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窑记忆
瓦窑是一个地名。
瓦窑已经故去，现葬于白鹭湖底，在漾漾碧波之下，再不见昔日的吊脚楼，再不见河岸高大的蓖麻丛，再不见卵石遍卧的杂草滩，再不见河边摆渡的大木船，再不见四方涌来赶集的人潮，再不见供销社里忙得直骂粗话的大个子……
忆起瓦窑，莫名联想起沈从文先生的《边城》。那幽幽发亮的石板街，那临江而建的吊脚楼，那乡场上的芸芸众生，无不惊人的相似。记忆里，瓦窑是一个安宁闲适的富庶之地，是一张被岁月压扁的书签，永远停留在了那一页。
瓦窑曾是方圆数里最繁华的集镇，一条街道横贯南北，分老街和新街，而新街仅是老街的延伸而已。
八岁前，我家住在一个离集市三里左右的小村子里。每逢赶场，都会软磨硬泡撒娇耍赖，希望父母带我们前往。一旦得到应允，准会快活得像只小兔子，伙同村里一帮半大孩子，沿着山路一溜小跑，脚下如同装了风火轮，巴不得插翅飞到场上。
新街口有个专门炸酸鱼粑粑的小脚老太太，满脸的皱纹看起来像颗核桃，但她的手极灵巧。每见她拴了青布围腰坐在小凳上，把腌制好的酸鱼在米浆里裹一裹，沿着锅边轻轻放进翻滚的油锅里，一阵吱吱炸响。待向下的一面炸到金黄时，用火钳翻个面继续炸，瞬间，一股酸酸的香味弥漫四周。从她的摊边路过，我们都情不自禁慢下脚步，盯着那色泽金黄、诱人至极的美食丢脸地咽下清口水。但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看，因为大人已被我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那时的小孩子，兜里是没有一分钱的。
老太太的小摊正对着一家粮食加工坊，每逢赶场天，各村寨的乡亲都把稻谷或麦子担来排队加工，机器喧嚣，人声鼎沸，整条街都被罩在一片嗡嗡的声响里。隔壁一家裁缝店，女店主脖子上挂着软尺，拿着尺子和画粉，或是拿着大剪刀在裁剪。小孩子总是好奇，故意在店前晃悠，希望看到她是怎么将一块布变成漂亮衣服或裤子的。但她总不坐下来制作，老是不停地给人量衣裤或是表情夸张地与人谈话大笑，小孩子等了会儿也就失了兴致。
再往前走就是先前的公社办公楼和供销社了。从供销社旁边五尺来宽的小巷子穿过去是公社医院，上几级石阶，映入眼帘的那排砖木结构的房子就是医院的治疗室和住院部。凡是穿着白大褂的，乡亲们一律唤作医生，个个都会拿着大针筒给人打针。小孩子对此地都心存畏惧，一般不愿踏足。
新街的两旁挤满了卖蔬菜果子的乡民。那时候的蔬菜和果子异常的便宜，李子论碗卖，大多是五分钱一碗，只要你有技巧，堆成金字塔也只收五分钱；桃子论个，一毛钱五六个，若是夸其个大味甜买得多，卖果子的老农还会眉开眼笑送你两个。
卖蔬菜果子的几乎都是老年人，未婚的年轻人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姑娘们挎着花布小包，小伙子则喜欢把双手插在喇叭裤袋里，故意做出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三三两两地邀约到徐家的小电影院看场电影。
徐家的电影院就设在他家堂屋，并不宽大，安放几排长木凳，大约能容三四十人。门口搭了一个凉棚，棚檐下挂着一块木牌子，写着今日上演某某电影。一块大黑布，衬得屋里分外神秘。徐家的人就站在大门口收钱，交了钱才能进去。我们自然是没有钱的，但熟识徐家的小女儿，所以总能蛊惑她带着我们从侧门悄悄溜进去。
电影院里漆黑一片，影片正式上演之前，看到放映机射出碗口大的一束白光，照射到几米外一块宽大的白布上，白布便显出雪花般的点点来，有时会放一些和影片毫无关联的影像或者动画片。直到座无虚席，有人等得不耐烦开始大声抱怨叫骂时，徐家的人才会来换上胶片。当悠扬的乐声响起，荧幕上出现某某制片厂出品的字样，全场就会霎时安静下来。那年月一部影片可要放几十上百场才罢休。记得《刘三姐》和《地道战》，我就看了不下五回，但每次都看得津津有味，也就理解为什么我姑姑她们总能完整地哼唱《刘三姐》里所有的唱段了。
电影院斜对面就是每逢赶场都会挤破了门的供销社。那时候虽然已经有小摊贩在贩卖各种商品了，但老百姓总是习惯到供销社购买商品，总觉在这里买的格外放心。供销社店员不多，记得只有三个，一个满脸雀斑的女店员总坐在一个破旧的桌子边写着什么，一个精瘦的中年男子和一个高大的青年男子负责在柜台售卖。买东西的人太多，密密的，挤成一堵堵人墙，总有急性子的人不停在后面挤，前面的偏又不让，人墙像被风拂过的麦浪一般倒来伏去，却少有人能够从后面挤得进去。中年人总笑眯眯地和相熟的人打招呼，一边麻利地收钱拿货。那个脾气很爆的高个子则整天阴着脸，如果有人擅自把柜台上的货物拿在手里翻看，他就一把夺过去后开骂。也有人会与他理论，结果大多是以他胜利收场，憨厚的乡亲们只能赔着笑脸等他一个个收钱取货。
新街和老街的衔接处是一个九十度的拐角，直角的尖正好对着卖羊肉粉的卢家，没有悬挂招牌，但浓酽的羊肉汤能香出半里地去。虽然那时吃一碗两角钱的羊肉粉是一种小小的奢侈，但是这个店里总是宾客如云，吃完了粉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妈妈曾经带我和弟弟吃过一回，那种从未品尝过的鲜美滋味，留在记忆里，一直不曾忘却。
粉馆门前是一条巷子，直通乌江边。只要站在巷子口俯瞰，就可以看到哑巴家的渡船在江面上来回穿梭，刚靠上这边岸，对岸就已经聚集了一群人在等着，一刻不能停歇。哑巴大多时候都裸露着上半身，打着赤脚，黝黑粗壮的胳膊鼓起饱满的肌肉，双手紧握长长的竹篙，用装着铁尖的一头抵住河岸的卵石，双腿一前一后作马步半蹲，身子微微后仰，竹竿猛然一使劲，大木船便悠悠荡荡掉头离岸。撑至水深处，则由他父亲在船尾摇橹。左一下右一下，像鱼儿在水里摆尾，很有节奏和韵律感，撩起的水声伴着船橹发出的吱吱呀呀，仿佛演奏一曲古老的天籁。那辽阔悠远的画面，深深烙在了瓦窑人的记忆里，永远不会褪色。
新街和老街的临江面其实只隔着这一条小巷子，然后就是一溜儿的吊脚楼。房子与房子之间没有什么间隙，柱子挤着柱子，墙壁挨着墙壁。如果有多年未曾走动的亲戚住在老街，来探亲的外乡人一般是不敢贸然进门的，须得打探清楚才行。这里家家户户的门庭都惊人的相似，都是吊脚楼，木地板，临街一面没有墙壁，用一块块木板镶嵌做成活动的板壁，卸下木板就成了门面。门前屋檐下大多有一灶台。老街街道更窄，家家门前摆着货摊，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五花八门的商品一应俱全。没有人放开嗓门大肆招揽，也没有扩音器喧嚣叫卖，买的卖的都愉悦而自在。妇女们三三两两聚集在货摊前挑选货物或和摊主砍价。男人们却喜欢聚集在杂货铺前站着喝摊子酒，摊主用锡酒提子打一两酒倒在酒碗里，他们总是仰脖一口吞下，然后咧开大嘴，倒吸一口长气再吧嗒几下嘴，一脸的满足。如果遇到了熟人或是亲戚，又会生拉活扯上酒摊来再喝上一碗。如此一天下来，多数人散场回家时都有些步履蹒跚，甚至有人行至半道就歪倒在路边沉沉睡去。偶然听到父亲和朋友闲聊，说他最英勇的一次，一天之内居然喝了四十八碗，还蛮自豪地说，最后还自己走回了家。
老街口是牲畜市场，来此买卖牲畜的，多是能够当家做主的男人，有时也带着女人一起来。买一头猪娃，两口子得在家计划好多天，左拼右凑，就算下定决心来到集市，也会攥紧了钱袋挑挑选选好半天，最后往往由男人拍板成交，从裤腰带处一个隐形的小口袋里掏出一卷裹得紧紧的烂兮兮的票子来，蘸着口水一张张反复点数，确认无误才交给卖主。卖主也毫无顾忌地把手指伸进嘴里蘸上唾沫，仍要仔细点上一遍，确认后都会说上几句“一年长八百斤”之类的封赠话，双方都满意且微微有些得意起来。
每次赶场，如果我们不能随行，父母会给我们买一些油炸粑回来，用棕叶子穿成一串提在手里。平时只能偶尔摘取野果当作零食的我们，总是吃得意犹未尽，反复将手指头舔吮。如果再有几颗水果糖，那简直成了可供炫耀的资本了，一般舍不得立马吃掉，待得在手里握的时间太长，有些化了，才会万分不舍地剥开糖纸放进嘴里慢慢含化。吃完糖总要把糖纸仔细地舔干净，再收藏起来。那时候经常和村里的小伙伴攀比的，就是糖纸的数量和花色的多样。
而今瓦窑静静地躺在水底，将洒在这块土地上的喜怒哀乐一并埋葬。自新街和老街搬迁到牛角岩的瓦窑人，从此迎来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出于对故土的眷恋，他们称牛角岩为新瓦窑，官方称为瓦窑社区。新瓦窑像个新嫁娘，从头到脚都是簇新的，那么明艳，那么端庄，依然恋着那一江碧水，守着那一弯新月，在乌江边继续演绎生活的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