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雷公山奇字碑窥探古苗文的踪迹
古代苗族有文字吗？这一直是苗族文化史上一个解不开的谜团。“文字”一词，在贵州苗语三大方言中，都有自己的读法，并且是同源的，东部方言叫“ndeud”、中部方言叫“dud”、西部方言叫“ndeud”，读音很近似古汉语的“牍”，但这些都不是汉语借词，说明苗族古代曾有文字。
苗族的很多神话传说都认为古代有苗文。黔东南的贾理古经记载的一则典故说：远古的时候，水牯牛原本是没有角和旋的。苗族开始迁徙，过黑水河和白水河时，贾理经卷打湿了，掌管经卷的长老名叫Wangx Deb Vongx（“往都勇”），他在一处叫Zangx Eb Dab Hsat（“漳乌达沙”）河滩晒经卷，水牯牛失蹄踩踏了这些神圣的典籍。往都勇和长老们很生气，于是立下规矩：过鼓藏节，一定要用水牯牛来祭祀，给祖宗赔罪。作为惩罚，长老们还给水牯牛安上了角和旋。苗族过鼓藏节还时兴斗牛，就是这样起源的。
苗语三大方言
苗语是苗族人语言的统称，苗语一般认为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分三大方言：东部（湘西）、中部（黔东）、西部（川黔滇），各方言又分一些次方言或土语，其中川黔滇方言分为7个次方言，各个方言及次方言内部还有土语之分。
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等用苗文翻译的《新约全书》
英国传教士胡托设计的苗文
那么，古苗文为何现在没有踪迹了呢？西部苗族这样传说：从前，苗家是有文字的，还有很多书本，不知是啥原因，最后只剩下一本书了，由长老保存在稻草枕头底下。一次，长老家人抱枕头出去晒，不晓得下面藏有书。有头牛路过，一下子把稻草枕头和书都吃了。大伙儿决定杀牛取书，等把牛肚剖开来看时，只见一层一层的牛肚子，书没有了。苗家认为，牛的“千层肚”，就是一页一页的书变成的。从此，苗家失去了文字。丢失文字，对不起祖先，就用牛的“千层肚”作祭礼，告慰祖先，这是我们的书。西部苗族的“打嘎祭祖”礼仪，就是这样传下来的。
苗族芦笙
苗族芦笙
众说纷纭的雷公山古苗文碑，不少人认为就是一种古传的苗族文字。1930年，黔东南雷公山发现一块残碑，被称为“苗文碑”，贵州省博物馆现存一片残石及拓片。与此相邻的榕江县乐里镇也有一处被当地群众称为“老虎碑”的山石，正面横七竖八刻有似文非文、似图非图的线条，背面有各种方形、三角形等图案，不少学者认为可能也与古苗文有关。据1941年11月3日的《贵州日报》报道，当年贵州物产陈列馆举办了一个“苗夷文物展览”，有四种苗族文字的拓片展出，其中就有“雷公坪夷文残碑”拓片。1949年夏天，德籍文化人类学家鲍克兰（Beauclair）夫人专程到雷公山地区考察，获得古苗文碑拓片大小各一块，大拓片32字，小拓片7字。当时四川大学的学者、著名语言学家闻宥对鲍克兰夫人的拓片认真研究后做了如下推断：
首先，雷公山苗文碑不是赝品。伪造的文字很容易辨别，因为没有内在的结构性和统一性。这个碑刻显然是有组织的，决不是任意乱用了一些近似汉文的成分，也决不像道家符篆般故意画些曲折的笔画。所以就大体看来，这种字是不可能伪造的。
雷公山古苗文拓片
其次，碑文的发现是苗族研究史上的大事。已往的一些发现后来都证明系赝品，这一次的发现——纯粹苗区里所发现的无人能识的文字，似乎可以给我们以一个肯定的答复。这在苗族史的研究上，当然是一件大事。我们可以相信这个碑上的文字应该出于苗人之手。另外，这种文字可能属于巫师专用文字。之所以“无人能读”，便是这种字当它生存的时候，也只是为少数巫师所用。
近代，基督教传入贵州的苗族地区，西方传教士在苗族传教员的帮助下，创制了一些苗文方案，用于翻译《圣经》以及《赞美诗》等宗教典籍。影响较大的有威宁石门坎的柏格理苗文和黔东南旁海的胡托苗文。上世纪初，在黔西北威宁石门坎地区传教的英国人柏格理，同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等人配合，使用部分拉丁字母和一些记音符号，以石门坎苗语为标准语，创制了一种拼音文字，称为“坡拉字母苗文”（俗称“老苗文”），用于翻译基督教圣经，编写课本，记录苗族民间故事、诗歌以及记事、通讯等。这种文字，现在仍在川、黔、滇部分苗族中使用。民国初年，英国传教士胡托在黔东南凯里的旁海传教时，在苗族传教员潘世银等人帮助下，以旁海苗语为标准音，以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国语注音字母为基础，创制了一种“注音字母苗文”，翻译印制了《圣经·新约》和《赞美诗》等读物。这些文字均没有在苗族中流传和推广。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关心苗族的文字问题，曾先后派出工作组和工作队深入苗族地区调查研究。1956年10月在贵阳召开的“苗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会”上，由于苗语方言差别较大，按湘西方言、黔东方言和川黔滇方言，各创制了一种文字，另外还改革了滇东北次方言的旧文字（即“老苗文”），使之规范化、科学化，各种文字均采用拉丁字母。苗语和汉语相同相近的语音，在字母形式上尽量和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以有利于互相学习和交流。
