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伦

出版日期:2015-09-01 文章字数:8223字 浏览次数:0

李德伦

一、从少爷到革命者

李德伦

1917年6月6日,李德伦出生在北京前门外的鹞儿胡同。李家是一个有钱有势的回族家族,祖籍在河北丰润。

李德伦父辈的兄弟三人,均是当时说得上显赫的人物。大伯父是个军阀,后来当了汉奸,曾帮助日本人转移末代皇帝溥仪。二伯父是冀东有名的大地主,人称“李二大人”。李德伦的父亲李宏春行三,少年时曾在外读书,后来在北京做官。他喜欢京剧,与京剧名角余叔岩、马连良、杨小楼、李少春都有交往,有的关系还非同一般。

李德伦的儿童时代是在北京度过的,由于优裕的家庭环境,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尤其是母亲擅长弹钢琴,李德伦的音乐艺术启蒙就源自母亲。

1923年,李德伦随父母从北京回到故乡河北丰润县,进入小学五年级插班。这位大家族的子弟,被当地人称为“五少爷”。不过,这位少爷没有成为浪荡子弟,否则可能也不会有后来的指挥大师。

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学大提琴时的李德伦

1930年,李德伦考上了辅仁大学附属中学。中学读书期间,李德伦兴趣广泛,文学、美术、音乐,都有所涉猎。他钟情读书,尤其是文学名著,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的作品,鲁迅的文章,都是他的最爱。由此,他养成了受益一生的读书习惯。他还参加了美术小组,不停地写生作画,显示出了美术方面的才能。

自然,作为后来的杰出音乐家,李德伦在音乐领域的痴迷和投入,更是让人印象深刻。与父亲不同的是,他喜欢西洋音乐,尤其喜欢听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当时北平帅府园附近有一个专为洋人办的“燕声”电台,每天播放几小时的西洋古典音乐,星期六晚上播放一部歌剧。李德伦听得上瘾,从不间断。此外,只要有外国音乐家的演出,他总要去看。观看音乐演出,使他不得不逃学,也使他对音乐指挥产生了浓厚兴趣。

与此同时,中学时期的李德伦还是一位积极的学生运动参与者。当时社会的混乱不堪,百姓的颠沛流离,街头的饿殍乞丐,都给了他很大触动。这一切,都使他脱离了家庭原本的成长轨迹。1935年12月,他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2月16日,他曾与同学们一起冲击警察的封锁线,并因此受了伤。1936年春天,李德伦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春天,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

二、“孤岛”艺术生涯

1938年,李德伦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少年时代的李德伦学习过钢琴和小提琴,因此在辅仁读书期间,他曾参与师生组成的管弦乐团,并参加演奏。不过,读历史显然不是李德伦的追求,因此读了两年之后,他中止了在辅仁大学的学业,决定到上海进萧友梅主持的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今上海音乐学院)读书。

到了上海,李德伦选择学习大提琴。他拉了一段《希伯来旋律》,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进入上海音专的管弦乐系。在上海音专,李德伦先后师从舍夫佐夫(I.Shevtzov)及杜克生(R.Duckson)学习大提琴,师从弗兰克尔(W.Frankel)学习音乐理论。李德伦学习十分用功,学校的各级课程,他都是提前完成的。此外,他还学习了作曲。这期间,李德伦保持了中学期间听音乐会的习惯,上海租界工部局乐队的音乐会,他几乎场场必到,有时还带着总谱去听排练,回学校后躺在床上背谱。

在上海音专读书期间,李德伦还参与了一些演出活动。他和同学组建了“中国青年交响团”,自己拉大提琴,韩中杰吹长笛,马思聪拉小提琴。对此,李德伦曾说:“我们演奏古典音乐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此外,他还指挥过话剧配音乐队。

1943年,由于家庭经济情况发生变化,经济来源断绝,李德伦不得不每天用三四个小时打工糊口。这以后,他的艺术活动不仅限于音乐,而且延伸到了戏剧领域,甚至还扮演过角色。由于“孤岛”时期外国电影进不到上海,国产电影数量不多,话剧很是走红,一出戏往往能演一两个月。为话剧做配音,给李德伦提供了谋生的机会。

李德伦一家1949年的合影

李德伦参与的第一个话剧配音是《杨贵妃》,由费穆组建的上海艺术剧团演出。扮演唐明皇的是刘琼,李德伦则在乐池正中担任大提琴手。戏演到唐明皇在马嵬坡的破庙中饥肠辘辘,太监送上一块面包,皇帝见是黑面包,大喝一声“这怎么能吃”,然后随手一扔。有一次演出,这一扔恰好扔在李德伦的谱架上,他见面包从天而降,喜出望外,赶忙捡进背包里。第二天,他叮嘱刘琼以后每次演出时,都要使劲对准他扔……

后来,李德伦又在黄佐临主持的“苦干剧团”配音。这个剧团有黄宗英、黄宗江、孙道临等人,大家相处融洽,有钱一起用,没钱一起饿肚皮,他们戏称这段日子是“波西米亚人的生活”。在这种气氛中,本来在台下的李德伦,有时候也便粉墨登台,在剧中扮演一些小角色,而且不无“彩头”。比如,在《梁上君子》中,李德伦扮演巡长,而这位巡长向律师夫人送冰淇淋献殷勤的戏,李德伦上场前总是把冰淇淋吃掉半拉,把剩下完整的半面面向观众,这种淘气行为令台上演员忍俊不禁。在《牛郎织女》中,他扮演“老牛”,先是在台上驮着牛郎一步步穿过舞台,一进后台就立刻把道具撂在一旁,然后快步走进乐池指挥演奏,一会儿又重新上台再扮“老牛”。在《林冲》中,他扮演杀手薛霸,当他向林冲喝道“阎王叫你三更死”时,要解腰带,却将怀中一大本美女封面的《万象》杂志撒落台口,引得哄堂大笑。

李德伦由演奏员而成指挥,其实缘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那是1943年夏天,剧团乐队指挥患病遽然离世,一时又请不到人,李德伦便自告奋勇,当了指挥。那天演出的是《福尔摩斯》,乐曲基本选用世界名曲,如《天方夜谭》《威廉退尔序曲》之类。演奏员大都是从工部局乐队请来的,好手云集,首席小提琴是苏联人费德龙,还有马思宏、陈传熙、司徒海城兄弟。由于深厚的音乐素养和丰富的演出经验,初执指挥棒的李德伦颇为顺利,一举成功。在《福尔摩斯》之后,李德伦又指挥了《梁上君子》《乱世英雄》《麦克白斯》《钦差大臣》《机器人》等剧。不过,父亲到上海探望儿子,有一次去看话剧,那天正好是李德伦指挥乐队。谁知父亲看过戏后的反应是:没有你不也行吗?50年后,高莽给李德伦画了一幅漫画像,李德伦在画上题道:“行家大师们云,夫指挥者,以不妨碍乐手们的演奏为首要任务。可见余当时已得指挥术之三昧矣。”

三、土八路出了洋乐团

1946年,李德伦进入上海广播电台工作,担任音乐编辑。不久之后,他来到延安,开始了新的生活。

从上海音专毕业不久,李德伦取得了与组织的联系,并恢复了党籍。然而,由于有关自传材料不慎遗失,可能遭到国民党当局迫害,李德伦向组织汇报了情况。党组织同意他迅速转移到香港,但李德伦则希望去延安。正在上海工作的周恩来同意了李德伦的请求,于是1946年11月,李德伦搭乘美国“军调处”的最后一班飞机飞抵延安。

李德伦留学苏联

在上海音专读书时,李德伦结识了李珏。这位姑娘比李德伦小6岁,却在高一级读小提琴专业。李珏的父亲是当时很有名的永利公司驻上海的总经理,因而李珏从小就有学习西洋音乐的良好条件。而且她思想进步,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她被同学们推举为学生会主席,领导同学开展学生运动。有一次驱逐汉奸校长,当局查不出幕后指使人,就把李珏开除了。那段时间,李德伦常去她家看她,尽管李珏的父母反对她们来往,但他们却逐渐心心相印,走到了一起。

李德伦去延安时,李珏当时还有些顾虑,但表示一定会去延安找他。在李德伦到延安几个月后,李珏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随中共代表团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撤离南京,到了延安。临走时,李珏给父母留下一封信,说:“爸爸、妈妈,上海太黑暗了,我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无比光明的世界。我走了,你们别为我担心……”1947年7月1日,李德伦与李珏在延安结婚。

当后来有人问到怎样喜欢上李德伦的,李珏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喜欢李德伦是极其自然的。他热情、大方,又博学,语言表达也不错,业务也优秀,所以我们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他给我借过书,托尔斯泰……”“李德伦人特别好,许多人都喜欢他,愿意和他交往。”

就在李德伦到延安之前的那个夏天,中共中央决定组建自己的管弦乐团——中央管弦乐团。当时延安物资缺乏,乐器大多是从上海、北京筹集的,大致凑齐了乐团的配置;而乐团的成员,有许多则是没有什么音乐基础的战士。

乐团成立后,贺绿汀担任团长,李德伦担任指挥和教员——在当时的延安,李德伦几乎是唯一学习过西洋音乐,又能对乐团进行训练的人。李德伦因陋就简,边学边教,差不多成了个“万能教员”。而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指挥生涯不无裨益,甚至可以说大有裨益——熟悉了各种乐器,察知了训练与指挥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

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合唱团演出《沙家浜》

延安的这支管弦乐团,在贺绿汀、李德伦等音乐家的精心培育之下,逐渐有了很大进步。民族交响乐曲、民族歌剧音乐、各类西洋乐曲,乐团的演绎逐渐游刃有余。那时,李德伦指挥的作品有贺绿汀的《森吉德玛》《晚会》,莫扎特的《小夜曲》等中外名曲,还指挥了歌剧《兰花花》的首演。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延安的交响乐队先是到了华北的石家庄,然后开进了北平的郊区。清华大学成了这些音乐家在北平的第一个落脚点,在那里,他们为清华师生举办了音乐晚会。当清华的教授和学子怀揣疑窦听到李德伦指挥的莫扎特《小夜曲》时,他们惊呆了,觉得颇有些不可思议:“国民党在这里许多年,始终没建立起一支像样的乐团,而土八路里居然产生了洋乐队!”对此,李德伦后来曾谈道:“在第一次联欢晚会结束之后,我们就扭转了清华人的印象。”

四、在风雨如磐的日子里

新中国成立之初,李德伦任中央歌剧院指挥;1957年起,任中央乐团交响乐队指挥。就任职经历而言,之前30年,说不上复杂;但就人生经历和艺术沉浮而言,却算得上是起伏跌宕、蔚为大观了。

在中央歌剧院做指挥3年多之后,1953年,李德伦赴苏联,进入莫斯科音乐学院指挥系做研究生。这次深造是李德伦艺术生涯的一个新起点,在莫斯科的四年,他不仅全面系统地学习了指挥艺术,同时登台实践,先后指挥过苏联国家交响乐团、列宁格勒交响乐团等20多个交响乐团,在苏联各地演出。由于学业优秀,他被誉为莫斯科音乐学院成立百年内培养的四位最优秀指挥之一。

1957年,李德伦出席了波兰华沙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随后回国,担任中央乐团交响乐队指挥。那时,“反右”已经开始,组织上也要求留学回国人员参加。但周恩来批示“留学生回国不参加运动,只进行正面教育”,李德伦暂时躲过了一劫。

紧接着,国内开始一场接着一场的运动,李德伦也不能不被卷入其中。但只要有机会,他都要指挥交响乐,“摁下葫芦漂起瓢”,葫芦和瓢他都做,一时葫芦一时瓢。为的都是交响乐,因为他深知交响乐对国家、民族的分量。

1958年,“大跃进”开始,中央乐团被要求每年演出1200场。这一年,李德伦居然幸运地指挥了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悲怆交响曲》。对这次演出,作家白桦回忆道:“1958年初,我被宣判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离开北京前,指挥家李德伦请我去听中央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我是在绝望中去寻找‘悲怆’的,但我得到的却不仅是‘悲怆’。在慢板乐章停止之后,我哭了。哭泣着走上积雪的长安街,我真的意识到我是一个被紧紧拥抱的人世抛弃的孤儿,但我朦胧间觉得还有另一个永不舍弃我的世界……”

20世纪80年代的李德伦

1959年,为国庆十周年献礼,中央乐团排演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指挥台上的李德伦指挥着“欢乐”的乐章,心中应该也是充满欢乐的。不过,在接下来的“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土洋”问题浮出水面,交响乐作为洋的资产阶级的音乐,自然受到了贬斥,交响乐队也就有了一番别样的演出。

无疑,中断训练、排演,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在莫扎特、贝多芬不能碰的形势下,李德伦尝试别的方法。比如,搞革命歌曲大联奏,这不仅是“为工农兵服务”,总归还可以让演奏员的技巧不至于太过荒疏。后来,“样板戏”风行一时,经“旗手”的授意,李德伦指挥乐团排演了“交响乐沙家浜”。李德伦觉得这里的“交响乐”,实在是名不副实,就在他想请“旗手”改名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他被关进了“牛棚”。

李德伦(右)和谭利华(中)、韩中杰(左)

“牛棚”时期,李德伦干了不少粗活,扫地、倒垃圾、拾东西,什么都干过。他肩宽体壮,颇有一把子力气,又不惜力,再加人缘好,所以没挨过打。在那样的形势下,他仍旧乐观。想到余生的生计,他曾和同为乐团指挥的韩中杰商量,可以到街上摆小摊,或者修理自行车。

不过,事情并没有就这样发展下去,一则因为关乎国家形象,中国毕竟不能没有一点儿交响乐;二则还算懂行的“旗手”也需要杰出的音乐人才。对于后者,李德伦顺水推舟,对所谓“交响乐沙家浜”进行了修改,以至于后来“旗手”说过“李德伦同志不要让我上当了”的话。对于前者,李德伦当然更是尽心竭力。

1970年,法国总理访华。周恩来总理找李德伦,让他准备贝多芬的作品。最后,在“旗手”否定“宣传宿命论”的“贝五”(《命运》)和歌颂拿破仑的“贝三”(《英雄》)后,选定了“贝六”——《田园交响曲》。

20世纪70年代初基辛格秘密访华,李德伦也指挥乐团进行过秘密演出。但李德伦说,那次演出一塌糊涂。原因在于乐团缺乏训练,因而李德伦提出要练一些外国作品。谁知这个提议竟然被批准了,于是,李德伦开始指挥中央乐团排练,而且一下子练了十部交响乐。

五、迎来音乐的春天

1976年的中国,几乎可以说是在大悲大喜中度过的。随之,中国迎来的新一个春天,呈现出一番与以往不同的景象——真正的春天来了。

1977年3月26日是贝多芬逝世150周年纪念日,李德伦很早就计划排演这位乐圣的作品。他的建议经文化部上报,获得了政治局的批准。中央乐团的人们在亢奋的情绪中排练了一个多月,有时一天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3月26日,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奏响了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交响曲》。

李德伦与斯特恩合作演出

接下来的日子,一切重入正轨,音乐领域亦是如此。为了交响乐,李德伦上上下下、国内国外,马不停蹄地奔走着。

在自己的交响音乐生涯中,李德伦曾多次指挥重大演出活动,首演贺绿汀、马思聪、吴祖强等作曲家的数十首交响作品,在国外演出了《黄河大合唱》《山林之歌》等作品20余首,世界交响乐经典作品更是他经常指挥排演的曲目。他先后多次率中央乐团交响乐队赴外演出,日本、朝鲜、西班牙、苏联、芬兰、捷克斯洛伐克、古巴、葡萄牙、加拿大、美国等国家以及香港、澳门等地区,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李德伦是具有国际声誉的指挥家,曾与国际知名演奏家梅纽因、奥依斯特拉赫、斯特恩、尼古拉伊娃、斯塔克曼等合作演出,并曾应邀担任苏联、捷克、古巴、东德、加拿大、美国等国顶级乐团的客座指挥。他还多次参加国际性音乐比赛,如1985年任巴黎梅纽因小提琴比赛评委,1986年任莫斯科柴可夫斯基国际大提琴比赛评委等。

1980年,李德伦荣获文化部授予的指挥荣誉奖。1997年,他又获得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颁发的友谊勋章。

在中央乐团,除指挥外,李德伦还担任过副团长、艺术指导。他还曾任全国文联委员,中国音协副主席,交响乐爱好者学会会长,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六、“中国交响乐之父”

李德伦有“中国交响乐之父”和“中国的卡拉扬”的称号。对于后者,抛却两位的艺术成就不论,他们都是世界知名的指挥大师这一点,恐怕是不能否认的。对于前者,也许有些人就会颇有微词了:李德伦毕竟没有像自己喜爱的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等留下一部交响乐作品。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诠释“父亲”,则李德伦当之无愧,直到今天,我们也想不出谁比他为交响音乐在中国的推广普及付出过更多的心血和汗水。

作为指挥家的李德伦,指挥乐团排演交响音乐,那是理所当然的职分。作为前辈,他对青年指挥家的教导、提携,也属义不容辞。如今国内知名的指挥家谭利华、李心草等,都曾受到过李德伦的教诲,而那种教诲可谓无微不至。

谭利华是1980年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时结识李德伦的,那时任客座教授的李德伦曾给毕业班上课。毕业后,谭利华在天津工作,但仍然跟随李德伦继续学习,并担任助理指挥。由于谭利华奔波于京津两地,还要跟随自己到各地演出,李德伦就在自己家里给谭利华安了一个“家”。1981年,天津举行“海河之春”交响音乐会,李德伦推荐刚刚走出校门的谭利华担任指挥。后来的许多演出,都是谭利华指挥上半场,李德伦指挥下半场。1989年谭利华准备赴英国学习和工作时,李德伦对谭利华说,出去学习是件很好的事情,但国内的指挥人才十分缺乏,需要坚守,需要雪中送炭……一席话,让谭利华改变了初衷。1991年,中央乐团举行纪念柴可夫斯基150周年诞辰音乐会,李德伦将自己执棒的机会留给了谭利华。也就在这一年,谭利华出任北京交响乐团团长和首席指挥。

徐东晓是李德伦的最后一名学生,本来是中央乐团的首席长号,指挥是业余爱好。当他提出想学指挥时,李德伦在给他一部贝多芬《第一交响曲》总谱的同时,竟然还有一部长篇小说——茅盾的《子夜》。而有一次去上课,刚刚坐定,李德伦拿出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让他先把“序”读完再上课。徐晓东读完后,李德伦问了几个相关的问题,这才开始上课。

李德伦的夫人李珏说,有人找李德伦学指挥,他会先给人家开书单,其中好些书跟音乐没有直接关系。李德伦不仅要求阅读,还要提问,与学生交谈,把自己的体验传达给学生,让学生在学习音乐时有更内在、更深刻、更细腻的感受。这样的教学理念,源自李德伦自己和音乐大师们的经验总结,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

李德伦在我国各地音乐机构、音乐设施的建设上,也付出了真诚的努力。他在北京、天津、广州等20多个城市组织乐队训练演出,促成一些地方如北京、山东、内蒙古乐团乐队的建立,以及北京音乐厅、广州音乐厅的兴建。尤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不辞辛苦,到全国各地大学、工厂和机关团体举办“交响乐讲座”,普及交响乐知识,培养人们对交响乐的兴趣和素养。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李德伦到某省省会排演,有人提议请他到校讲座,李德伦慨然应允,而当时体育馆里讲座的情形,至今令人记忆犹新。

七、“他把一生托付给了音乐”

李德伦晚年因病卧床,但他对音乐的热爱没有丝毫的衰减。他不仅时刻沉浸在音乐之中,病床上在脑海里过总谱,还坐着轮椅登台指挥,留下了“世纪绝响”。

在因病卧床的日子里,李德伦虽是身不由己,但他躺在病床上,心却从未闲下来,脑海里总是一遍一遍地过总谱。有一天,李德伦回忆起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那是他在苏联时指挥过的作品,时间太久,有些地方已记不太清了,于是让妻子从家里拿来小总谱,仔细看过,模糊的印象渐渐清晰,心情也变得愉快起来。

1999年11月,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音乐会由李德伦与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合作演出。11月15日、16日,李德伦躺在床上动不了。17日,李德伦下床坐在椅子上看总谱,开始准备莫扎特的G大调协奏曲,并打电话给斯特恩商量有关事项。18日下午,李德伦到世纪剧院排练,大家刚把他推到侧台,斯特恩便看见了,他一边拉着欢快的乐曲,一边迎向李德伦,然后和他紧紧拥抱在一起。

11月19日,李德伦坐着轮椅被人推上舞台、扶上指挥台。斯特恩向李德伦轻轻点了一下头,李德伦举起了手中的指挥棒,莫扎特的音乐顿时回响在北京世纪剧院的音乐大厅。演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台下观众与台上演奏人员都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两位音乐老人——李德伦82岁,斯特恩79岁,他们的这次合作演出,被人们视为“世纪绝响”。

此次演出后,李德伦再也没有在舞台上出现。

2001年10月19日,李德伦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李德伦的墓志铭,可谓对他一生的概括:“光阴如同音乐从指间淙淙流过。他把一生托付给了音乐,而音乐回报给他的,除了快乐和荣誉,还有痛苦和遗憾。他那双宽厚而有力的手是多么准确地把握着旋律,却常常无法掌握自己和音乐的命运。然而,只要举起那根纤细的指挥棒,音乐之外的一切喧嚣便归于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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