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辈子些
保爷
拜保爷是乌江人的习俗，说是娃儿拜个保爷，能保佑一生平安。有我的保爷呵护着，我的童年增添了许多快乐，那些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保爷将我打起“马马肩儿” [1] ，从思南城里的杜家巷子隔壁香炉桥老屋出来，转过弯，刚到原区政府门口，就被一群从半边街过来，举着牌子的学生娃儿拦住。一老师模样的青年人招呼学生们围成一圈，保爷见状，将我从肩上放下来，眼睛直直地看着他们，不知怎么回事，古铜色的脸上露出惊诧的表情。“同志，我们是扫盲队，请你认完这些字再走。”老师说完，用“使牛刷儿”做的教鞭指着牌子依次念：“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开始，保爷耐心地跟着一字一字地读。
三遍过后，老师用“使牛刷儿”指着牌子，要保爷认。保爷确是文盲，正是扫盲对象，但保爷是在乌江上跑船的水手，在他看来，作为汉子，能识水性，撑篙、拉纤、划桡才算本事，认字有什么用？于是，漫不经心、瓮声瓮气地答：“认不到。”老师说，那可不行，今天必须全部认到才能走，这是他们的政治任务，要用心学。然后，老师又依次念起来。又过了三遍，照前样又指着牌子叫保爷认，保爷还是三个字，认不到。老师声调开始提高了，有点儿不耐烦：“同志，你这样的态度要不得，认不到字，怎么去建设社会主义？”保爷见对方冒火，本来就耐着的性子终于忍不住：“学个卵！又不能当饭吃。我就是认不到，你要啷凯嘛！”冒完火，牵着我，准备离开。老师哪里允许，一声令下，学生们扯的扯衣服，抱的抱大腿，硬要把保爷拖住。脾气本来就暴躁的保爷哪还忍得住，放开我，两腿一用力，将几个抱腿的学生摔得四仰八叉，右手指着老师大声道：“小子，你去访一下，老子打架当过神仙日子，讲动粗，你娃儿还嫩了点。”说完，又将我打起“马马肩儿”下三层楼（地名），沿下街，再下船管站，径直去到乌江边。
路上，保爷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以后长大了，要好好认字，不要学保爷，没得文化。”
保爷对抗扫盲这件事，当即被老师告到了区政府。后来真有人查过，但保爷是船老板，相当于工人阶级，祖上几代贫雇农，根正苗红，于是不了了之。
船是保爷的家，乌江是保爷的游乐场。我对县城一段乌江的熟悉，保爷便是启蒙老师。峡里头、嵇公泉、上渡口、上沙坝、麻柳林、卢家码头、航管站、月亮台、小石盘、大石盘、唐家河坝、江村乡、乌杨树、白鹭洲，按而今时髦的称谓，这些乌江西岸的景点，打小就让保爷给我烙上深深的印记。
随着时代变迁，尽管它们要么不复存在，要么面目全非，但我心底，依然留存着它们清晰的模样。
尤其是月亮台、上沙坝，它们是我幼年时期的两大乐园。月亮台紧邻小石盘，头十步状如半边月亮的石梯，宽且平，直铺入江中。因为水浅，确是一个学游泳的好场所。每逢入夏，只要保爷一歇下来，就带我下河，脱掉衣裳裤儿，光胯叮当，扑入江中。
保爷则站在齐胸深的水中，叫我向他大胆游去，不管哪样姿势，只要能浮在水上就行。用他的话说，不要怕，大胆板（游），黄猫黑猫，只要咬老鼠就是好猫。刚开始学，只能是两只手在身体两侧一齐向后划，我们谓之“狗刨”。只要一沉入水中，保爷便一步上前，揪起我的几根头发，提了起来。呛了几多回，吞了多少江水，终于，我能勉强浮在水上，狗刨一样游向保爷。我抱住保爷颈项，高声尖叫，我会浮澡了！保爷也得意地笑得很灿烂，一脸的成就感。
乌江，我们的母亲河。但她并非像母亲一样关爱她的儿子。每年夏季，总会带走几个不听招呼的娃儿。说不准某一天，江边突然听到撕心裂肺的号啕：我的幺呀，我的儿呀！于是，每逢七月半，月亮台上，会烧起一堆堆纸钱，泼洒一碗碗水饭，那是阳间人祭奠江水淹死的亡灵。
因此，乌江边上的大人们，无论父母还是老师，均严厉禁止孩子独自下河游泳。河边淹死水鸭子，被家长作为阻止我等下河的理由，时常挂在嘴边。
学校严令禁止，我想恐怕是不想承担责任；而父母，当然是怕那不敢想象的后果。这样联手的严令，如若胆敢越雷池半步，定然遭受“灭顶之灾”。
然而乌江的涛声，无时不在诱惑，总有打不死的程咬金，敢于以身犯险，比如我。有一次我与同班同学开老二偷偷下河，被同学告密，班主任德谈老师不但在全班点名批评，责令写出深刻检查，并且还罚放学后打扫厕所。
那日，我端起石灰刚往茅司板上撒完，还未打扫时，安校长进了厕所，见我问道：“你是哪班的，叫什么名字？”“报告校长，我是六年级的。”殊不知第二日放学后，全校集中，校长在会上当众表扬：“六年级李光孝同学，昨天放学后一个人悄悄打扫厕所，做好事还不留名，全校同学都要向他学习。”哗……一片热烈的掌声。此后，我竟突然如愿以偿，在毕业前夕奇迹般加入了少先队。
但这事，还没完，班主任又告到了家里，说我伙起其他同学偷偷下河浮澡，差点淹死，要家长配合学校严加管教。这一告不得了，放学刚进家门，母亲便厉声吆喝着跑过来，不由分说，用早已备好的“使牛刷儿”使劲朝我背上抽，嘴里一个劲念叨：“叫你胆子大，伙起往河底下跑！”这一顿我们少时戏称的“小青龙爬背”，直使我皮开肉绽，半个多月才得以恢复。黄金棍下出好人，这是那个年代我父母恪守的信条。因此，遭打，是早已习以为常的事，何况有老师告到家里。一顿打后，才让起来，写保证书，并且贴在大门上，好日日反省。
保证书内容为：保证今后再不偷偷下河浮澡，如再敢下河，敲断脚杆。但敲字不会写，又不敢说，只好小声叫二弟问：“娘，哥说敲断脚杆的敲字不会写。”正在做饭的娘亲高声训斥：“不会写敲就写打。”斩钉截铁。
每当这样的时候，尤其想念保爷。
会浮水后，保爷便带我到水深的上沙坝，教我如何踩假水，如何蹬仰水，如何运用呼吸躺在水面上一动不动，如何闭气，将猛子扎得又快又远。保爷的好水性，说实话，我这一生再未见第二人。两百来米的江面，他能背起手，轻松游两三个来回；一个猛子，能扎到河中心。大点以后读《水浒传》，看到“浪里白条”张顺一节，我时常以为，那分明写的是保爷，他就是张顺转世。据保爷船上的人说，一次他们的船从涪陵上来，在潮砥正遇江中翻船，保爷一口气救了去赶场的三个女人，其中一个还是青头姑娘（未婚女子），为报救命之恩，愿意跟保爷走，说要服侍他一辈子。但保爷没有应承，说如果娶了她，便是乘人之危，非正人君子所为。
为练我胆子，一次保爷叫我趴在他背上，带我游对河。跟着保爷，我从不害怕，于是按他吩咐，双手抓住他肩膀，双脚跟着他的节奏一蹬一缩。游到江心，浪大了，我腿也蹬软了，吓得尖叫。保爷要我搂住他脖子，闭上眼睛，不一会儿便游到了对面鹭鸶岩。过了河，回望对岸上沙坝，惊悸的心方才平静，居然感慨，游对河也不过如此。未休息多久，再往回游时，胆子大了许多，也不太感觉累了。过了江心，居然独立跟着保爷游到了岸边。上得岸来，躺在滚烫的细沙里，十分暖和惬意。
为练我臂力，保爷教我双手撑地，立起“羊角桩”，他在旁边将我双脚扶住，练得浑身是汗；或者，练鹞子翻叉，要求手、脚伸直，直翻得脚酸手软方才罢休。上沙坝，给了我少时几多欢愉，那滚烫的金沙，那湿润的江风，那一群晒得黑不溜秋的伙伴儿，至今依旧怀念。
偶尔逢赶场天，保爷会带着浮完了澡饿极了的我沿江边回到下渡过河码头，吃一碗汤酽味鲜、一辈子也难以忘怀的牛肉汤锅。
江边的一片乱石滩上堆砌的几块不规则的鹅卵石上，安放着一口大铁锅，里面翻滚着牛肉和杂碎，那升腾迷漫的香气，诱人馋得直吞清口水，盯着锅里，目不转睛，丝毫不掩饰渴望和贪婪。不用说，保爷吆喝着每人一碗。
正吃长饭的年纪，又刚在江里泡了半天，我狼吞虎咽，未及仔细品尝味道，一碗早已下肚，犹如猪八戒吞食人参果，还欠得舔口舔嘴，舍不得将碗放下。保爷心疼，又叫舀了一碗，分了大半给我，嘴里念：“毛儿吃长饭，多吃点儿，保爷不饿。”我盯着保爷，噙着泪想：保爷风里来，浪里往，日夜辛劳在乌江上，这一顿花的血汗钱，不知要攒好久哟！
这样的待遇，虽不常有，却使我刻骨铭心。回到家里，总会同爹娘提起。父亲会说：“保爷对你好，你长大以后要好生孝敬保爷。”这话，我一直记着。
保爷的家在船上，可保爷的船却不见了。保爷不来看我，已经好久了，而我又找不着他，不知他去了何方。
有几次，我独自孤零零地坐在卢家码头，幻想着保爷的歪屁股船正鼓足风帆，迎面驶来，保爷站在船头，正向我招手。定睛一看，江面一片茫茫。
保爷虽不见了踪影，但我坚信，保爷那一身水性，是为乌江而生，他断不会离开乌江，一定逍遥在千里乌江的某处港湾。
咪叔
1970年过完国庆节，我便随家人下到了亭子坝公社幸福大队茶园生产队。这地方小地名叫烧溪。因系族亲，时任大队贫协主任的咪叔将他五柱四瓜小楼的一头让给我们居住，算安顿了下来。那年代，凡城里的十八类人员，全部遣送下乡。与我一条街长大的发小孙老二，孤苦伶仃，只好与我一起下到烧溪。但因先前没来联系，以致无生产队接收。中午同我一车到的几件家什还在寨子后面的公路边，没人帮忙搬下来。天都擦黑了，又饥又渴又害怕的他大声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呼唤我的名字，直埋怨说我不管他，声调好凄凉。
其实我不是不管。刚安顿下来，先前本就求过咪叔，要他让队里一起接收。可咪叔却说：“他与你不一样，你是一家人，且事先你们来联系过，队上也开过会同意接收的。他算哪样，一无亲二无戚，接收了住哪家？”于是他便去大队忙事情去了，直到天擦黑了才回来。孙老二的哭诉声在寂静的山村里显得异常凄惨，刺得我心里十分凄惶。无奈，我只得再次鼓起勇气，又去找咪叔，央求他想办法，总不能让他在路边过夜吧。咪叔拗不过我，也出于同情，于是领我去隔壁四堡生产队，找到邵二队长，做了半天工作，最后代表大队表态，少交半年提成，邵二队长才同意接收，安顿在队上粮仓侧边，安排几个壮劳力去巴塘山砍茅花秆来扎起住人。之后，又马上叫了四个小伙子，由我带着上到后面公路边，将孙老二的家什搬到队上，总算没让他在路边过夜。这过程，我摆给孙老二听，要他记着人家的好。后来，他专门请咪叔去县城玩了几天，吃住全包，说是还人情。
咪叔的干练，在烧溪上下两寨是无人可比的。比如弄柴，不仅快，而且好。他选柴的标准，一要好烧，不黑火；二要经烧。他只要一出门，便腰缠拇指粗的麻绳，对门巴塘山上的岩柏、岩青冈等杂木，便是他的首选。腰间拴好绳子的他，吊在半山腰，一口气就砍下两挑，扔到山脚。尔后，攀到山顶，解下麻绳，空手下山，将柴捆好挑回家。农闲时，一天两到三挑柴。一个冬天，将他屋后阳沟堆得满满当当。烧溪柴方水圆，有他款嘴的资本：“你们烧的那些柴，送我都不要。”
“凉风悠悠天要晴，老鸹叫唤要死人。死人就死本丈夫，不死山那边野男人。”开春时节，一耙秧田，咪叔便会唱起山歌。那高亢嘹亮的男高音，着实让人佩服。为显示能力，偶尔也来一段从广播中学来的革命样板戏。“朝霞映在阳澄湖上……”“穿林海，跨雪原……”“这个女人不寻常……”这最爱的三曲，虽然常不在调或板上，但他总唱得津津有味。与他时常唱的山歌相比，实在不敢恭维。因他有这本事，所以大队就由他负责，组织了幸福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天晚上在大队部排练节目。赶场天不做活路，到亭子坝公社门前的坝子上演出。晚上排练记工分五分，演出记十分。
一日，因收工后现做饭，我一同学晚到了半小时，身为大队贫协主任兼宣传队队长的咪叔便批评起来。同学一再解释，收工晚了，且做饭时生柴不好烧，才耽误了，下次注意。“晓得收工晚了，就不能先来排练，结束后再回去慢慢煮饭？是宣传重要，还是吃饭重要？”咪叔念叨完，非要同学做出深刻检查，并保证今后不再迟到。同学一生气，回了一句“不可理喻！”说完转身便走。“站住！你个地主崽子，居然敢与大队宣传队对着干，胆子搞大了！”见没理他，咪叔恼羞成怒，“好，你走！有你不多无你不少，看老子哪天不开你的批斗会！”
宣传队排练节目，既松活，又能评工分，但不是哪个都能进宣传队的。可就有人不信邪，不但不稀罕，敢不把贫协主任放在眼里，竟还是成分不好的知青，这还了得。后来两天，咪叔真去了公社反映，准备收拾他。据说侯书记指示：年轻人嘛，多加强教育，不要一棍子打死。所以咪叔放出的狠话才没有兑现。
我在烧溪的几年，每到冬季，最喜欢跟咪叔去追山。吃过早饭，各家便带上绳网，唤上自家的追山狗，沿对门巴塘山上坡，进入长岭子。各自分散将绳网铺在山羊子、弯狗们出没的林间小道。完毕，追山人便从林边往林子中间赶，用手中的砍刀或棍棒拍打树丛。哦嗬……哦嗬……边赶边大声吆喝。七八只追山狗也起劲狂吠。顿时，人声、狗吠声响彻整个山林，树尖的鸟儿扑闪着翅子疾飞远方，密林深处的动物们惊慌失措，四散奔逃。运气不好的，便一头扎进网中，不能动弹，成了猎物。每到下午收网，或獐子，或山羊，均有收获。下山路上，扛着猎物与绳网的族人们说说笑笑，满怀喜悦。“凉风悠悠天要晴……”每当这时，咪叔那高亢的原生态山歌便会从山顶飘下，山脚下寨子里的人们也听得真真切切，他们知道，追山的男人们又满载而归了。
夏天的夜晚，与咪叔背上火药枪出去打斑鸠，更是一种刺激的享受。行前，先将枪膛擦干净。三节手电筒，要将电池换新的，用咪娘专门织的毛线套子装好背起。火药、砂子用葫芦装好，要够用。引火的一板子弹放在贴身处，不能回潮，否则开枪容易哑火。一切准备停当，时间差不多九点，天黑尽了，该出门了。我问为什么不早点儿走，好选地方。咪叔说，去早了不行，斑鸠还没有完全归巢歇息。至于地方，都在我心里。于是，跟着他，往大湾、张村、葫芦岩方向一路走去。
路上我又问，为啥要跑那么远，不在近处打呢？“附近的斑鸠都遭打怕了，已经打不着了。”凭咪叔的身手，这话我信。
到大湾了，走下公路，跟在咪叔后面向一丛柏树摸去。第一次出来，既新奇又兴奋，忍不住问这问那。“嘘！小声点儿，尽量不要说话。”他呵斥我。选了三四株紧靠一起的柏树，站在树中间，打亮三节电筒，只见枝丫上，一对斑鸠挨在一起，电筒光一照，只是身子动一动，挨得更紧，半天不再动弹。锁定目标，咪叔将电筒递给我，他则迅速将枪从肩上摘下，装上火药、砂子，扳开枪机，撕下一颗土红色的火药弹装上。我对准那对斑鸠，手一动不动。他立即端起枪，并不见他瞄准，扳机一扣，呯……只见一束火光散开。扑通……两只斑鸠跌落脚下。
打着了，打着了！我兴奋不已，急忙掏出麻绳，结一活扣，套住斑鸠的脚杆。看着手中肥实的猎物，想起咪叔说过的“天上斑（斑鸠）、地下弯（弯狗）”，这是说飞禽走兽中的极品美味。像这样的月夜，只要出去三四个小时，总能打上个十来只。归家时，咪叔将挽了猎物的枪扛在肩上，哼着小曲，轻松而惬意。我知道，咪叔家灶门前又新添了下酒的佳肴了。
咪叔也有他的烦心事，最要命的，是咪娘总生不出儿子。没有儿子，这在山那边的烧溪，是被人认为无后的。咪叔两代单传，20世纪60年代中期，因为是贫雇农出身，属于根正苗红、苦大仇深的子弟，被贵阳玻璃厂招为工人，已经上了半个月班了。可是他老爹硬是追上省城，将他活生生拽了回来。十六岁出头就给他娶了媳妇，就是为了延续香火。没想到这么些年过去了，生了四个，尽是姑娘。为这，他老觉得在族亲面前抬不起头。说实话，在烧溪上下两寨，不管做哪样，咪叔都算站得出来的狠角色，唯独生不出儿子，让他撑不起硬头船。眼看计划生育政策越来越严了，咪叔也似乎没了信心。闲时，自编小曲哼道：“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还好，前些时候，我无意中注意到咪娘好像没有出工了，仔细一看，已经显怀了，原来是在家里养胎。大队干部一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不知被谁反映到了公社。有一天，公社妇联主任带着计划生育干部来到家里，要咪娘去引产，还要咪叔去结扎。“婆娘走人户出远门了，等她回来我动员她去。”咪叔这一答，我才想起，是有一段时间没见咪娘了。我知道，咪叔肯定又是将咪娘支到外地亲戚家去了。这一去，一定又是抱起娃儿才回来。他生四姑娘金维，就是使的这一招。为这，被罚了款，还在全大队通报批评，撤了他的贫协主任。
咪叔确实狡猾，知道计划生育是国策，不能硬顶。所以，但凡上边来人，他都和颜悦色，尽说告饶话，还准备酒肉，殷勤招待。他本来人缘就好，又会来事。再说，像他这种境遇，还确实让人同情。总之，来做工作要他结扎的人都说对他恨不起来，也就没人站出来硬要执行。这一拖，给了咪娘生产时间。
终于有一天，有亲戚带信来，咪娘生儿子了，要他去接。
咪叔特意去了一趟亭子坝街上，买了火炮，打了散酒，整天都笑得合不拢嘴。“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他又哼起了不知何时学会的革命歌曲。临出门接咪娘时，嘱咐我赶去甘溪，一定要将电影队接过来，他要放电影庆贺。
第三天，咪叔接回了有功之臣咪娘。他们是坐车回来的。一下车，就听见火炮炸响，一直从公路上放到寨子里。入夜，生产队大仓门前的坝子上，坐满了四乡八寨的乡民。靠着粮仓挂起的银幕十分显眼。电影开演前，咪叔拿起话筒，声音颤抖着：“各位堂公伯叔，亲朋好友，我终于有儿子了！今天，我代儿子金宝儿请大家看电影……”
金宝儿满月那天，咪娘满面春风地抱着，同始终笑眯眯的咪叔一道热情迎客。也是在大仓门前坝子上，摆起了酒席。席面十二道菜，比平时其他人家整的九大碗硬是多了三道，尤其中间那碗染了粑粑红的鲊肉特别显眼。吃过席的亲朋都说，这席面办得有排场，分量足，味道好。
马二队长
队长虽叫马二，但并不姓马。他是我房东咪叔的堂兄，他俩祖上是兄弟。论起来，我也应喊他咪叔才对。但在公开场合，他宁愿我叫他队长。他说，喊咪叔是亲戚，而队长是官称，听起来比咪叔有排场。所以，下放烧溪那几年，我多半都叫他队长，或者叫队长咪叔，这既满足了他的官瘾，也不显生分，毕竟他是长辈。而马二，则是他小名，就如寨上其他的邵二、操二、德二等名一样。寨子上比他辈分高或同辈年纪比他大的，都这么叫。
马二队长是高音喇叭。他的家，正好住在寨子最高处，就在土地坳下面几步。每日清晨安排活路，他那男高音便会准时响起，语速特慢，拖腔拖调：“今天，男工，就在当门，薅头道秧。要薅细点儿，不要敷衍了事。妇女些，去对门巴塘山，薅苞谷。哪个薅不干净，不记工分……”
日复一日，不管天晴下雨，队长就是这样亮他的原生态男高音。可惜那时没有“星光大道”，要不然，他那高亢嘹亮的嗓音，完全可以去与西北歌王阿宝媲美。
生产队的男工妇女，也早已习惯了他的高音喇叭。忽一日，太阳都升起一竿子高了，咋高音喇叭还不响？大家都很诧异。一问，才知道队长病倒了，起不来床。没有人安排活路，全队只好休息。有的上坡弄柴，有的去走人户，有的甩手去亭子坝街上称盐巴、打煤油，各家干各家的事情。有好心的社员，特意去公社卫生所为队长抓药，希望他过几天就好起来。大家长年累月习惯了这台高音喇叭，突然不响，就不知所措。
他们担心，活路耽搁久了，是会影响收成的。
队长咪叔的另一特点是鼻子灵。寨子上不管哪家，只要炒点好吃的，他准会第一时间赶到，一进门准会说：“炒的哪样？好香哟。”于是坐下来，管你主人家愿不愿意，不吃过饭，他是绝不会走的。
在我家，他是常客了。下到烧溪的第一天，作为队长，他安排人手搬东西，还专门为我家做了一盏防风灯。我接过一看，一圆形罐头玻璃瓶，上边圆口处用粗铁丝拴了提把，中间一铁皮管中穿进灯芯，细铁丝将管固定后两边挂在瓶口。黑夜里，像马灯一样提着在野外行走，不会被风吹灭。
多少次，我提着它从三里外的溪边碾房挑米回家，觉得非常好用。这简单的马灯，做得十分精巧，我从未在别处见过，很是佩服队长咪叔的智慧与巧手。就从这送灯起，一个月至少十天，尤其是中午，只要我家菜一炒好，他便会准时跨进屋。
住在另一头的咪叔实在看不过，常说他：“马二哥，你鼻子比狗还灵，一到炒菜就进来了，硬是搁个碗在他们家哟！”
他这混吃的习惯，我虽然也反感，但想到他平时的关照和他的家境，又不好说，还得装出很大方的模样。只要他一进屋，便给他把饭盛上，很热情地喊：“吃饭了，咪叔。”
实际上我知道，他儿女拖得多，自己身体又不是太好，多年来除了一门心思安排好队上的活路外，又不会出去做副业找钱，所以家里穷，差吃的。那时，他不过四十来岁，已拖了五个娃儿，大的三个儿子，小的两个姑娘。
烧溪上下两寨，就数他娃儿最多，我房东咪叔他爹就曾说过他：“马二，已经三个儿子了，晓你还要生个哪样嘞？拖得皮塌嘴歪的，一家人吃不像吃，穿不像穿，安逸了噻？”
不知是他沉湎床笫之欢，还是咪娘怀孕力强。总之，五个儿女，不经意间便牵成了一串，大的带小的，也总算长起来了。但付出了极大心血的马二队长，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身体犹如烧干了油的灯芯一般。一次去公社粮站完粮途中，不过一百三十来斤的担子，见他挑得汗水直淌，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发觉不对，我急忙招呼他放下担子，问他哪儿不舒服，他直说腰痛，已经不能硬撑了。大家分担了他箩筐中的谷子，让他打空手一起去粮站。
过完秤，比规定的公粮任务多出了二百多斤。问队长，挑不挑回去？他说：“算了嘛，难得挑，就是挑回去，每家也分不到几颗，就当余粮卖了得了。”结完账，我们便陪他去公社卫生所看腰杆。
1973年夏，我作为知青，为上学到县城参加考试，记得作文题目是《广阔天地锻炼成长》，我写的就是完粮这件事。不过给马二队长专加了个小标题——“不老松”。这篇小小说，让我考了个全县第一名。当然，这是后话。
那个年代，由于随父母被遣送下乡，我虽然初中毕业，且在县知青办登了记的，但属于十八类人员子女，最苦恼的，不是因做农活身体疲惫，而是不知何年何月能够返城，得个工作。眼见或闻听某某知青点又走了某人，那心里的苦痛煎熬，无法表述。在无人倾诉的日子里，倒是队长咪叔，常在我家吃饭时宽慰我：“不要焦，要等得。想饿饭那年，你们城头人不是也下过乡，没多久就都回去了吗？再说，你读了那么多书，政府不会忘记你们，以后肯定会有工作的。只要有机会，我们队上一定会极力推荐你。”
队长说的绝不是客套话。1972年春天征兵，队上接到通知后，他便带上我去公社武装部报名，说要推荐我去当兵。我知道自己不是当兵的料，不想去。但他说：“不怕，我是队长，我去给你说，公社武装部长我熟，我看得行。”犟不过他的好意，自己也想碰碰运气，也就跟着他去了。
走进公社武装部，队长大声嚷：“谭部长，我侄儿来报名当兵。”下到亭子坝公社两年了，时不时在公社附近晃荡，比如宣传队演出，逢场天在公社土操场上打球，飞扬的尘土常把我等弄得灰头土脸；与何文书下棋，时常争得面红耳赤。公社干部，从书记到底下文书，哪个不认识我？知道来意，部长把队长拉进他办公室，细声细气对他说：“李队长，你是装不懂政策？他那成分能当兵？”“啷凯不行嘞？他是我侄儿，我不是贫农吗？”部长哭笑不得，不再跟他啰唆，出来对我说：“你回去吧，以后有别样机会，我们让你报名。”
我灰溜溜地往回走，一路上，队长咪叔一直安慰我：“怪你咪叔没本事，不能把你弄走。想开点，你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将来回城了，我也好跟你去走一趟，看下县城是哪个样子。”
入秋后的一天，队上壮劳力到河坎上摘棬子。那日，霜风较大，队长咪叔爬上树不久，只听见啪的一声脆响，便见他从高高的树上摔下来，掉在河坎上还滚了几转，不见动弹。大伙急忙从树上下来，跑到他身边，见已不省人事，口里吐着殷红的鲜血。众人轮流将他背起，直奔公社卫生所。经抢救，半夜苏醒了过来，但已说不出完整的话。他眼里噙着泪，吃力地对房东咪叔说：“咪儿，不要……花钱医了……抬我……回去……我……死也要……死在屋头。”房东咪叔借来卫生所担架，大伙又立即将他抬回了家。天刚开豁口，马二队长终于等不到天大亮，就撒手人寰，驾鹤归西了。
由于走得突然，没有棺材。他堂叔可怜他，将自己置备的柏木棺捐出来。咪娘和他的五个子女哭了两天两夜，第三天一早，队上的壮劳力全体出动，交替抬起“独龙杠”，吆喝着将棺材抬到三里外的青杠林安葬。他的坟头，正对着去亭子坝街上的赶场大路，坟后的几棵松柏郁郁葱葱。
大家都散去了，公社刘文书主持召开了追悼会，感情十分真挚地追述了马二队长的生平，评价了他勤恳为社员奉献的大半生。参加追悼会的人员，就我和他大点的两个儿子。
队上的高音喇叭永远歇火了，大家很不习惯了一阵子，终于选出了新队长。新队长安排活路的方式，是叫他儿子挨户通知，各家代表去队上大仓集中开会分配。由于没有马二队长广播那么直接，因此每天出工都晚了不少时间。
一年后，马二队长生前在我家宽慰我的话应验了，我终于得上了县城的师范学校。临行前，我独自去到他长满青草的坟前，与他拜别。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他的一秋，似乎过于简单潦草，尤其是当生产队长的十多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全身心就为生产队大家和五个儿女的小家，除了去区上开过一次会以外，就连百里之外的县城也没有去过。
我这一去，不知何时再回来。队长咪叔，魂灵随我走吧，我这就请你去县城玩耍。
[1] 打“马马肩儿”指小孩子骑在大人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