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那个夏天及后来的事情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吧，那时我是个无业人员。当时有个政策要求建文化站，区级建制必须建立。我便是随着县文化馆的领导和老师们一起去乌江边上的那个小镇的。
从县城去那个小镇当然选择坐船。记得清晨的微光中踩上那上船的木板时摇摇晃晃的，拄拐杖的我感到不安，是同行者招呼船工拉着我上船的。机动船犁浪前行，两岸风光旖旎，悬崖峭壁老树浓阴，沙滩飞鹭码头浣衣，一路弄得我兴奋不已。逆水船缓缓徐行，到得小镇码头泊岸时已是中午十二点过。
从码头到街上需上一段陡坡，因为雨水的冲刷，那一段陡坡还深深浅浅龇牙咧嘴的，很不好走。拐过小街的弯道，就朝左面钻进一个楼洞，我们住在当时小镇唯一的旅店——综合饭店楼上，建文化站的汪馆长、梁老师（以及他的儿子）、李老师、老史，外加一个跟着他们出门玩耍的我，五六个人住在一间大房间里。吃过了中饭，他们就去找区里的人谈事情，然后回到住处睡上一觉。因为炎热，吃过晚饭大家又下楼去河里洗澡。依然拐过小街的弯道，直走到场口才向右靠近河流。河流在那儿有一个小小的湾，湾的顶部有一溶洞，洞里一大股清泉流出，许多人都在湾里戏水，尤其是泉水与河水交汇处很密集。那种洗澡洗衣戏水泅水的场面很热闹，像做功课一样，一丝不苟与嬉戏玩乐混合，女子们把裙子举过头顶就换了装束了，真是巧妙得很。然后她们花枝招展地端着装了湿衣服的盆子或提着塑料桶走在回家的路上，优雅而迷人；男人们则穿着短裤赤着膀子，不慌不忙地追随她们。只有勒着裤衩的小孩还在水边嬉笑打闹，意犹未尽。
那些赤膊的男人中有一个肥胖者和我们一起走进了综合饭店。他住在一楼，邀请我们进屋坐坐。他给我们倒茶递烟。他像我后来看见的许多胖子一样蓄着平头，肩膀宽大，臂肌鼓凸，肚腹高高地挺着，像水波漫过他那管束短裤的皮带，肚脐则像电筒里的银碗。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肥胖者都是一脸和善，我见到的他是善眉善眼的。肥胖而和善的他与梁老师、李老师谈得投机，那是谈到了吃，谈乌江鲢鱼的吃法，团鱼的吃法，蛇的吃法，还有斑鸠、弯狗的吃法。一天夜里他网得几尾小鱼小虾，次日便邀我们去和他喝一杯，分享他的成就。当然我们都在综合饭店吃过了饭，他的妻子便是炊事员之一，对不喝酒的汪馆长和老史，他把筷子递给他们，请他们尝尝他的手艺。对喝酒的我们三人他则要求坐着和他一起呷酒吃鱼，听他叙述弄鱼的趣味。时不时，他的手板总要在胖肚上拍一拍，一会儿是左手一会儿是右手，之后他的妻子拿出用铁盒子装的水果糖和葵花子给我们吃，显得美丽又大方。
一天中午，我把头伸出窗外，目光由对面的树林、庄稼、河流收至楼下的街道，见有一辆客车由场当头那边开过来，在综合饭店门前的街面上停下。车上陆续走下到达终点站的人群，一个高大的小伙子的右脚刚刚触地，后面的左脚还没迈动，却忽然被什么镇住了。沿着他的目光搜寻，原来他看见了对面的石壁前也就是我们的楼下坐着一个妇女。他喊了声“妈”，那妇女便气势汹汹地说：“妈！你还晓得喊妈！给我跪起过来！”小伙子愣住了：“妈，我没做错哪样事啊，前天考完了，同学留我到他家耍了一天，今天就回来了。”然而他母亲没有给他商量的余地：“你还认你这个妈，你就给我跪起过来！”这时车门两边及那妇女身边均围了不少人看热闹。也有人劝那小伙子：“晓得你妈是这个脾气，你就依了她吧。”小伙子咬了咬牙，果然就跪了下去，他和他母亲之间空出了一条路来，他正是沿着那条路一点一点跪到他母亲面前去的。那时我在楼上的窗口感到了做母亲的过分，也猜测着那小伙子是否会产生逆反心理。然后我看见小伙子先自己站了起来，然后躬腰扶着她母亲站起了身——他母亲拄着两根拐杖，在他的搀扶下和他一起离开了。原来她母亲身体不好。
一个多么专横的母亲，一个多么顺从的儿子啊！
本文前面写到了一个胖子又写到了一对母子，现在要写写汪育江馆长了。我们住下那天记账的时候，梁老师建议我的船费和住宿费由文化馆报销，伙食费自己出。我那时一个月二十五块钱生活费，除了填肚子还要买书订杂志填脑子，不用说生活是很艰难的，汪馆长爽快地接受了梁老师的建议。多年以后每念及此，除了感到温暖，我对梁老师和汪馆长总有说不出的感激。我不过一个文学青年而已，跟他们出门美其名曰采风，其实是在县城待腻烦了而出门散散心、放放风而已，我凭什么享受优待呢？这种友善之光照耀下的温暖使我在那些个人的寒冬里一次次地感到春意盎然。
当时的我对汪馆长知之甚少。我只知道汪馆长住在县城文化馆楼上的一套两间的房子里，那房子一间是他的工作室，一间是他的卧室。他那工作室的墙上挂有用木框和玻璃框镶着的照片，那是他得意的摄影作品。听说他喜欢搜集民间故事，喜欢临碑拓帖，对风物很感兴趣。他的爱人汪伯妈没有工作，汪馆长一手拉扯四男一女，真的是很不容易。长子已从师专毕业在一所中学教书，长女结了婚，仍有三个儿子由他带着。也许就是去小镇上那个夏天的前后，汪馆长开始了白号军起义故事的收集，据我后来认识的曾令华说，汪馆长早期搜集的白号军起义的故事是他提供的。后来汪馆长的《白号军起义》一书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虽未阅读，却在内心里承认汪馆长是出了书的，有一份敬意。
我和在小镇上给他母亲下跪的那个小伙子见面的时候，小伙子已是省城一所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他也爱上文学写起诗歌了，假期里写了稿子呈给梁老师看。梁老师不大看诗，就给我看。我至今仍能想起他来，并为之提笔行文的原因还在于他毕业分配在了省城这件事。我是听朋友们随便说起的。我问我的朋友，他为什么分在了省城呢？朋友们一个个都是大学或中专毕业的，并且跟那小伙子是同学，都爱好文学，却大多不愿谈那小伙子的事。即使我再三追问，他们也是轻描淡写。我在那轻描淡写中听出的眉目是，小伙子在省城读大学期间认识了一个省城的孤寡老人，小伙子用他山里人的纯朴与诚实赢得了老人的信任，老人接受了他隔三岔五的问候与帮助。小伙子说她老人家孤苦伶仃的需要人照料，他愿意做她的儿子照料她。老人已了解了小伙子的诚实，就爽快地认了小伙子做养子。这样，小伙子就把自己的户口上到了老人的户头上。毕业分配时，小伙子就以照顾养母为由被分配在了省城。
如果你是一个把开支一个人的工资作为负担的地方主义者，你肯定会赞成他分在了省城。如果你知道他是县里某领导的外甥（他母亲与那领导夫人是姐妹），你也可能会为他没动用领导的关系而是自己想方设法分在了省城表示赞赏。至于他为母亲下跪和认孤老作母这两件事是否有因果关系，谁知道呢。
大浪淘沙，综合饭店这个词汇已从我们的语境里淡出了，就像它已在我们的生活中淡出了一样。我后来再见到小镇上综合饭店的那个胖子时，他已是李胖餐馆的老板兼厨师。90年代初期，我因所在公司起诉小镇供销社拖欠货款而赶赴小镇，恰巧在李胖餐馆里吃的中午饭。一见面我看着他有点面熟，在记忆里几经搜索，我终于说：“你还是这么胖啊？”他见我熟悉地与他说话，似乎想起了我来：“你也发胖了啊，兄弟。”但他马上就转入了正题：“我的手艺你是知道的，来点什么？龙凤汤？凉拌蛇皮？炒个野兔？”他妻子在店里给他打下手，当他的管家。她对我说：“你以前好像拄着拐杖呀，现在……”世事沧桑，她的美丽已消逝得只剩一点影子，只好让人揣测，不知道当初综合饭店关门的时候胖子遭受的是怎样的打击，也不知道后来胖子和他妻子是否经过了艰苦的奔波才开起了餐馆。李胖餐馆租房经营，场面也小，多两桌客人就安排不了，但生意好，这比什么都好。我知道胖子大多热衷于吃，而胖子做厨师几乎就是专业对口，因此我也算知道了他的手艺得到吃客垂青的原因。我也相信他做出一桌佳肴颇有一点成就感，如同他的妻子清点钞票颇有一点成就感一样。
汪馆长从文化馆调到文管所后变成了汪所长，建成乌江博物馆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闪光点。1999年，汪先生七十岁的生日是在漂流乌江途中度过的。那是重庆的乌江漂流考察队特邀他参加的，可想而知，汪先生的身体有多硬朗。80年代末期，他和两个年轻人一起徒步考察乌江，用“汪明书”这个笔名发表了一些考察札记。就像一些文章写的那样，汪先生真是一个奇迹，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在他的笔记本里画了各种各样只有他自己认得的符号，经过潜心钻研已成了闻名全省的文博专家，他把徒步考察乌江的资料整理成了《乌江流域考察记》，由贵州科技出版社出版，他的劳动及其成果值得我们尊重。
后来我就再没见到小镇上那个胖子了。我相信他还热衷于吃，相信他还津津乐道于美味佳肴，也相信他的妻子会拿出葵花子来招待客人，因为如今的餐馆为了让客人耐心等候上菜，绝大多数预备了酥香可口的葵花子。正这样沉思默想着，有朋友从小镇上来，说李胖餐馆已扩大规模上档次了。胖子自己修了一栋两楼一底的砖混结构楼房，经营面积大了，生意更好了。他让镇里面把李胖餐馆当成了定点接待餐馆，生意越做越大了。白天，李胖餐馆楼房外表的白色瓷砖很耀眼，晚上，餐馆楼上霓虹灯闪烁很诱人。而胖子当了不小的老板依然兼着厨师，他那已发福的妻子照样当着他的管家，为他管理家财。
关于分配在省城某法院工作的那个小伙子，自从他分在省城以后我就一直没见到过。仅仅只是知道他的一点点信息。印象中他在省城工作没多久便把他在县城某学校教书的妻子调去了。小伙子在省城某法院工作后，先是给原告们写写诉状，人家要给他酬劳，他也就拟定了一个价码。当然这样太小打小闹了，为改变这一状况，他于是代理起案子来，并迅速弄到了律师资格证，因此也就顺理成章地开起了律师事务所。事务所的收入让他激动不已。虽然法院里的薪水并不高，但那份工作很特殊还有资源优势，他就还是继续干着那份工作。因此，他成了那个法院率先富起来的人，有豪华住宅，有私人轿车，成了典型的广告里常见的那种成功男人。对领导和同事乃至主管单位的人，他都和他们打得火热，总之他混得很出息，活得很滋润。
2000年初，汪先生在县城的街道上见到我，知道我在报社做一名小编辑，就说要拿一篇稿子给我。还说他那稿子写了好几年了，之所以迟迟没有拿出来发表，是担心会引起不同意见。我知道汪先生为文之认真，相信文章的可取性。不出所料，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争议，对方也是个年过七旬的老人，他写了争鸣文章，报纸欢迎争鸣。汪先生写了反驳文章，报纸照常登了，如是两三个回合，争来争去，双方的说理都很充分，大有不分胜负不罢休之势。关注这件事情的人都担心在文章之外出现意外，都希望他们压缩火力。恰好这当口跳出来个第三者，宣称他在他们的争论之中发现了思唐睡佛，且鼓动进行旅游开发，便平息了争论。这虽不是汪先生想要的结果，却是他乐于接受的结果。
2002年初，我供职的报社发表了我编写的《白号军江汉政权的领导范围》，不久，汪先生便写来《白号军起义时间地点考》一文，我感觉他是在跟曾令华争鸣。关于汪先生的《白号军起义》和曾令华的《巍巍荆竹园》，暗地里两人及两人身旁的人就有过争论。作为编辑，我相信他们引经据典的可靠性，不可靠的是古人对一件事的几种说法。尽管如此，报纸还是乐意拿出版面让他们争论。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一致的，为澄清历史，为后人负责。其实争不清楚也没什么，通过争论，留下一大悬案或几种说法也是给后来者做了指引。最终，一种文化便留了下来，并惠及子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