，还骗得一女子芳心，有了孩子有了家。我曾经顺道去造访过他。他女人贤惠，学历还比他高一个级别，是大专生，他自己则是中专生。他告知我，广东太热，他还是想念乌江边上的江湾和沙滩。想不到青年知己邵雨仙，过了些年后，还是携妻回了他老家。

我与他说过，退休后，本人也回牧羊山。

牧羊山离他老家不远，如乘船，上行到桶口老渡，上岸走不远，就到牧羊山山根。

那时，我在思南文化馆工作。之后各奔西东，我在贵阳，他在广东。

是在他家门口见到的那条废弃了的歪屁股木船。

当然，船身上已布满了岁月的痕迹与沧桑。我问，船尾怎么是歪的？

邵雨仙说，歪屁股，船尾巴肯定是歪的。

我极为好奇。原先见到的木船，无论是大是小，有篷没篷，船帮与船体都是极周正的。没看见船尾是往右面（站在船头看）歪的。他比画着说，歪屁股，一般都是大船，是载重船，也是远航船，往来有时一月两月。就算从家门口出发，经思南，过德江，到沿河，下涪陵，到长江口岸，往返几百上千里，风高浪急，装载重，镇得住。当然，过断航滩时还得人工搬滩，在江湾过夜，再出发，掌好舵，遇事沉着应对，大多不碍事，到达码头口岸。回来时，大多装载食盐和布匹，也是重船，逆水而行，同样风高浪急，只好拉纤，吼着号子，一步一挪，大多贴着石壁，石壁前倾的江面，就牵挂船尾，稍不注意，就挂断船尾，甚至船毁人亡。老祖宗有智慧，新打造船时，就把船尾歪向一面。

这样说，我就了然。

沿江前后打通几处断航滩之后，长途航行大都驾机动船。这样，歪屁股大多上岸歇息。

不知怎的，看了他家门口那条废弃了的歪屁股，我不自觉地会想到它之前的剽悍，甚至是伟岸。最多时，邵雨仙祖上和父辈手上有五条船。三条麻雀尾，两条歪屁股。之前，他祖上并不走船，是干更苦更累的活——在江上放木排。有了点积攒之后，才走船造新船。而且也相应置了些田土。只是到了父辈时，家族里有人不学好，爱上了抽大烟，有人上赌场，有人嫖女人，几乎毁了全部家产。

不过，邵雨仙说，这或许是件好事。如不这样，他家就不会赤贫，地主富农活在人世中，让人见了就不中看。现在他要造新船，纯属怀旧，是为把玩。当然，要造新船其实也不简单。不过，他已作了精心设计和材料准备，选了二十年到三十年树龄的红椿，这是造木船的上好材料，耐磨，颜色也极好看。船篷自然也用上好的荆竹和精选的茅草。我说这样造就的木船自然很漂亮。不过，他有一事要我相助，就是要我在木材市场里购置一些坚硬木材给他做船帮。我欣然答应，优选榉木的，而且叫他不必汇钱，花多花少我会买单。到时我会去江面坐他的歪屁股木船。

也但愿不是花船。不过，好坏都得感谢邵雨仙，后来我前后发表在《山花》《民族文学》上的中短篇小说《船》《命运的这个港湾》《霸王滩的美人鱼》《蓝帆》，其素材与故事，多半来源于他的走船世家。

搬滩

搬滩是件苦力活。大多是在峡谷峭壁间之断航滩，两岸石壁，两面高山，人在滩头或滩尾，抬头只见一线天，即使夏日里骄阳似火，峡谷间的江面也显阴暗。而夜间，即便天空湛蓝，月圆如玉盘，能照见滩尾上的江湾或沙滩，也不过不多的一些时间。

搬滩人大多住窝棚。

窝棚多显简单。大小三根整木，搭成支架，再用木条或竹作壁，在周遭铺陈茅草，放进一床破棉絮，就自成一家。有的是几人合住，有的是夫妻同住，甚至还带着娃儿。人多时，有十多座窝棚，大多搭建在江湾边上沙滩，只有领头的，或资历老的，窝棚才贴着石壁。石壁一面相对比较安全，一防洪水，二防土匪。我一忘年交赵焕芝老人，一家人大多干搬滩的活谋生。当然，之前他也走船，走的是一种叫作歪屁股的大木船。那时年轻气盛，在船上做老大，船是向船帮主租的，一年四季，白天夜晚，都吃水上饭，从思南码头出发，顺风顺水，经涪陵，抵达长江口岸。回来时逆水，同样风高浪急，吼着号子拉纤，贴着石壁，一步一挪，其中要过三处断航滩，一次往来，不耽搁，少说也得一月时间。有一年春天发大水，船过潮砥滩，人亡船毁，赵焕芝留得一命，光屁股爬上岸，钻进窝棚歇息几日，设法过日子，跟随搬滩人一道搬滩。因为能干，后来还做了搬滩队的二老板。

有船过时，才搬滩。

没船来时就歇着。手里宽裕时，也喝酒，找女人偷欢。那些年间，陆路也艰难，大多肩挑背扛。整个一条乌江，特别中下游段，只要是城镇，都成了黄金口岸，即便急流险滩，都成了黄金水道。因此，一处断航滩，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五六十人，有简易酒店，卖些野味，卖便餐，供来往客商和滞留的船工歇息就餐。当然也有简易旅店，大多支立“春香楼”招牌，除了住宿，也提供别的服务。赵焕芝老人说，尽管是在峡谷间搬滩，船来船往人多时，其实日子也不难过。

搬滩队建制健全时，还有当地官员在那里坐地管理，大多是税务稽查和航运稽查，他们大都住靠石壁的二层楼房，料石砌成的楼房，坚固，房顶有围栏，种花草，有鱼池，屋内还有防身的枪弹。开餐馆开旅店的老板都敬着他们，有时要送进去野味，有时也送进去村姑。因此，赵焕芝尽管那时是队长，也只是负责管理搬滩，只能是“二老板”，就算是想女人，还得私下里自己掏腰包。

所谓搬滩，当下的人肯定不知道。就是船到了滩头或滩尾，都得停船靠岸，不这样不行。前面或上方是险滩，水急浪高，尽是露出江面的大石墩和礁石，且交错在其间，根本就看不见何处是航槽，眼里是乱石林立，两耳全是滩啸，只得靠人工搬滩。先卸货，把货物逐步搬到滩尾处江湾，然后搬船。船到江湾，再装船。人工搬滩，还得讲究人员精壮，手脚利索，技术娴熟，货物有时零散，有时笨重，不可遗失，也不可破损。当然，货多货少，各自可以分担。而上下往来的木船大多是大船，是一整体，那就讲究个配合得当，指挥有力，才能把船只搬过断航滩。

搬滩，最大的困难在于搬船。

船过滩，人就轻松。一切停当后，才进窝棚歇下来，有婆娘家小，有时可以吃上热汤热饭。没有家小的，还得亲自烧火做饭。当然，简易酒店里都有饭菜，只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掏出钱的。何况每遇春夏涨大潮，一月两月的只听滩啸，不见船影，严重时，搬滩工还会饿饭。那就得生打死挨，无望时只得离散。甚至有时还会遇上土匪骚扰，如稍作反抗，有时性命难保。

乌江中下游思南以下有三处断航滩。一潮砥，二新滩，三龚滩。我都分别造访过，都在峡谷间，两岸石壁，两岸高山。身处其间，四时只听滩啸，抬头一线天，江面极为阴暗。崖上树杈间，有猴在那里腾挪，石壁间，有鹰嘶叫着展翅飞过。当然，我去造访时，都分别建了绞滩站，用机器设备绞滩，而不再用人工搬滩。过往的，大多是能装载一百吨左右的机动船。船过时，船尾激起很大的浪花，汽笛不时鸣响在峡谷间，要过绞滩站时，船在江湾处稍事游弋，鸣笛向绞滩站求助绞滩。绞滩站其时早有准备，在站上摇出信号旗语，放出铁质浮桶，钢缆牵挂其间，挂上甲板铁桩后，以信号旗语交流沟通，便开始绞滩。岸上与船上共出力，轰鸣声就回荡在江面峡谷间。船头逐步贴近滩头，其间，拖弋的钢缆在急流中逐步刮出水花水柱，水柱越升越高，极为亢奋有力，很是壮观。之后水柱水花陡然跌落，船就过了陡滩，卸掉钢缆，鸣笛三声，道声谢，然后一声长笛，扬长而去。

绞滩站一般建在石壁崖嘴间，柴油机作动力，功力大的有二百马力，钢架绞盘，一条粗实钢缆绕在其间，一端牵挂铁质浮桶漂浮在江面，两人分别在岸壁间打旗语，二人操持转盘，一人掌管动力柴油机。总的来说，站上有八到十人就够，比起之前二三十人的搬滩队，那就省力了很多。只是没之前人多热闹，工人都领国家岗位工资，也分别轮休，领了薪金回家养家糊口。当然，这工作看似轻松，其实也有些艰苦，年年岁岁都在江岸峡谷间，抬头也只有一线天，白天见不到多少太阳，夜间瞧不见多大一轮月亮，十里之外，见不了人烟。也不知哪时有船从江面上过。有船来就高兴，听到船笛就兴奋。只是往来的船其实并不多，有时十天半月都不见船影，就只好睡了吃，吃了睡，或者在近处溜达一下。当然，即便十天半月没船来，每日里都要把设备检验一番，甚至也要模拟绞一次滩。这便是乌江沿线绞滩站每日必做的功课。我的忘年交赵焕芝一家有三个男人搬过滩，后来进航道工程队，打滩，疏通航道，再后来，就分别去了石壁间的绞滩站或峭壁之上的信号台，一辈子都不曾离开过乌江，一辈子吃的都是水里饭。

沿江建了绞滩站之后，往来的木船就逐渐稀少，除了机轮，更多的是渔船。他们在江湾下网，有时也在滩头滩尾钓鱼。弄了鱼，有时也卖给信号台或绞滩站。每年，我都用一月余时间，坐船或徒步到信号台或绞滩站走走，在不经意间，与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了朋友。有时也帮他们代写家信或情书，他们则回报我从集镇上买来的苞谷酒或鲜鱼，有时也有亲自持枪打来的野鸭或野鸡。其间，我青年时期的爱恋甚至是暧昧曾在一处峭壁之上的信号台逗留过近三年时间。她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姑娘，和一有夫之妇驻守在信号台。当然，年年岁岁，白日夜晚要做的工作也极为简单，便是站在信号台的安全墙里，用望远镜巡视峡谷里上下两段能看得见的江面，有上水船来，就向安全墙里支棱着的信号杆上打出上水船的信号标，见上游有船来，就打出下水船的信号标，以防船来船往，双方躲让不及。当然，机轮过去时，都要拉响船笛，鸣一声感谢。

我第一次去造访时，四十余岁的女工友也在台上，她俩待我极为客气，都以为我不是坏人。我衣袋里有介绍信，是作家协会开具的证明，还盖了一枚不小的红印。

第二次去时，是第二年的秋天，天很蓝，太阳很温暖，四面有一种入秋后的安详与宁静。当然，上到台上时，还是出了一身的大汗。走进安全墙里时，见四下无人，心里犯疑，之后便安然坐下，四下张望。吸过一支香烟后，一房两居室的门突然打开，露出一张脸，正是之前台上的姑娘，披长发，发似乎还是湿的。她说，我来时她在洗浴，之前从望远镜里看，知道有人从江湾处上岸的。我多少有些难堪，不知就这样闯进了人家的家里。

之后就相对无言。

我问：“大姐在休息？”

姑娘说，大姐轮休，搭船去了工区，过几天回来时，要带回油盐和米。

我并非为她独自一人在台上的安全担心，我是担心我上台后跟一女孩独处会发生什么不可预测的暧昧事情。姑娘似乎也发现了我异样不安的神情，就说：“大哥你不必害怕，你晓得的，我屋子里有枪。”之后，她就从屋里拿出一管火枪，举着，熟练地摆弄了几下，还往山岭远处放了一枪。枪声过后，岭上还跑出两只个头不小的野羊，之前似乎躲在那里交配缠绵。我的到来，真的是骚扰了它们。

我说：“我走了，下次再来拜访。”

她留我。说上下都无船，在台上住下来，她又不会吃了我。其实，天色已近下午，太阳正向西去。四下异常的宁静安详。有风习习掠过。

不知怎的，我从县城出门上船时，特意给她带了事前买的一条蝴蝶裙和一条红色围巾。心想，冬天她在台上，特别是雪天，四面皆白，她若是围了大红围巾，一定非常漂亮。

船棺

回龙峡石壁间有船棺。有考古爱好的人，一般称悬棺，这也对。只是周遭乡人与长年走船吃水上饭的人，都称它为船棺。这或许更为准确一些。我一直以为，乡情民愿，似乎比官方的表达和文化学者的称谓要更接地气一些。实话实说，我不曾亲眼见过这具船棺。只是听说，或许它也只是一个传说。但它的确是个真实的存在，甚至存在了几百上千年的时间。听说，后来有人说它是牛鬼蛇神，原本在石壁间待得还好好的，之后不知怎的，似乎是灵魂出窍，不甘寂寞，游走在水上和乡间，赤身裸体走进良家妇女的梦中，不时做些伤风败俗的坏事。之后在一个月亮高悬的夜里，某几个有良知的男人，用绳索把自己弄到石壁间，把船棺踢进了峡谷间的江水中……

从此得一方安宁。

传说中，船棺里的确安放的是最早的一位船王，死时还比较年轻，或许正当壮年。也听说，这船王风流成性，当然也功不可没。从少年时，船王就不曾离开过这条江，独自一人，探源头，涉险滩，绘制图谱，确定航线，试制船桨船帆，练得一身水上好功夫。听说，他只要站在岸上，挥舞衣袖，不用耳不用眼，就知道风大风小，将五个手指贴在江面，就知道水深水浅，是否风高浪急。也听说，他在江面上航行，不用桨不用橹，只掌控风帆，不管是顺水而下还是逆水而上。因此，他在源头而下的江面，正式启航的那天，牛皮筏子里全是鲜花，五颜六色，有映山红，有玫瑰，鸟们也飞来朝贺，男人和女人赤身裸体在岸边跳着舞为船王送行。那日阳光普照，夜里一轮明月挂在天空。船王最初是独自一人航行，赤身裸体躺在牛皮筏子的鲜花间。月光里江水清冽，想必在航行途中，自在也安宁。

也听说，不时有女人来到他的牛皮筏子鲜花堆里，在月光里交媾，因此，船王在江之头江之尾有不少年轻美貌的船后。子孙多了之后，才试着造船，船有大有小，有麻雀尾，有歪屁股，有架子船，出航时，都鼓满风帆。

因此，一辈子吃水上饭的人，特别是弄船人，都尊他为大神。船过回龙峡，望他能保往来一路平安。这个故事，抑或这个传说，是回龙峡航道信号台的中年妇女汪桐同志讲给我听的，我宁愿相信它是个真实的存在。

有一次我对汪桐同志开玩笑说：“如是你一人在台上值守，月明星稀的夜晚，四下无人，独自一人睡床上，船王会不会走进你梦里来？”她只是笑笑。

年轻时那十余年间，我没少去造访航道信号台。信号台大多在急流险滩岸边或峭壁之上。一般有两人或三人值守。有的为夫妻同台，有的老少同台。三人值守的台，大多在峭壁之上，因为过日子相对比较艰难，多一人，也有个照应，一可轮休，二是回台时，也可弄回些吃喝，不至于饿肚子。汪桐值守的台，是三个女同志，相对而言，她年纪稍大一点，因此做台长。做台长有个好处，便是另外两个女人都得听她安排。她说她不是寡妇，有一个男孩，只不过和孩子他爹离了婚，现在单身而已。另外一人死了男人，没有孩子，她才是寡妇。其次一位是姑娘，正在物色对象，人也长得漂亮，是我本家，汪桐说如果我看得上，她可以帮我撮合。

我也只是笑笑。她长年值守的台，我也知道是女人台，去造访不方便。还好，我去时身上有作家协会开具的介绍信。天将黑时，另外两位女同志都分别回到台上。我的本家叫梁莉，的确年轻漂亮。她说有台长在台上，她闲着没事，就去江边洗澡。我说：“你人在江边，我下船时怎的没看见？”梁莉说，女人脱光了洗澡，当然不会让人看见。想想也是，她说她躲在石头边。田丽回到台上时手里提了一条二斤左右重的鱼，之后汪桐说，田丽有一相好，是江上打鱼郎，没事时，她会去岸边帮打鱼郎烧火做饭。我就说，何不把打鱼郎叫上来一道吃饭。汪桐说，打鱼郎从不上台来，有时送鱼，也只靠近安全墙边，把鱼放下，转眼就不见身影。

事后我才知道，打鱼郎有命案嫌疑在身。被害的便是田丽的前夫，原先也是在一处信号台，是在江湾一岸边，与田丽同台。不知怎的，某日江面大雾，男人起床去江边大便，就没见人再回来。事后有人怀疑，打鱼郎与田丽有勾搭，是否打鱼郎有歹心？几经拷问，打得打鱼郎皮开肉绽，都说他有作案动机，只是没作案时机。之后从拘留所放出来后，他死活要跟田丽。还放出狠话，冤枉也冤枉了，还差点残废，这样要跟田丽，也是天经地义。

这天夜里，我到江边与打鱼郎同住。这男人不怎样说话，但我也感觉到这男人阴险。天亮后，又回到台上。汪桐说，如我看他不顺眼，夜里就住台上，她自己可以跟梁莉睡一张床，或者安排田丽去江边，我就单独睡田丽床上。

其实，汪桐也是文学爱好者。

这或许是我要去造访航道信号台的原因。

汪桐出身水上世家。她父亲从小跟她祖父弄船，上下几百里，既是船老大，也跟着船工拉纤。她自己说，她就出生在船上。因对航道熟，新中国成立过后不过两年，他父亲就进入航道工程队，还做了工区的头，带领一干人打断航滩，建绞滩站，建信号台，沿江上下疏通航道。汪桐初中毕业不久，也跟着进了航道工程队，跟男人一道，风里雨里，工作和生活也在波里浪里，工区作业点时间紧时，一年半载都回不了家。这就给在县里机关上班的男人留下个口实，可以另觅新欢。汪桐最初以为是开玩笑的，后来真成了事实。离婚则是她自己提出来的。她说得很简单，与其苦苦想抓住一个男人过日子，不如两袖清风，把一个人的日子过简单。

汪桐说，她追求简单，只是不愿意放弃儿子。儿子托付给母亲。我是在一次作家聚会上认识汪桐的。她的确长得不算漂亮，人敦实，四季都穿工装。她告诉我，工区领导答应了她去峭壁之上的信号台，那地工作简单，甚至很轻松，值守时，往安全墙里一站，巡视峡谷里江面，有上下船来时，会鸣响船笛要信号标，那工作其实真的很简单，上水船给上水标，下水船给下水标，不给信号标，船就不能过滩。当然，除了通航信号标，还有禁航信号标，便是把上下两只信号标同时挂在安全墙里的信号杆上，这样就到禁航时段。从这个角度上说，一处信号台，最多不过二三人，其实就是一人当关，船来船往，一点都不敢造次。

当然，在峭壁之上的信号台过日子有时也显艰难。最不好的时段，是在春夏时节，大雨连续好些天，洪水猛涨，即便不挂禁航标，也到了禁航时间。有时，一月时间洪水都不会退去，没有船来船往，人在荒山野岭间，如是没有储备，除了饥饿，就只有聆听不绝于耳的滩啸。其次，便是守着白天和黑夜。

后来汪桐说，最初没经验，有一次她和梁莉在台上就这样困守了一月时间。其中有十天时间，只吃台上自己种的蔬菜。不过，这样也有了些好处，没船来，她可以读书，安心学着写一点文章。饥饿还可以减肥。只是梁莉这丫头脾气火爆，除了叫苦，一早起床，就破口大骂天公不作美。后来田丽也来台上后，汪桐私自做主放了她三个月的假，她倒也开心，坐了船去县城中疯玩，也跟船上的船员打情骂俏，只是回到台上后不见来月经，多少也惹出一些麻烦，因此汪桐说，一个人过日子，还是要讲纪律的。

信号台周边岭上有豹。有时也有心怀鬼胎的男人来光顾，不过，工区领导为了安全，配备了一条火枪。火枪就挂在三间屋中间一间的墙上，有时，汪桐还亲自把玩一下。

信号台对面半壁间就是那具船棺。只是早些年就不见了踪影。听说是一块整木凿出如船形的棺，也听说原本就是船王生前把玩的一条完整的歪屁股木船。船里安坐着死去的船王，身边有酒坛，船里有橹，有桨，有篙，只是不见有年轻美貌的船后，想必死后也有了些孤独和寂寞。因此有人说，船王尽管风干了身躯，可是到了月明星稀的夜晚，还春心荡漾，不时走进青春少妇梦里边，共度欢悦，甚至让其怀孕生子。这或许也只是一神话传说。可汪桐说，这其实是真的。我开玩笑说：“难道船王也曾经走进你梦里来过？”

她只是笑笑。

不过，在半壁间安坐了几百上千年的船王和他的船一道被人投进江里却是事实。事后，上面追究下来，当事人被判破坏文物罪，三年刑期，监外执行。汪桐说，其实也应该。只是怀了孩子的女人说，肚子闲着反正也是闲着。这坊间的故事，我也不止一次听说过。人世间有些好事或坏事，并非出于欲望，有时的确是因为寂寞。

滩娘

滩娘是我的乌江系列长篇小说《滩娘》中的人物原型。她出生时，我的灵魂还不知在哪溜达。从年岁上说，她应该与我母亲相差不多。我认识她时，她已经退休在家，但一直没闲着，在沿河县城边上的航道施工工区家属院里看澡堂子。她工作极为认真，我很敬重她，甚至佩服她。

她年幼时过了不少苦日子。她说，她应该是生在山里的不知哪一户人家。一岁多时被遗弃在路边草丛里，是一条大黄狗发现她也救了她。我猜想，她那时已气息奄奄。之后，大黄狗叼了她的衣服，带到一户茅房人家。茅房里没有人，只是火塘里还有余热，也有烤熟的红薯。红薯不知是大黄狗用嘴叼给她的还是她自己塞进嘴里的，她说她那时还小，不记得了。只有这一点是事实，一定是那条大黄狗救了她。之后，大黄狗就没离开过她。天将黑时，一个大男人进了茅屋，身上一身冷气。那时正是冬天，男人迟疑了一下，以后就做了她爹。

爹之前是一个人过日子一个人当家。如果真有伴，便是那条看家的大黄狗。大黄狗温顺，对生人则张狂，主人不在家时看家，也在四处溜达，有时也往家里叼回来野兔子野鸡。

男主人有很多时候不在家。出门做苦力，做长工也做短工。因此有很多时候，是大黄狗和孩子在家。似乎也不缺吃，饿了有烤红薯，有苞米稀饭，渴了有一眼井水。

只是好景不长。滩娘长到七岁时，她爹要跟队伍，走时也没跟孩子说上几句话，只是把她托给一朋友，之前孩子叫他干爹，叫大黄狗为保爷。她爹说，有保爷和干爹管着，他跟队伍出远门就放心。

爹一去几十年，杳无音讯。至今滩娘身边只保存爹走时留下的一件东西，其实也只是一张画。一张牛皮纸，两个巴掌大一点，画了一头牛，似乎在低头吃草，有一片地，地的右上方有太阳，似乎还有月亮。右面有一木房，似乎还有袅袅炊烟。我亲自讨来认真琢磨过，我说，这遗物应该进博物馆。

滩娘说，之前也有人来探访过，她都不曾给人看。留在身边，对远去的爹是个念想，后来她又悄悄对我说，这画其实是假的，是请有文化的李明秋复制的，只不过跟原先的画差不多一模一样。之前，爹给她时，她就一直带在身边藏在贴身口袋里。后来与干爹一道坐船遇大水，人是上了岸，只是衣服和画一道冲没了。

当然，我也觉得有些许遗憾。

后来，滩娘知道我有一点文化，还是青年作家，写书的，就对我极为热情，还恳请我，等我忙完了眼目前的事，帮她写写爹，写写大黄（她保爷），写写她干爹。我说：“我尽量努力。”

一过就是二十多年。

我也有诸多不顺。日子过得懒散而又凄惶，当要提笔谋篇布局时，就得到滩娘逝去的消息，我只有仰天长叹，也了不断这个心结。前后写下的二十多万字，也一直还存在抽箱里。

我念念不忘滩娘，也不会忘记她干爹和她的保爷大黄。大黄尽管是条狗，它却有人间的悲悯情怀和救赎的力量。七岁的滩娘和她的保爷大黄跟她的干爹杨长旺到了思南县城乌江边上，那里有干爹的家，住的也是破茅房，家里两个孩子，干妈在街边每日烙煎饼以补贴家用。滩娘后来才知道，两个孩子也不是干爹亲生的，是干妈她前夫死后留下的。尽管这样，干爹把日子过得快活，月明星稀的夜晚或有些许阳光的傍晚，他吹竹笛，曲调有时也会忧伤。每当这时，滩娘会想起去跟队伍的她爹，想起山上那座茅屋，想起温暖的火塘。那时她爹天亮出门之前，会给她和大黄做好吃的。当然，大多是烤红薯和苞米稀饭，有时，也做白花花的大米饭。白日里，大黄如果不去山间叼野鸡逮野兔，就在茅房前陪姑娘，生人也不敢靠近。在夜间，大黄则和姑娘睡在火塘边的草席草被间，天变冷时，用自己的皮毛去温暖她。干爹听爹这样说过后，说姑娘应该叫大黄保爷。因此，滩娘年幼时是一直叫大黄狗为保爷的。事实上，大黄一道跟着到了江边的茅屋后也还是想山里的家。三日两日，或十天半月，要回原先的家里看看，要在茅屋里或茅屋的周遭逗留一段时间。有时到夜半，它才回到江边的新家。不过，干爹为了之前的那份情意，到了秋天或过年的那段时间，都要带大黄和姑娘到之前的茅屋里住一段时间。同样要在火塘里烧旺火，以添人气，同样要把茅屋周遭的杂草清理干净，甚至要在院子里种些山花和蔬菜。有时，也把姑娘她爹跟队伍前埋在地里的一坛子酒拿出来把玩一下。她爹说，打下江山后回来一道喝上几天。只是他一去之后就没了音讯。

家里的三个孩子中，干爹那时待滩娘最亲，不是有要紧事，他都把姑娘带在身边。他跟谁都说，姑娘是他亲生的。

当然，干爹为了生计，也经常不在家。他分别跟了两个傩戏班，主要司鼓，协助作法事，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吃阳间饭，做阴间事，去西家，转东家，为事主驱魔镇邪，祈福求平安。有时也有好吃好喝，如遇富户大方人家，还可以拿到一点现钱。干爹出门时，大多带着年幼的滩娘。他司鼓时，手脚利索，威风有如将军，一竿子人都听他的，高亢时激越，轻柔时有如春风，也算得傩戏班中司鼓的名家。很多年后我在思南文化馆工作，在收集整理民间文艺素材时，不少傩戏班里的老艺人都还提起他是司鼓名人。那时滩娘还小，跟着干爹去千家走百家，也学得几鼓槌。每次出门或回家，干爹就让她骑在他肩上，有时她就把他的脑袋当鼓敲。若干年后，滩娘想起幼年时的日子，心头还有一片温情缭绕。

只是好日子不长久。

滩娘十五岁那年，跟了干爹们的傩戏班乘船去沿河一大户人家给老人庆生，船到中途，突遇洪水，人仰船翻，干爹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少年滩娘，她抱着那只干爹之前敲打的羊皮鼓漂浮到一处江湾，被一大叔救上了岸。此大叔和干爹年纪差不多，不过四十余岁，人住峡谷间窝棚里，在潮砥断航滩边领一帮人帮过往船只搬滩。滩娘虽然被救上岸，但在窝棚里待了十天才回阳过来。回阳过来之后也不吃不喝，白天夜晚都在江边高一声浅一声地呼叫干爹，其凄怆的样子让搬滩工也跟着垂泪。之后，状况稍许好了些，只是到了夜晚，有月亮或是没月亮，她都在滩尾下的江湾沿着沙滩敲着那只羊皮鼓呼叫她干爹。

救她的大叔名叫秦义波，有意收她为养女，见姑娘很是伤心纠结，便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狠狠抽了姑娘一巴掌，之后下到江中，捞起一块坚硬石头，说：“把你干爹也捞上岸了，姑娘你不用再伤心。”也就在当天晚上，义父秦义波叫上几个搬滩工，挖了坑把她干爹埋了，还砌了个坟茔，树了魂幡，姑娘在坟前叩了头，之后，眼角的泪才不盈眶。只是到了月圆夜间，她还是要到干爹坟前敲一阵羊皮鼓。

之后，姑娘就跟着义父他们一帮子男女在断航滩学着搬滩，义父的婆娘也待她不差。

一直就没有她爹的音讯。也没有大黄狗的身影。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人民政府组织航道工程队打通断航滩，滩娘就在岸上绞滩站做了绞滩工，后来还做了站长，领着十余男女在峡谷间滩头绞滩。听她说，她后来还去过山间原先的茅屋，当然，都破损得不成了模样。院子里还残留着一堆白骨——她知道，那是她之前的保爷——那只大黄狗，它还是恋家。她这样跟我说时，我如鲠在喉。但不管怎么说，她退休后，还是一英武老太婆。她一辈子不曾成家。是独自一人过，但有一女，在航道信号台上工作。她生前，大部分工资拿来供穷困孩子上学。她逝去时，身边只有两件遗物，一是她爹跟队伍时留下的画（实为复制品），其次，便是她干爹之前用的那只羊皮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