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若诚

一、名门后裔，清华才子

英若诚

1929年6月21日，英若诚出生在北京一个满族知识分子的家庭里。英家是一个门第显赫的家族，姓赫奢礼，隶正红旗籍，英若诚的祖父英敛曾参加过戊戌变法，是天津《大公报》及辅仁公学（辅仁大学前身）的创办人；祖母淑仲（爱新觉罗氏）是清朝皇族。英若诚的父亲英千里是一位有影响的学者，12岁时即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曾任辅仁大学外文系主任兼校秘书长；英若诚之母蔡葆真出身宦门，其父蔡儒楷20世纪30年代曾任山东省省长，新中国成立后蔡葆真曾任北京儿童图书馆馆长。

在这样一个书香世家，英若诚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养。小时候，他就酷爱艺术。上小学时，他常去看京剧戏班“富连成”学员的娃娃戏，还与哥哥、弟弟及小朋友们依样葫芦地排演。

1940年，英若诚考入辅仁大学附中。当时北平已经沦陷，日本人对沦陷区实行奴化统治。有一次，在课堂上，英若诚竟然和讲“中日亲善”的训导主任顶撞起来，被罚站一节课。课后，气愤的英若诚用弹弓射了那个主任的额头。事情因此而闹得不可收拾，他只好转到天津的教会学校圣路易中学读书。

那时的教会学校一般用英语授课，圣路易中学也是如此，这是个不小的考验。英若诚狠下功夫，不到一年时间就突破了语言关。在后来的几年里，英若诚的功课几乎门门优秀。课余时间，英若诚喜欢看电影，好影片要看上三四遍，而且还想着将来能当上电影导演。不过，性格倔强的英若诚在这所学校也差点闹出事来：有一次在学校餐厅吃饭，他和一个外国孩子发生争执，神甫不问情由就横加指责，还不让吃饭。英若诚理直气壮地说：“我付了饭费，凭什么不许吃饭！”随即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这所学校又要开除他，还是父亲托人讲情才算了结。

1946年，英若诚高中毕业，以全优成绩获得保送英国剑桥大学资格，自愿放弃后旋即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清华的4年学习，英若诚刻苦勤奋，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4年中，泛读了西方文学理论和世界文学名著；尤其是戏剧方面，从戏剧作家莎士比亚、易卜生、萧伯纳、奥尼尔，到戏剧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爱森斯坦，他都曾或者精读，或者泛览。由于外文基础好，他还经常给同学进行辅导。也就是在自己的同学中，英若诚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吴世良，因为出色的英语水平，吴世良女士后来曾担任过曹禺的秘书并为周恩来总理做过翻译。

英若诚、吴世良夫妇

在清华读书期间，英若诚也积极参与了戏剧实践活动。那时，清华有一个名为“骆驼”的业余剧团，是地下党领导的，英若诚是剧团的骨干。剧团演出的《地窖之门》《保罗·莫奈尔》都受到欢迎，尤其是在与各大学联合演出的《春风化雨》中，英若诚扮演的青年矿工颇得好评。1948年底，北平即将和平解放，此时清华园已属解放区，为配合入城宣传，“骆驼”剧团赶排了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的话剧《开市大吉》，英若诚扮演男主角，而扮演女主角的是他日后的夫人吴世良。

二、“最主要的专业和成就在表演上”

1950年夏，英若诚与吴世良双双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此后的大半生中，虽然还曾在别的单位工作，但在人艺从事舞台表演艺术始终是他工作的中心。

不过，英若诚走上表演艺术道路之初，还是经历了一些曲折。从清华毕业后，英若诚与恋人吴世良同时被分配到中国对外友协。然而，他们出于对戏剧艺术的热爱，竟不顾岳父吴保丰（时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的强烈反对，双双考入了刚刚成立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了专业演员。

刚进人艺的时候，英若诚的工作遇到了一些挫折。那时，他被分配在一出宣传抗美援朝的小戏中扮演志愿军战士。由于缺乏战士生活，又不适应正规剧院的严格排练，他颇有些手足无措。人艺院长李伯钊曾风趣地说：“哪来的洋学生，连话都不会说。”随后，他扮演的几个角色也都不算成功。

英若诚遭遇挫折，艺术才华一时未能展现，因而有人认为他缺乏表演才能。幸好人艺总导演焦菊隐对他的潜力有所了解，让他先去资料室工作，等到有合适角色的时候再来演戏。在新的岗位上，英若诚把资料工作干得非常出色，并利用资料室的便利开始翻译《奥赛罗导演计划》（即《演员的自我修养》），此后又陆续翻译出《咖啡店的政客》《甘蔗田》《有这么回事》《星星红了》等剧本。

1954年，英若诚在《明朗的天》中扮演眼科大夫陈洪友，演出成功，获得了全国第一次话剧会演表演三等奖。次年，他在高尔基名剧《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其他的人们》中扮演巴扶林神甫，又获得了不俗的成绩。紧接着，他在《骆驼祥子》中成功扮演了刘四爷，由此扭转了人们的偏见，并出演了一批中外名剧的主要角色。

1958年排演《茶馆》时，英若诚塑造的老、小刘麻子，得到老舍先生和观众的一致肯定。这时在观众心目中，英若诚已成为北京人艺的主要演员了。此后，他不仅演戏、译剧本，还改编和创作剧本。20世纪60年代前后，他改编、创作了《刚果风雷》《像他那样生活》等剧本，还在影片《白求恩》中出色地扮演了童翻译。

“文革”之后，1980年，北京人艺排演莎士比亚名剧《请君入瓮》，英若诚给英国导演托比·罗伯逊当助手，“扮演”的是导演的“角色”。1983年，人艺排演阿瑟·米勒的名作《推销员之死》，英若诚不仅辅助排演，更扮演了剧中主角威利·洛曼，成功地塑造了这一形象。

1990年，英若诚在电视剧《围城》中饰演了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一角。他把这个虚伪、专制的旧知识分子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成长在学者家庭。英若诚儿时熟悉的邻居很多是大学者、大教授，很容易看到他们自私渺小的另一面，这使他塑造此类形象颇为得心应手。

英若诚在《茶馆》中饰演刘麻子

英若诚演出的代表性作品，包括话剧《地窖之门》《保罗·莫莱尔》《春风化雨》《龙须沟》《骆驼祥子》《明朗的天》《悭吝人》《茶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请君入瓮》《推销员之死》等，电影《白求恩》《知音》《小活佛》《末代皇帝》等，电视剧《围城》《马可·波罗》《我爱我家》等，既有中国名作，又有外国经典；其中塑造了一批成功的艺术形象，从第一个角色《龙须沟》的刘掌柜，到《茶馆》中的刘麻子、《骆驼祥子》中的刘四爷、《推销员之死》中的威利·洛曼等话剧角色，再到《马可·波罗》中的忽必烈、《围城》中高松年等影视角色，既有中国形象，也有外国形象。这一系列艺术形象，有血有肉，光彩照人，得到焦菊隐、老舍等艺术大家的盛赞，在中国舞台艺术长廊中占有一席之地。

北京人艺老艺术家蓝天野说：“他最主要的专业和成就还是在表演上。”“最早是《龙须沟》里小茶馆的一场戏，之后是《骆驼祥子》《茶馆》，一步步成熟了。后来《推销员之死》他演男一号威利·洛曼，用他一生的积累达到了一个高度，也达到了他在舞台表演上的巅峰。”

英若诚的表演艺术成就获得了世界性的认可。1983年6月，在西西里岛举行的第二届意大利电视“银猫奖”发奖大会，英若诚因在《马可·波罗》中成功扮演元世祖忽必烈而荣获最佳男演员奖。1997年，他被香港特区政府命名为世界十大最杰出的中国艺术家之一。

三、狱中三年与副部长三年

在英若诚的一生中，有两个特别的三年，一是“文革”期间在狱中的三年，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三年。这两个三年，不管是他的人生的必然还是偶然，我们知道的是，它们对诠释英若诚之为英若诚都极具解释力。

1968年，英若诚夫妇被关进了监狱，一关就是三年多。至于罪名是美帝苏修双料特务还是什么别的原因，狱中的英若诚似乎并不挂怀。

狱中的英若诚，“表演”还是那么出色。用英若诚自传合作者、美国戏剧教授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话说，是“在最没有幽默感、没有尊严的情况下找到幽默感和尊严”。用吴霜的话说：“如果没有这段被关押的日子，也许还不能足以体现英若成的独特个性，正是由于这一段极其特殊的命运，英若成乐天、开朗、通达的天性得到了一次充分展现的机会。生命力并没有因为恶劣的命运而消沉泯灭，反而像石板下面的竹笋越长越带劲儿。”

虽然身陷囹圄，但英若诚对自由生活中的种种日常事物抱有浓厚的兴趣，向牢里的各色人等学习，从做豆瓣酱到辨认雌雄小鸡再到和水泥，听来方法后，就用密密麻麻的小字抄写在自制的笔记本上。“烧羊肉：先红烧，汤快干时取出，去水汽，素油炸之。”满纸都是此类生活诀窍。英若诚在传记里说：“我做这类笔记的目的很简单，为出狱后我和家人准备一条生活的途径。另外我也有信心，世道总有一天会变。”

三年当中，英若诚动手改良蜂窝煤炉子，制作折叠书柜，发明土暖气，裱糊天棚，样样出色当行。最能耐的是，他竟然在里边做出一本《毛主席诗词》来。纸是监狱下发用来交代罪行的；笔是自制的：从其他狱友的羊皮外套上取出山羊毛，再从旧尼龙袜子里抽出线来，扎在筷子上；墨是劳动染布时藏的一点黑墨粉，加水调兑成的；装订的胶则是用窝头嚼碎做成的。这本《毛主席诗词》和狱中笔记，后来成了美国耶鲁大学博物馆的藏品。

18年之后的1986年，英若诚突然接到任命，从演员一下子成了文化部的副部长，而同时就任文化部长的则是作家王蒙。

此前，英若诚几乎从未担任过行政职务，曾经担任的人艺资料室主任、创作组组长，也不过相当于“股”级，而且是业务干部，算不上纯粹的行政干部。组织部门的这一决策，除了时代因素，恐怕与英若诚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不无关系。对此，英若诚的人艺同事，同为表演艺术家的蓝天野回忆说：“我个人认为，一来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开始找一些真正在文化领域有成就的人担任官员，这是那个时期的特殊选择；二来过去外语人才真的很少，常常连驻外使馆的人都没几个会外语的。英若诚的特长就是外语，能胜任很多对外交流的事务。”

英若诚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三年，而在他自传中却只占了短短的一小节。他介绍自己当时的职责主要有三部分：主管所有表演艺术团体，监管各大艺术院校，发展文化市场。他说：“我决定大力发展第三部分，因为我认为可以通过改革让艺术产品走向市场化，借用市场手段来积累资金。”今天看来，这个思路是对头的，在当时则是超前的。

副部长任上的英若诚，为人熟知的事情还是离不开“戏”。比如，1987年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要拍摄电影《末代皇帝》，看中英若诚的表演功底和外语能力。让一个副部级官员抽出大段时间拍戏，而且是到一个国外剧组里充当男二号，颇有些不可思议。但贝托鲁奇表示一定要促成此事，“我当时没明白他的意思，没想到他走的是上层路线。胡耀邦总书记有一天突然通知我，说特批允许我参加贝托鲁奇电影的拍摄。”英若诚在书中说。

又如，1988年，北京人艺《茶馆》等五台大戏赴上海演出，人艺请回了很多已经退休的原班人马，唯独顾虑请副部长英若诚出演“刘麻子”实在不成“体统”。谁知英若诚不但欣然同意参演，而且一演就是18场，成为上海市民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以现任部级官员身份在公开演出中出演丑角，中外政坛可能仅此一人，也可见他对表演艺术的挚爱。而这之前从1958年到1979年，他参加了《茶馆》自首演开始的所有演出。1990年，他还参加了《茶馆》剧组在北京的告别演出，谢幕时，他意味深长地说：“感谢大家宽容。”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话剧表演。

四、在国际戏剧艺术交流中

学生时代教会学校的英文基础，清华外文系的进一步深造，使英若诚具备了出色的英语阅读和表达能力，而且中英互译兼擅。这不仅为他的翻译提供了扎实的工具，也为他参与国际戏剧艺术交流插上了翅膀。

1976年，英若诚曾在外文出版局工作两年。1978年，他重返舞台。随着我国对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他的才华得到充分施展。

1980年，北京人艺老舍代表作《茶馆》赴西德、法国、瑞士访问演出，英若诚事先把剧本译成英文，演出时又以流畅的英语同声传译，同时通过学术座谈和媒体发表了对戏剧艺术的精到见解，引起国外戏剧界人士的重视。这一年，他还随曹禺赴英国进行戏剧交流。英国导演托比·罗伯逊为北京人艺排演莎士比亚名剧《请君入瓮》时，邀请英若诚做助手。该剧首演获得极大成功，托比感慨地说：“如果没有英先生的帮助，我在北京会无法工作。我不知道英先生中文如何，但我敢肯定他的英语程度比我强！”

英若诚在《推销员之死》中成功地塑造了威利·洛曼的形象

《推销员之死》是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的经典剧作，数十年来屡演不衰。1983年春，北京人艺排演这部作品，英若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翻译剧本到扮演主角，到辅助排演，乃至和米勒一起主持中外记者招待会，英若诚处处显示出自己在戏剧艺术的理论和实践才干。米勒也曾同样感慨地说：“在北京，离开英先生，我会一筹莫展。”

1981年英若诚在故事影片《知音》中扮演袁世凯后，又应邀在中意美合拍、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执导的电视连续剧《马可·波罗》中饰演元世祖忽必烈。起初制片人拉贝拉对中方推荐的这位演员不太放心，当英若诚用熟练的英语谈出自己对历史人物忽必烈的见解后，拉贝拉兴奋地说：“就是你了！”当在忽必烈大帐中的一个长镜头拍过后，摄制组全体人员都为他精彩的表演鼓起掌来。该片在国外播映后，英若诚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一位美国观众给英若诚写信说：“通过你扮演的忽必烈，你把你们国家伟大的精神传给了我们！”

《末代皇帝》首映式上英若诚与戴安娜王妃

1982年，美国密苏里大学与斯诺基金会、富布莱特基金会和美国中部、西部各大学向英若诚发出联合邀请，聘他作为斯诺戏剧教授为密苏里大学戏剧系学生讲授表演课。在美国，英若诚结合教学实践为学生们排演了曹禺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话剧《家》，演出引起轰动，录成电视片在美国全国播放。后来又被译配中文，由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1984年，英若诚作为密苏里大学客座教授再次赴美讲学，为学生们排演了昆曲《十五贯》改编的话剧，对中国传统戏曲与现代话剧的结合做了有益的尝试，同时让美国演员通过排演了解中国戏曲的美学法则，再次获得成功。在1982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中，英若诚是唯一被载入的中国艺术家。

1998年，由于在中外文化交流和戏剧事业上的杰出贡献，英若诚荣获菲律宾“麦格塞塞新闻文化奖”。

从进入美国权威的《世界名人录》，到获得意大利电视“银猫奖”最佳男演员奖，再到获得菲律宾“麦格塞塞新闻文化奖”，以及众多双向合作排演和高端学术交流，充分说明英若诚不愧为中国老一辈演员中堪称“国际明星”的艺术家。

五、翻译家英若诚

英若诚的英文之出色是众所周知的，听说读写样样皆能，英汉互易兼擅。这样出色的英文，就是专业人士也很少能够比肩，遑论一般非专业领域的人了。

英若诚的外文天赋似乎有些家族渊源可寻。他的父亲英千里12岁时即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回国后曾任辅仁大学外文系主任。钱钟书曾回忆说：“蒋介石曾说要找两个国内英文讲得最好的人给他做翻译，一个是我，一个就是英千里。”可见英千里英文水准之高。

“学外语是我们家族的宝贵传统。”英若诚之子英达回忆，父亲喜欢讲这样的比喻：假设翻过墙头是人生的目标，一个人徒手翻上光溜溜的一堵墙很难，但如果有两堵墙，这个人可以在中间互相借力左右攀爬，就容易多了。外语就是这第二堵墙。

在读大学的时候，英若诚的英文在同学中就是出类拔萃的。其间，他广泛阅读了原文版的世界文学名著，还在当时正在清华任教的英国著名诗人燕卜逊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了莎士比亚的剧作和十四行诗。而且那时他就初试翻译，着手外国书籍及论文的译介。18岁那年，他把爱森斯坦写的《电影感》译成了中文，译文得到了当时在清华任教的外国文学专家王佐良的赞赏。

英若诚后来进一步捉刀翻译，可以说是在他“走麦城”的时候。初进北京人艺，由于扮演角色不成功，他被安排在资料室做资料工作。这给他提供了机会，于是，在完成日常资料工作的同时，他开始翻译西方戏剧论著。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他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巨著《奥德赛导演计划》（《演员的自我修养》）译成了中文，后在来巴金的关怀下出版。这部书对中国舞台表演艺术的发展影响至巨，直到今天仍然是演员必读的经典教科书。

英若诚的译作以剧本为多，包括《咖啡店的政客》（菲尔丁）、《甘蔗田》（古巴，巴格·阿尔丰）、《报纸主笔》《有这一回事》《星星变红了》《请君入瓮》（莎士比亚）、《芭芭拉上校》（萧伯纳）、《推销员之死》（阿瑟·米勒）、《哗变》（奥尼尔），以及《茶馆》（老舍）、《王昭君》（曹禺）、《家》（曹禺）等。而且他的翻译是双向的，既有外国剧作的中译，也有中国剧作的英译。生前病重时，他还在病房里翻译莎士比亚最受争议的作品《科利奥兰纳斯》，即2007年由林兆华导演、濮存昕主演的《大将军寇流兰》。

六、“生活即使是悲剧，也要当作喜剧去演”

1990年，英若诚从文化部副部长任上退了下来。三年前妻子吴世良去世，一年前母亲蔡葆真去世，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打击。退休后不久，他的身体开始转差，吐了几次血。

英若诚在《马可·波罗》中的剧照

1993年，英若诚在父亲原来的学生马英九帮助下去了台湾，后者当时在台湾“行政院”陆委会任职。英千里1948年去台湾，1969年在台北去世，此后二十几年里英若诚一直没办法去祭奠。英若诚曾说：“这次行程促使我回忆思考父亲一生的业绩。我的病也让自己有时间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回顾。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家族的历史以及我对家族历史应有的责任。”

在牢狱中，英若诚过得充实有趣；晚年患病，他更是等闲视之。病情加重了，他也不以为意。一次大出血抢救时，护士向医生报告：“他的脸太黄了。”躺在抢救床上的英若诚听到这句话，马上接了一句：“防冷涂的蜡。”

英若诚生性幽默，往往就如同那句“防冷涂的蜡”，妙语解颐。在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时，官场中的他仍旧个性十足。曾有外国记者当众提问：如何看待演员当官？对这个颇有些敏感的问题，英若诚从容作答：“我想演员要当官就应做大官，比如里根！”不卑不亢，睿智机敏，令人叫绝。

小时候的英若诚很有些顽皮，有时还颇为促狭，不时搞出一些恶作剧来。比如，他曾出高额赏金诱骗大家庭里的弟弟们喝凉水，等弟弟们喝完数斤后，他又想赖账，终遭兄弟们群起“追杀”。

长大了的英若诚也不消停。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旧货市场看中一辆老式摩托车，买回来修理后，虽然尾拖黑烟、噪音震耳，但在当时总算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电驴子”。修车师傅崔牛说：“这车玩命跑能超过50迈。”于是英若诚以此为目标，摩托车开到30迈时已是左摇右摆，40迈时则上蹿下跳；再加油门时，车子基本上就要散掉了，人也像炮弹般被射了出去。英若诚肋骨断了两根，脑震荡昏迷了3天，醒来时还不忘这事儿：“同志们，我飞出去时，速度绝对达到50迈了！”

英若诚在家中翻译剧本

1997年新年之际，在北京音乐厅举办的除夕夜“唐宋名篇朗诵会”上，病中的英若诚参加了他最后的一次舞台表演。他一身笔挺的西服，步履缓慢，但却不让人搀扶，坚持自己走上舞台。他一上台，台下立刻鸦雀无声。他朗诵的是李叔同的《送别》，篇幅不长，可中途却停顿了一段时间。他在舞台为自己毕生为之奉献的表演艺术画上了一个竭尽全力的句号。

2003年12月27日，英若诚走完了自己的戏剧人生，在北京协和医院辞世，享年74岁。

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里，研究中国戏剧史的塔夫茨大学戏剧学教授康开丽与重病在床的英若诚交谈，由他口述人生经历，康开丽录音整理。此后，康开丽用7年时间完成了这本两人合作的《水流云在——英若诚自传》。此书2008年首先在美国出版英文版，2009年在中国出版中文版（中信出版社）。

对于出版自传，英若诚在书的最后说：“我不希望我与这个世界这段历史的告别像是灰飞烟灭。我要走得有风格，有气派。历史上有那么多人一生碌碌无为，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我希望自己是这个时代的人，代表了我这个时代，同时也不辜负家族的传统。”而在英若诚80周年诞辰之际，美国汉学家、史学家史景迁则评论此书说：“英若诚是满族人、天主教徒、演员、翻译、政治犯、文化部副部长。同时他又很机智、敏感、有分寸。这本自传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20世纪的中国。”

《水流云在——英若诚自传》书影

人艺演员濮存昕这样回忆英若诚：“他有知识分子的真诚，也有他自己的冷静。英若诚从来没有被扭曲，无论何时，他都能让自己保持这种冷静。”“我能回忆起来印象最深的，是在他重病的1997年，他参加了‘千古绝唱，名家名篇’的诗朗诵节目，当时他全身不停地颤抖，但是一句‘长亭外，古道边”20秒的静止，你能感觉到一个艺术家的那种气场。他眼睛看到的是终点线，就像是站得很高，回头一望。”

一位晚辈这样回忆英若诚：“伯伯总是说：‘生活即使是悲剧，也要当作喜剧去演！’这一信念伴着他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留给大家的是一串又一串欢乐。无论外面风云如何变幻，他依然飘逸洒脱，骨秀神清。这也是英伯伯留给我最深刻、最宝贵的东西，因为世界在他眼中永远是明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