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拳、苗刀与苗枪
蚩尤作兵
《山海经》曰：“蚩尤作兵，伐黄帝。”自古苗族英勇尚武，不畏强暴，追求自由。被迫不断迁徙的历史和危机四伏的生境，铸就了苗族人人尚武强悍的性格和民风。
苗拳是苗族传统武术的总称。据1984年对贵州省武术挖掘整理调查，不同风格和结构的苗拳套路有100余种。贵州苗族传统武术流行较为普遍，尤其是松桃苗族自治县坪块乡麻旦村，凯里市鸭塘镇青虎、青曼乡青冈，雷山县开屯乡，麻江县龙山乡秧塘，剑河县革东镇五河，安顺市七眼桥镇小关口、凉水井以及三股水苗族乡，普定县补郎苗族乡等，都是著名的苗族武术之乡。苗族武术的主要风格和特点是：朴素，重实用，手法短，腿法少；重闪展，变化多，活动面小；动作紧凑，拳型古老，兵器原始，使用方法多。较有代表性的有流传于凯里、黄平一带的张家拳，丹寨、雷山等地的杨家拳，安顺的王氏苗拳等。近年来，黔东南还把凯里市鸭塘镇青虎村“高桩六合拳”拳谱整理成教材，纳入民族文化进校园的主要内容。
苗刀
苗刀
贵州苗拳历史悠久，在明清时期，黔东南一带的苗族被称为“九股苗”。清乾隆《贵州通志》对苗族精于武功的情形作了详细的描述：“九股苗性尤剽悍，头戴铁盔……身披铁铠……尚能左执木牌，右持标枪，口衔利刃，提走如飞……前明播州之乱，为杨应龙羽翼，虽调兵十数万诛灭杨应龙，而独九股苗未剿灭。”苗族历代武林高手层出不穷，如石柳邓、张秀眉、杨大六、陶兴春等，都是著名的苗拳大师。据传说，张秀眉正式起义前，还专门到号军刘义顺处投军学艺。开始他是在刘义顺部下潘三王那里当伙夫。他起早睡晚，工作勤劳，并留心学习武艺，很快练就了一身过硬本领。他武艺声强，力大过人。有一次潘三王带领的一支义军与清朝官兵在麻江的大良田遭遇。双方旗鼓相当，势均力敌，连战终日不分胜负。潘三王最后下令：有谁上阵破敌即封为元帅。张秀眉自告奋勇，愿意打头阵，但嫌诸将领的镖杆都太轻，没有合适自己用的。潘三王立即将自己所用的三个人才抬得起的镖杆送给张秀眉。张秀眉遂上阵厮杀，几个回合，就连斩清军三将于阵前，一鸣惊人。潘三王大喜，立即封他为大元帅。
上刀山
苗族武术在历次苗族起义中获得了不断的发展。清嘉庆年间，清廷特别批准了一个叫傅鼐的官员提出的“因苗地，用苗技”的建议，在贵东和湘西苗族地区修筑苗疆边墙，用苗技屯军，聘苗族武术师为教官，“以苗技制苗人”。这也从侧面证明苗族武术高超。到清咸丰至同治年间，湘军著名将领胡林翼任镇远、黎平知府时，专门组建以苗族为营伍的“苗练”，用来应对此起彼伏的苗族起义。清乾隆《贵州通志》记载：“先是，有随同胡林翼赴湖北之苗练先后回籍，溯清江河行进，以拳术号召。党徒中有名闹带者，尤狡黠，清、台诸逆苗成奉若神明。四年十一月，台拱同知张礼度捕闹带戮之，并拘其徒，众皆反侧，逃匿于清江昂英、昂宿各处，乱谋益亟。”文中说的“闹带”，就是雷公山地区历史上有名的苗拳大师。闹带死了，但是随同他参加“苗练”南征北战的李鸿基、杨大六等人却成了张秀眉的部将。这些人在参加“苗练”期间，“往来各营垒间，既稔知官兵之无济，又习于什伍进退，以自精其技”，成了咸丰至同治年间苗族起义的重要军事骨干。
雷山西江
镰刀剃头
苗刀，是中华武林中的著名兵器，也是苗族的著名兵器。清代的陈沆、梁履绳、梁玉绳、孙廷权等都先后写有《苗刀歌》诗作，来赞誉苗族的这种神奇兵器。真正意义上的苗刀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苗刀刀刃多为二寸宽，三尺见长。陈沆的诗句“蛮奴手持三尺刀，为我拂拭生寒涛”和孙廷权的诗句“此刀出匣三尺水，吴潭素练翻秋涛”，对苗刀的长度描述是一致的。
第二，苗刀的功能主要用于礼仪，用于战争乃是不得已而为之。礼仪用刀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在婚礼上用使用，迎接新娘的途中，一般由新郎的兄弟持刀护卫；二是在葬礼上使用，在殡葬途中由一孝子持刀护卫，在落土安葬前由祭祀长老持刀举行安葬仪式；三是在祭祀大典如鼓藏节上使用，由祭祀长老持刀护卫祖鼓，或由祭祀长老的助手持刀宰杀祭祖用的鼓藏牛。清代张澍的《续黔书》“苗刀”专条载：“苗人制刀，必经数十锻，故铦锐无比。其试刀，尝于路旁伺水牛过，一挥牛首落地，其牛尚行十许步才仆，盖犀利之极，牛猝未觉也。”苗刀原本是祭祀仪刀，专用于祭祀仪式的宰牲。由于不懂苗俗，所以有些官吏还十分疑惑，“纳地久降诸峒长，尚存苗种悬苗刀”。意思是说都归顺朝廷了，怎么这些苗民还老是腰配苗刀。苗刀用于战争，对于被压迫的苗族来说，实属无奈之举。
第三，苗刀历史悠久，在黔东南苗语中有一个古老的专用词——dangd（“荡”）。在雷公山下有不少苗寨以之命名，如郎荡、乌荡、虎季荡等。这些寨名均是当初苗族先祖持刀在此开山建寨而得名。在苗语惠水次方言、贵阳次方言、枫香次方言中，长刀均读作“铛”，与黔东南苗语同音同调。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载：“唐人诗多有言吴钩者。吴钩，刀名也，刃弯，今南蛮用之，谓之葛党刀。”南宋朱辅的《溪蛮丛笑》“仡党”条载：“出入坐卧必以刀自随，小者尤铦利，名仡党。”语言学家认为，“葛党”或“仡党”，均为苗语的音译用词，“葛”（ghab）是苗语常用词头，“党”即“荡”（dangd），长刀也。
苗枪
苗枪
现代，苗刀又称为环刀或环首刀。从早期的各种《百苗图》抄本，可以看到苗族男子均随身佩刀。这种刀具刀身细长，刀柄的顶端有一硕大的圆环，刀身与刀柄之间有窄长的护手。由于这种刀具的刀柄有硕大的圆环，考古学家将其通称为“环首刀”，并根据出土的范围认定，这类佩刀主要用于我国西南部的山区丛林地带。苗刀基本上都是直刃长刀，但是如果在铸造时将直刃的刀尖往内弯曲，则成了苗刀的另一个种类——钩钩刀。这样，以劈、刺为主的苗刀就延展成以砍、刺、拖为一体的钩钩刀，使用起来方便灵活，两三个对手不能近身。过去流传的“不怕枪，不怕炮，只怕苗家钩钩刀”民谣，让腐败的封建官吏无不闻之丧胆。
清人梁履绳《苗刀歌》言：“鸣声铮铮示余勇，锋芒不顿价增重，苗人爱刀不去身，腰间展跃如有神。”苗刀是苗族男子的象征物，是英雄好汉的标志。16岁的苗族男子必须佩刀，佩刀是一种成人的标志。清乾隆《贵州通志》记载：“九股苗所用之利刃，名日双环刀……造刃之法，子初生时，各亲家送铁一块，匠人造成粗样，埋入泥沟，每年取出炼一次，至十六岁方成刃口……磨而不灭，宰牛杀过而不滞。”民国《贵州通志·土司·土民志》“黑苗”条引《黄平州志》载：“男子初生时，三朝用秤称若干重铁，数如之。当日用火炼过，埋土中，每年生辰取出，炼而埋之。至十五岁，将前铁打成刀佩之，谓之苗刀。最锋利。”苗族老人即使死了，也是刀不离身。从江县加勉一带的苗族，送葬时亡者必须佩带长70公分许的大马刀一把，苗语称为dangd maf hsongd（“当骂送”），即是“砍路刀”之意。出丧时由一男子将刀举起，走在前面，入棺时将刀插入匣内，放在死者腰部左侧同葬。“刀”陪葬的意义，据说，当死者往一个叫“加尤”的地方去“踩歌堂”，路过叫“松花讲”的地方有虎拦路，刀是给他们打杀老虎用的。
下面再说说苗枪，过去一首描绘黔东南苗族持枪狩猎的清代竹枝词这样写道：
诗歌将苗族的服饰、生活习性及高超的苗枪狩猎技艺形容得栩栩如生，读后犹如身临其境。过去，一个标准的苗族汉子，除了腰佩苗刀，还必须肩扛苗枪。《贵州通志·土司·土民志》转引《清平县志》载：“其火枪环刀二械，各寨苗人俱有。”清代负责苗防事务的地方官员傅鼐向清廷报告，他一次就在湘黔边区苗疆收缴枪械41000余件，并选择其中精良的6260件配备给官方的练勇屯丁。由此可见，苗族男子几乎人人持枪的文献记载与实际基本吻合。苗枪与绿营兵的营枪和民间鸟枪比较，其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苗枪
第一，苗枪的制造历史悠久。据苗族口碑资料和宋元以来的史志记载，宋元苗军已经掌握火药制造与使用，元末苗帅杨完者率10万苗军与明军作战中，苗军就使用了长枪及弹药。苗枪的使用是建立在火药生产基础上的。湘西苗语称枪为pox（“坡”），称火药为“嘎坡”。“嘎”即药，“坡”即枪，“嘎坡”即为灌在枪中的火药。黔东南苗语也称枪为pot（“坡”），称火药为jab pot（“佳坡”），直译为火枪药。这证明苗语对火药和枪都有自己的名称，不借用他民族的语言。从语言学的规律来看，苗语对火药和枪的称呼不是汉语借词，证明它是苗族自己发明创造的。据黔东南《婚嫁史诗》，早在女子坐家男子出嫁时代，苗族就学会了制造火药，苗族发明火药最初不是作枪用，而是作开山炸岩、修造梯田用。传说中对苗枪的描述也很早，《细脖子斗老虎》说，原始时代，老虎怂恿耕牛不要听“细脖子”（指人）使唤。牛说，只要老虎斗过“细脖子”，就不再任“细脖子”使唤耕地。聪明的“细脖子”对老虎说，咱们抽支烟再比试能耐。“细脖子”对老虎谎称苗枪就是烟管，于是恭请老虎先抽烟。“细脖子”笑嘻嘻地用火绳点“烟”，老虎随着一声枪响扑地而亡。
苗枪
第二，苗枪制造精良，远比绿营兵的营枪先进。清陆次云《峒溪纤志》及《镇远府志》载，黔东南一带苗族所造的鸟铳，俗名“过山鸟”，“能打越重山”，“铅子重八九钱，着人立毙”。负责苗防事务的地方官员傅鼐对苗枪认真研究后认为，苗枪“比营枪长一尺余，制作极精，膛引门，俱为法度……最能击远”。于是向朝廷建议，朝廷也应“仿造苗枪，立上中下三的以习仰击俯攻”。兵器的品质是决定战争形态的重要因素，其中一是文明档次，二是优劣态势。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苗族在兵器方面的优势，迫使高高在上的朝廷也低下头来接受傅鼐的建议，收缴或仿造苗枪装备朝廷军队，学习苗技训练营伍。清咸丰至同治年间，被聘为川军教习的英国商人麦士尼（William Mesny）对苗枪的制造技术和制造水平，更是称赞有加。1872年，他把两把苗枪送给当时英国驻沪领事麦华达（Walter Medhurst）。这两把苗枪后来一把被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博物馆收藏，一把被送到一家理工学校研究。据麦士尼《华英会通》记载，包大度等黔东南苗族起义首领的苗枪，枪箍和枪托装饰均为银制，精美无比。这种苗枪只有苗族高级将帅才能配用。
由于“苗人火枪最难提防”，于是清廷多次采取收缴苗族枪械措施，有时甚至以高价奖赏的方式来进行。傅鼐曾颁布这样的行赏令：“遇有警动，各丁奋勇堵御，杀贼一名，赏银五两；生擒一名，赏银十两；夺获妇女一口，赏银二两；牛一头，赏银一两；衣服一包，苗枪一杆，赏银十两。”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朝廷批准的《戒苗条约》中强调禁止苗族持有枪械：“如有持刀枪行走者，即系逆苗，拿获定行诛戮。”清雍正六年（1728），鄂尔泰不仅奏准不许苗族带火枪，连冷兵器刀箭都在禁止之列。贵阳甲秀楼前原立有两根“记功”铁柱，一根就是清雍正十年（1732）鄂尔泰镇压古州（今榕江）苗族起义，收缴苗枪苗刀铸造成的。柱铭说：“帝德光被，臣功赫煜，八万古州，生苗帖服，容干销戈，铁柱矗矗，表烈垂谟，载瞻载肃。”柱铭极力歌颂朝廷的伟业和自己的丰功，并吹嘘说铁柱是用收缴的苗族兵器铸成的，铁柱高耸，可以警告苗族，从此不许乱说乱动。
为了对付苗枪，清廷官员和西方军火商沆瀣一气，大肆购买洋枪洋炮并聘请英国人为教习。唐炯伙同英国商人麦士尼带领川军深入苗疆，对苗族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唐炯洋洋自得地说：“洋枪之所以得力者，以施放时无须火绳烘药，即大风大雨皆可施放，比苗枪远过数百步，以之攻剿，诚为有益。”月薪150两的麦士尼，不满足于充当幕后教习，虽然多次请求充当营官未获准许，但是他还是每战都请战上阵，多次操纵洋枪洋炮枪伤害苗民，犯下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苗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