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非闇

出版日期:2015-09-01 文章字数:4113字 浏览次数:0

于非闇

一、平凡一生多坎坷

于非闇

1889年4月21日(光绪十五年农历三月二十二日),于非闇出生于北京。他家祖籍山东蓬莱,本为汉族,后来一家随其曾祖父移居北京。于非闇的父亲隶属内务府汉军正白旗,母亲是满族,爱新觉罗氏,于非闇从母为满族。他早年曾经用过“奎照”的名字。

7岁的时候,于非闇开始进私塾读书,接受了传统的启蒙教育。15岁时,于非闇就考中了秀才。不过,由于清季大办新学,于非闇后来又转入新式学堂读书。在北京市立第二小学高等班毕业后,1908年,他又考入了当时知名的满蒙高等学堂。

在满蒙高等学堂读书三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学堂停办,于非闇又转入北京市立师范学校学习。一年后,于非闇毕业,在北京市立第二小学担任教员,同时兼任北京《晨报》“艺圃”版的编辑、记者。就在这时,于非闇开始跟随民间画家王润暄学习绘画。

于非闇在作画

由于受过传统蒙学教育,又曾考中秀才,笔下功夫自然是有一些,再加老师指导、自己勤学,于非闇的画技不断长进。同时,他的文字功夫也日渐成熟,不断有文章见诸报章。这也为他的职业开辟了渠道,因此离开小学教师岗位后,他又先后在市立师范学校、华北大学美术系、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等校任教,并任京、津、沪各报特约撰稿人。

20世纪30年代,于非闇与张大千、黄宾虹、汪慎生等人倡导,在北京古物陈列所(即今故宫博物院)成立了国画研究馆。1936~1943年间,于非闇兼任国画研究馆导师。1936年,于非闇在北平中山公园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日本人侵占北京后,1938年,于非闇曾被日伪抓捕,被迫在日伪教育机构的教育刊物股担任编审。1942年,他任教留守的北平艺专时,因不常到校而解聘。

新中国成立后,于非闇历任中央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北京中国画院(今北京画院)画师、副院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中央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市文联常务理事,还是第一、二、三届北京市人大代表。

1959年7月3日,于非闇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二、师古更重师造化

于非闇是现代艺术史上的杰出画家,与张大千、齐白石等人齐名,其工笔花鸟出类拔萃,但作品不多,影响大小有别。同时,他的书法、治印,均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可谓诗书画印全知全能。

于非闇早年学画,主要学的是写意花鸟和山水。这一时期,他在绘画上多使用写意或工写结合的手法,色彩淡雅,笔墨轻逸洒脱,隐约透出青年时代的稚嫩与不羁。如1932年所作《水仙》,淡雅清秀,造型简洁,线条随意潇洒,反映了早期小写意的特点。花鸟之外,山水在于非闇早期绘画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如1927年创作的《秋景山水》镜心,1932年创作的《仿黄公望山水卷》等,是他为数不多的山水画作。这些山水画皆承宋元而来,用笔恣纵不拘,较其花鸟更为酣畅纵逸。那时,他还与张大千合作画了不少作品。

于非闇画作《水仙》

1935年,于非闇46岁,开始所谓“中年变法”,从此专研工笔花鸟。于非闇研究工笔花鸟画,从学清代陈洪绶入手,后学宋元花鸟画,并着意研究宋徽宗赵佶手法。在古物陈列所工作期间,他接触、临摹过不少古画。同时,他还经常出入古董店,借古画临摹;还到沈阳故宫,临摹黄筌《写生珍禽图》和赵佶《瑞鹤图》。广泛的接触,开阔了眼界,汲取了技法,提高了画艺。

新中国成立后,为与时代气息结合,于非闇走出师古的范畴,开始注重写生,表现“蓬勃生气”。他曾说:“花鸟画要画得朝气蓬勃,使人看后如亲临其境,如欣赏鲜花和活泼的虫鸟一样,消除掉一天的疲荣,更感生活幸福。”为此,他在自己颇感逼仄的住宅莳花养鸟,以便观察。所以这一时期,作品丰富,虽笔直工整,但又生气淋漓,达到艺术巅峰。

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于非闇在病中作了一幅《喜鹊柳树》,题跋所写,可谓对自己一生绘画艺术的总结:“从五代两宋到陈老莲是我学习传统第一阶段,专学赵佶是第二阶段,自后就我栽花养鸟积累的一些认识从事写生,兼汲取民间画法,但文人画之经营位置亦未尝忽视。如此用功直到今天,深深体会到生活是创作的泉源,浓妆艳抹、淡妆素服以及一切表现技巧均以此出也。”

总之,于非闇的画线条严谨、劲挺有力,设色典雅、清丽、匀净,画面具有装饰性,形象刻画细致精微,生动传神,使人如身临大自然,赏心悦目。代表作有《玉兰黄鹂图》《红杏山鹧图》《和平鸽图》《果实来禽图》等。画作结集出版有《于非闇工笔花鸟画选》《于非闇艺术作品欣赏》(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6)、《于非闇画集》(广西美术出版社,2007)等。此外,于非闇还著有《我怎样画工笔花鸟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57)、《中国画颜色的研究》等绘画艺术专著。

《我怎样画工笔花鸟画》书影

在书法上,于非闇主要以古为师,基本上是纯师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并达到了相当造诣,是近代“瘦金体”书法首屈一指的大家。其作品运笔能寓劲健于柔媚之中,轻重滑涩,均耐人寻味。而且“瘦金体”书法不仅能够锻炼笔力,且其瘦硬的风格与工笔画可谓相得益彰。在《木笔山鹧图》中,于非闇用酣畅挺拔的“瘦金体”题写了白居易诗《题灵隐寺红辛夷花戏酬光上人》:“紫彩笔含尖火焰,红胭脂染小莲花。芳情香思知多少,恼得山僧悔出家。”颇见意趣,充盈古意。此外,于非闇偶作小篆,也均劲利圆润。

于非闇画作《木笔山鹧图》

于非闇亦擅治印。他治印并不局守一家一派,而是广泛资借。有专家指出,他“所作时饶汉铸印意趣,即古玺、圆朱文,亦深得其奥”。1927年,他曾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治印余谈》等文,其中有云:“是以为合明清以来诸谱录,如秦汉印谱,特不过为治印之标,而本端赖乎为学以养之,其直接关于治印者曰小学、曰书法、曰金石碑版。通小学,谙书法,学之本以立,游心于碑版,以极其变。而画之理与法,亦关于治印焉。能如是,取秦汉诸玺印,博观而约取之,则所为印,均为吾之印,非摹甲仿乙之印也。夫而后文何诸说,弃之可也;浙徽诸派,不观可也。”探源追本,可谓知言,足以津渡后学。印学专家寿石工的《杂忆当代印人》,有一首专咏于非闇者,诗云:“石涛画格瘦金书,金石渊源信不虚。别署无心疑益甫,多能天纵不关渠。”可谓称许备至。

三、莳花养鸟皆成文

于非闇出身于书香世家,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以及父祖的文化熏陶,喜好诗文书画。他曾经说自己“喜治小学,即《说文》一书已见十余种”,即此可见其旧学功底。后经历庚子之乱,到辛亥革命后,家里房屋变卖,家藏文玩也用来换了柴米油盐。不过,从小养成的雅好赏玩的习惯却并没有改变,因而莳花、豢鸽、养鱼均为所爱,鉴赏古器亦其擅长。这些,不仅有裨于其绘画创作,也刊之报章、行之出版,不仅在一定时期换得了稻粱,也为于非闇赢得了随笔作家、民俗学家一类的称誉。

《都门艺兰记》书影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京《晨报》等报社做记者和副刊编辑时,于非闇用“闲人”的笔名撰写随笔刊诸报端,曾经获得过读者的激赏。这些篇什,后来结集为《都门钓鱼记》《都门艺兰记》《都门豢鸽记》《都门蟋蟀记》以及《非闇漫墨》等。

《都门豢鸽记》书影

于非闇的几种“记”,统称“都门四记”,都是写关于闲情逸致的篇什,在缕述具体操作之外,更涉及都门当时的习俗风情,故而颇为人称道,齐白石、周作人、王世襄等,均给予应和赞赏。

齐白石与于非闇有师生之谊,他在《画语题记·杂抄兰石》中说:“门人于照扇上画独虾:‘衰老耻知煤米价,儿时乐事可重夸。钓鱼怜你曾编记,何若先生旧钓虾。’余小时,尝以棉花为饵钓大虾,虾足钳其饵,钓丝起,虾随钓丝出水,钳犹不解,忘其登彼岸矣。”这里所说的“钓鱼怜你曾编记”,即指于非闇所著《都门钓鱼记》。

于非闇钟情养鸽,著有专书也就不在意外。为了世界和平宣传作画,他养过各种各样的鸽子。对鸽子的姿态等,他有过多年的仔细观察。有一次,朋友们求他作大幅的翔鸽图,一时颇让他为难,平日放鸽,只能仰观,还从未俯视过鸽子如何飞翔。于是,他登上城楼,俯视鸽群的起落飞翔,然后才动笔作画。这充分体现了于非闇求真求精的艺术精神,而在这种精神指导下的艺术创作,自然超过前人、出类拔萃。

于非闇画作《牡丹双鸽》

在“四记”中,《都门豢鸽记》一向最为人所注意,不仅国内出版,还被译成了英文在国外出版。同为大“玩家”的王世襄评价《都门豢鸽记》说:“遍查我国古今图籍,有关观赏鸽专著,只有明张万钟《鸽经》及近人于非厂《都门豢鸽记》两种。三百年来,前后辉映,为子部增色不少。前者详于品种,略于养育。后者述及品种、豢养、训练、用具等等,可谓无所不赅。盖因于氏对此文禽,情有独钟。事必躬亲,甘为鸽奴,故所记咸得自经历感受,弥足珍贵。”(《鸽话二十则》)

关于于非闇这些文字作品的价值和笔致,随笔大家周作人曾这样评论:“于君在北京是以字画和印出名的,但是在我的意见上最推重的乃是闲人的文章,因为这个我还比较知道一点,对于书画实在是个外行。闲人的那些市井小品真是自有他的一功,松脆隽永,没有人能及,说句俏皮话,颇有他家奕正之风,可以与《帝京景物略》的有些描写竞爽吧。”这里的“奕正”,即明代掌故大家于奕正,他与刘侗合著的《帝京景物略》是有关北京的风景名胜、习俗风情的名著。

于非闇自己谈到这些风物随笔,曾说:“吾幸居北京久,吾又幸为北京之细民,吾眼孔愧小,不能见北京之荦荦大者,仅于极小至微,鄙弃不顾中,掇而出之,觉其中有妙趣,有至味。”其实,对于一时一地来说,黄钟大吕的宏大叙事固然必不可少,细微之处的体察和描摹也不可或缺,这样的社会历史才是真实全面的。于非闇所言虽然谦虚出之,或许也未必不存这样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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