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英会通》：近代苗族社会与苗疆战火
要论及近代苗疆及苗族社会发展历程，不能不提到一个英国人，就是英商麦士尼。麦士尼是近代第一位参与镇压苗族起义的西方人，同时也是第一位多角度考察苗疆风物和向西方社会介绍苗疆文化的西方人，一位对近代苗疆历史文化产生过影响的西方人。1992年，在麦士尼诞生150周年时，英国邮政部门专门发行了一套6枚的纪念邮票。在英国、加拿大和香港，还有专门研究这位历史人物的专家。麦士尼究竟何许人，对于他的传奇经历，对于他与贵州苗疆这块土地之间的恩恩怨怨，今日知道的人已不太多了。
麦士尼在近代中国以及贵州的经历，史家过去的描述错误甚多，以讹传讹。这里对其身世简单梳理一下：麦士尼（1842～1919），英国人，原名William Mesny，字为能，号问皋。他曾给自己取过不少汉文名，如黄金福、麦梦华等。在清同治前期到达中国，在武汉、上海等地闯荡，从事军火贸易。1861～1862年曾被太平军截往南京留数月，后由英国驻镇江领事雅妥玛领出。一度在汉口中国海关任职，后被川军唐炯部聘为“武教习”，参与镇压贵州苗族起义军，获清廷授予“巴图鲁”名号。走过中国很多地方，后在上海主办《华英会通》刊物，发表自传《一个英国拓荒者在华历险记》（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a British Pioneer in China）等，1919年死于汉口。
他者眼光
仅仅靠中国苗族资料来解释苗族文化是否已经足够？希望能够通过海外丰富的文献资料和不同的文化视角来反观苗族文化，发掘和利用海外所留存的文献资料，借助“他者眼光”考察苗族自身的历史文化，正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和认可。
麦士尼
麦士尼在清咸丰至同治年间参与镇压苗族起义的罪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除了担任教习教练川军洋枪洋炮外，每战他都请求冲锋陷阵，亲自参与作战。清同治七年（1868），麦士尼入黔，教练川军洋枪队在重安江一线进犯苗疆。由于“战绩卓著”，次年唐炯就“奏请赏给三品顶戴花翎”：“英商麦士尼自去秋到营，于今一年，教练安宁、果毅亲兵洋炮。每遇接仗，亲兵洋炮队一进，贼无不望风披靡。各营洋炮多有损坏，该商收拾，日不暇食，备极勤劳。又，我军克复黄平州新、旧两城及重安司城，该商皆随刘提督身在前敌。计自去冬至今年三月，该商自用洋炮毙贼前后共计二百五十余人，实属勇敢可嘉。”朝廷批准了唐炯的奏请，给予麦士尼“参将”，三品顶戴花翎。清同治九年（1870），唐炯因地方军政内部矛盾被革职，贵州提督周达武接办贵州军务，麦士尼“又蒙奏留任在黔，仍教习开花洋炮”。为了重用麦士尼，周达武还特别设立“总理贵州全省洋炮处”。清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皇帝颁诏：“参将麦士尼为能著权授副将，并赏给钦勇巴图鲁名号”，官居从二品。清光绪六年（1880），贵州巡抚岑毓英又奏清廷“赏给该副将麦士尼为能三代二品封典”。很多史家都说麦士尼亲自枪杀250名苗民，通览相关记载其数目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麦士尼
第二，麦士尼在镇压苗族起义上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军事教习，而且还充当了一个军火暴发户的角色。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苏云峰指出，实际上麦士尼入黔，军火贸易当是其目的之一。法商杜甫易与四川总督骆秉章价值二万两军火生意，正是通过麦士尼才得以做成。甚至在镇压贵州农民起义期间，川军刘鹤龄等经麦士尼做中人从外国军火商那里购买的五千枝洋枪，后来又卖给贵州提督周达武，这笔近六万两的军火买卖也是经麦士尼搭桥才得以实现。
第三，在镇压苗族起义过程中，由于麦士尼和川军将领的唆使和利诱，导致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倒戈，变成了屠杀苗族的急先锋，造成了苗族和其他一些民族深壑的隔阂。据《华英会通》记载，川军入黔之初，对苗疆少数民族一律采取格杀勿论的手段镇压。由于麦士尼的劝解和引见，重安江一带部分土著上层获得川军“招安”，并与麦士尼和川军将领唐炯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举族迁入重安镇川军划定的保护圈，同时组织团练配合川军参与对苗族起义军的作战，产生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
英国泽西岛邮局发行的麦士尼邮票套票，形象反映了麦士尼漂洋过海到中国参加镇压苗族起义的发迹过程
如果对麦士尼的评判仅仅限于上面的描述，那就显得太肤浅了。还当看到，正是由于麦士尼的推波助澜，对近代基督教文化在贵州的传播，也产生了及其重要的影响。从《华英会通》的记载中得知，中华内地会派遣传教士祝名扬等进入贵州，与麦士尼首度会面的时间是清光绪三年（1877）。祝名扬（C.H.Judd）、巴子成（J.F.Broumton）等由武汉出发，先入湖南，再经湘西，徒步入黔。在麦士尼帮助下，在贵阳获得一居留地，首先在贵阳开展传教工作。若干年后，麦士尼把自己在贵阳车家巷（今富水北路慈善巷）的私人公馆转让给中华内地会，改建福音堂。麦士尼之所以将该房产转让给中华内地会改建福音堂，一是他即将奔赴上海另谋发展，二是其与基督教千丝万缕的关系，据考时为光绪十三年（1887）前后。从麦士尼1879年的旅行日记中获悉，在短短几年间，都柳江流域等广大少数民族地区，都留下了基督教传教士的踪迹。在麦士尼曾经参与镇压苗族起义的黄平重安江一线，基督教入黔的20年间，其传播更是成果显著。黄平加巴苗族潘寿山在贵阳受洗入教，成为贵州苗族归依基督教第一人。潘寿山先在中华内地会贵阳教区，协助外籍传教士工作。1895年，传教士克拉克（Samuel Clark）拜其为苗语教师，学习苗族语言文化。学了几个月苗语后，克拉克要潘寿山随其到贵州西部苗族地区传教。在安顺，潘寿山见到了著名的传教士党居仁。受克拉克和潘寿山的影响，党居仁也开始学习西部方言苗语，并到苗族地区传教。在此期间，潘寿山协同克拉克用苗语翻译了《教义问答手册》、一些介绍基督教的小册子和几首赞美诗，同时还为学习黔东南方言苗语的传教士编写一本苗语入门读本，并着手编纂苗英和英苗词典。1896年初，潘寿山受贵阳基督教会指派，陪同韦伯牧师到黔东南苗族地区传教。经过一个多月的传教，他们选定清水江畔的旁海猴场为传教点，并建起了福音堂。在简陋的福音堂里，每天都举行祈祷仪式，韦伯牧师用汉语、潘寿山用苗语轮番向苗民宣讲福音。旁海——麦士尼曾经与苗族起义军激战过的一个村落，也正因为麦士尼的鸣锣开道，就这样成了基督教在贵州苗疆的第一个桥头堡。
麦士尼之所以愿意从大都市武汉到边远的苗疆来充当教习，有他自己的深谋远虑。为此他和法国商人杜甫易进行过很深刻的讨论，他们要探寻和打通一条从贵州经云南到越南北圻的商道。到苗疆来充当川军教习，仅仅只是一个幌子。因此，他积极建议唐炯利用军士修整和拓展由重庆到遵义的川黔古道，修建费用可以通过收取过往商人买路钱的方式筹集。麦士尼是一个很有战略眼光的西方人，他认为要发展工业和贸易，交通建设当为第一要务。1867年，他向贵州及周边省份当局建议修筑四川经贵州、云南一直到缅甸的铁路，打通川黔西向的出海通道。1879年，他建议修筑贵阳到广西融水、桂林的铁路，由融水换汽轮经广东直达香港，打通贵州南下出海通道。当今中国在启动建设这两条大动脉时，距麦士尼最初的建议时间已经是整整130多年了。
麦士尼主编的期刊《华英会通》扉页，题联为左宗棠所作
作为一名英国商人，麦士尼第一次从工业化产业的角度系统调查和研究苗疆的产业资源。麦士尼在《华英会通》第3卷第13期以《中华帝国的矿财》为总题发表对中国一些省份的矿产资源调研结果，开篇就是《贵州已探明的矿藏及矿点》。在同期《华英会通》的《商务杂记》系列中，仅是《硫黄》一项，就开了四个条目来详尽叙述，足见调研的细致和精明。即使是在军中从事军事教习，麦士尼念念不忘的还是贵州的矿产。他说：“比起本地人，我采矿和炼矿的技能可就远远强多了，但是我的职责仅限定于军营内，因此没有机会来兴建一座矿山。由于贵州全省蕴藏着丰富多样的矿物，将来我可以从事矿产开发。”另外，麦士尼还对贵州以及各省的植物进行了认真的考察。1879年他回国探亲后返华是由粤入桂，逆都柳江而上进入苗疆，在榕江、三都、丹寨、都匀等地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沿途认真采集植物标本，后来这些标本都被送到了著名植物学家汉斯（H.F.Hance，时任英国驻香港领事馆官员）手中。1879年7月24日，他在三都一个叫茅草坪的地方留下的一则日记，详细描述了他如何对标本进行采集、风干、分类和记录的过程。虽然他不是植物学家，但其严谨和认真的科学态度颇令人钦佩。可以说，麦士尼是近代对贵州植物标本作较为系统采集的第一位西方人。植物学界公认，麦士尼“1879～1881年间，在华西南等地为汉斯收集过不少植物，见于发表的就有75种，包含近10个新种”。例如贵州人俗称的迎春花，其拉丁学名就是以麦士尼的名字命名Jasminum mesny。
重安江“三朝”桥——最早的铁索桥为清末贵州提督周达武出资、麦士尼承建
关于苗疆民风民俗，麦士尼不论在长篇传记《华西征战记》还是长篇连载游记《走遍中国》，乃至各种条目杂录中，都淋漓尽致地给予了充分反映。从这个角度来讲，麦士尼可谓是第一个系统对贵州各民族及其文化生境进行民俗志记录的西方学者。麦士尼对苗族的火枪制造技术和银饰制造水平，更是称赞有加。1872年，他把两把苗枪送到当时英国驻沪领事麦华达（Walter Medhurst）处。这两把苗枪后来一把被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博物馆收藏，另一把送到一家理工学校研究。麦士尼千方百计弄到了两面少数民族的铜鼓，一面自己收藏，另一面于1885年送给了当时的奥地利皇帝，现收藏于维也纳皇家博物馆。
在苗疆的征战时期，苗族是麦士尼的死敌，但是他却对这个死敌集团充满敬意。他不得不承认：“苗民是无畏的勇士和神枪手，他们很多人都配备有精制的火药枪，枪管5至7英尺长，枪托类似手枪枪托。苗族女子也同样很强健，她们可以单手操起随身携带的矛、剑或枪，瞬间干掉朝廷官兵。”他还说：“苗民不分男女身上都佩戴有银饰，特别是手镯和项圈。苗民制银像打铁一样非常熟练，铁制品和银制品的交易非常普遍。不论是富裕还是贫穷，和他人相比是否有一技之长，他们男男女女都同在田中劳作。他们的农耕劳作一般集中在秋收、春耕及插秧时节。因此，他们不论男女身体健硕，非常壮实，能够承受汉语所说的‘置人于死地而后生’的艰难困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